慈禧太后带着一百多名皇室成员，在一群忠诚的大臣的陪同下，离开了皇宫，逃离了西安。回到皇宫后，大清不得不签订了与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可以说，这一变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当时的宫廷内的保守党人开始积极地推行这一变化。

在慈禧的支持下，光绪二十七年，清朝实行了一系列的变法。到了慈禧执政的晚期，更是出现了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局面。为此，慈禧下令大臣们集思广益，此时，载泽向太后建议：“利用新制，使大将军权向中心靠拢。”

在慈禧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宪法，她不能擅自做主，于是派了四位大臣，前往西方，调查其他国家的宪法。一九；零六年，考察团回国后，曾上呈给慈禧，载泽在信中说：「修宪，其利在国家，其利在人民，其利在臣子，其利在臣子。」

载泽解释道：“朝中的官员和官员，大多不在朝堂上，他们会认为新律法对掌权者不利，想方设法阻止。其实，当权者所制定的新《宪法》，其最基本的目标是维持政权，并无任何危害当权者自身的利益。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反对，主要是他们知道，一旦新的宪法实施，他们的权利就会被削弱。”

为此，他以《日本宪法》为例，罗列出日本君主在立宪之后，将权力从日本治理者手中夺回来的十七条原则。在密书中，载泽也给出了这样的总结：“立宪之后，无论是政权、外交、军事、经济，还是赏罚、任免，都由君主来决定，即使是议会的掌权者也可以决定。”

对于载泽而言，所谓的“宪法”不过是将地方官员的权利夺回来而已。

这一刻，载泽的思维就像是出了问题，这种道理放在有心人的眼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宪法》都应该以保护民众的权利来削弱执政者的权利为前提，而对官员的权利进行限制，这一点并不清楚。载泽拿日本来举例，这就更不对了，因为在明朝之前，日本人的皇帝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没有任何实权，而清朝的君主则是绝对的君主。

简单来说，就是日本皇帝的权势已经所剩无几了，他必须要通过宪法来提升自己的“存在感”。而清朝的掌权者，显然是势力过大，已经到了不能再大的地步。因此，载泽所说的话在逻辑上显然是有问题的，他的话也不可信。说来也怪，载泽这套拙劣到近乎无稽之谈的话，竟让慈禧听懂了。事实上，纪泽的话让人信服的理由有两个：

一是,载泽地位尊崇，不但是皇室成员，更是慈禧的侄女婿，载泽的老丈人桂祥又是慈禧的弟弟，这让慈禧把载泽当成了“自己人”；

二是,慈禧见识浅薄，根本就没有弄明白宪法的实质，最初只是觉得宪法是一种弱化皇权的玩意，经载泽这么一通“摇唇鼓舌”，不仅对立宪有了极大的兴趣，而且还消除了她的警惕，重新燃起了集中权力的期望。

8月末，载泽上了一份密报，得到了慈禧的周而复始的批阅，奄奄一息的清朝终于踏上了一条新的征途，而载泽因立宪之功，更是被誉为“元勋”。

之前我们提到过，为了制定宪法，载泽等人游历了整个地球，但事实上，他游历的结果并不多。“立宪”一事，最早是日本人伊藤博文对载泽说的，伊藤博文曾经对载泽说过：“诸位要想强大，必须要改变法律。”

载泽来了兴致后，便开始询问立宪制对国君有何作用。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国情，伊藤博文说道：“一旦宪法生效，国家的一切大权，都将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载泽在一份密函中，将日本建国之后，要夺回十七项权利的事情，全部都记在了伊藤博文的手中。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次的调查并不准确，而且载泽的报告中也没有他亲自所见。

最后，随着新宪法的实施，慈禧渐渐看出了问题的实质，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慈禧在弥留之际，曾经说过：“我很遗憾，我相信了你的话，但是，我却一发而不可收，我想，五十年来，我一直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努力，但是，我终究是错了。”在她的一生中，慈禧对她所做的一切，都予以了否认。

可以这么说，慈禧在制定宪法以前，得到了以下一些关键的消息：

一是,立宪制之后，皇帝的权力仍然能够世袭罔替，而且不会减弱；

二是,革命党一直以来都在利用《宪法》来散布反满洲的言论，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在立宪之后丧失辩解的理由；

三是,立宪制之后，国际上的其他民族将会视清朝为“发达”的民族，从而使他们对清朝产生畏惧心理。

首先，毫无疑问，“立宪法”必然会弱化清朝的绝对君主制度；其次，革命派之所以能够将这件事情炒得沸沸扬扬，完全是因为清朝的腐朽，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实力来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这种说法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然而，从恽毓鼎的《澄斋日记》中可以看出，慈禧除了“立命”以外，她一生都沉浸在改革之中，直到她死去，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到目前为止，对于慈禧在晚清“后十年”新政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还存在着极大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