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变法”到“陈桥兵变”，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历史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关东和关西的地域之争，或者说，是关东的核心河北，与关西的核心关中之争。

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便是定都关中的秦国，和定都邯郸的赵国争夺乱世霸权，获得战争胜利的秦国，很快开始攻灭六国的进程。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刘邦和丰沛故旧们完整继承了秦国的基础，和定都彭城的项羽在荥阳对峙。而韩信率偏师横扫河北，不仅完成关中对河北的压制，还和刘邦一起集两大板块之力，在垓下合围项羽。

只用了短短四年时间，刘邦便一统天下。所以在秦汉年间，关中完胜河北以及其他地区，背后的原因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说的：“关中膏壤千里，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关中经济占天下经济总量的60%，就是定都关中的秦始皇、刘邦建功立业的经济基础。但是到了西汉末年，关中开始没落，河北逐渐崛起。

汉光武帝刘秀“单车巡河北”，得到河北豪强的支持，并收服百万铜马军，凭借地利、财富和人口，建立起定都洛阳的东汉王朝。从此以后，河北成为决定天下归属的地理、经济单元。

东汉末年，曹操击败袁绍夺取河北，便有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资本。西晋末年，羯胡出身的石勒攻占襄国（邢台）横扫河北，就可以自称赵王，和定都关中的刘曜分庭抗礼。鲜卑慕容部从幽州南下，击败冉闵占据河北，就建立起称雄五十年的慕容燕国。

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关中唯一一次反超河北，是氐族出身的苻坚建立前秦，不过肥水之战时苻坚一败涂地，统治中原的生态位很快让给拓跋鲜卑。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定都大同，随后孝文帝迁都洛阳，从地理上来说，北魏是典型的关东王朝。北魏重用清河崔浩等关东士族，那么从政治光谱上来说，北魏也是关东王朝。

直到北魏末年分裂，高欢和宇文泰分别占据太原和长安，关中才在数百年乱世中真正有了一席之地。

把持西魏朝政的宇文泰创立府兵制、改革均田制、团结汉人豪族，成功把胡汉力量拧成一股绳，为日后的北周灭北齐、唐定关东打下深厚的军事基础、人口基础、经济基础。

所以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大唐秦王李世民灭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本质上是关中经过六百年的落寞后，凭借突然爆发出的强大力量，对河北地区的复仇，对关东势力的清算。

而在汉光武帝刘秀到唐太宗李世民之间的数百年里，河北和关中结下的深仇大恨，以及两个地理经济单元的隔阂，远远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

这点在李世民身上体现的非常明显。

627年，刚登基的李世民和大臣们聊天，说起人口的地域差异，就本能的抬高关中、贬低关东/河北，“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

李世民是雄才大略的天降猛男，更是以宽容纳谏著称的千古一帝，就这，还有严重的地域歧视观念。

可能李世民是无心之过，但无心之过恰恰说明，关中和河北的地域隔阂，是那个时代的人骨子里的东西。

那大唐统一之后，东西的地域之争消失了吗？

当然没有。

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尉迟敬德、温大雅、秦叔宝等关东豪杰出了大力气，可以说，正是这批关东归附功臣要兑现战争红利，才把李世民推到逼父弑兄的处境上。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要夺回朝廷大权，便借“废王立武”事件，拉拢李绩、许敬宗等关东大臣，清算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中权臣。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大唐都已经成立一百多年，以诗人王勃为代表的关东人士，依然借“二王三恪”之争，和关中人争夺大唐朝政话语权。

可以说，东西地域之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主导权之争，贯穿了秦到北宋的千年历史，更是大唐前期的主旋律。

那为什么河北能和关中争锋呢？

主要是因为河北的实力太强了。

关中势力的优势在于，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做为富庶地区，可以提供征服天下的经济基础，河西走廊和陕北草原只能养活游牧部族、小型割据势力，不可能诞生出争夺天下的竞争对手。

所以秦汉隋唐都是开函谷关迎敌，以一隅抗天下。

而从汉朝开始，河北便成为“土地肥沃人口繁盛”的地区，如果河北势力兼并了河南，那就更不得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评价过：“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而天府委输，待以成绩。”

安史之乱爆发前，颜杲卿说的更明白：“今河北殷实，百姓富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

可能一两句话不够直观，那我们再来看数据。

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年间，全国屯田共有1039屯，仅河北道就有208屯，仅次于关内道的258屯。以粮食产量来算，全国屯田年产稻谷192万石，其中河北道屯田产量就有40万石，占比超过20%。

大唐各地都有储粮的仓库，其中河北道有2100万石左右的存粮，远超关内道的814万石。

这就是河北的经济实力。

而从地理条件来看，河北西部是太行山，南部是黄河，东部是大海，北部是小型游牧部族，境内还有超大型铁矿、繁荣的马匹贸易，可以轻松武装起一支强大的军队。

唐玄宗李隆基的天宝年间，范阳节度使管辖9.14万兵马，是天宝十节度使中兵力最雄厚的，再加上东北部的平卢节度使，河北兵马将近13万人，占大唐总兵力的26%。

这就是河北的军事实力。

实力这么强劲，历史上占据河北的枭雄要是没有野心，那才是见鬼了。在刘秀、曹操、石勒、高欢凭借河北崛起以后，大唐忠臣安禄山又一次站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而安禄山掀起的安史之乱，不仅是对关中征服河北的反扑，更是关东人对关西人的新一轮清算。

要弄明白“安史之乱”的性质，我们必须弄明白，盛唐时期河北和关中的矛盾是什么。

我们在前面说，大唐的历次政治地震都有东西地域之争的影子。

但问题是，尉迟敬德、房玄龄、李绩、许敬宗等人帮助李世民、武则天夺权的时候，代表着关东人的身份。一旦夺权成功，在大唐“崇树今朝冠冕”的政治风气下，这些人加官进爵，正式进入士族的行列。

此时，他们便脱离关东或河北的地域身份，而是和关中士族合流，成为大唐真正的统治阶级。

于是，东西人士的地域之争，逐渐转变成整个大唐士族对底层人民的阶级压迫。

所以关东和河北人士的政治斗争胜利，并不能给底层人民谋福利，反而随着大唐士族越来越庞大，关东尤其是河北地区的底层人民，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贞观末年，大唐的核心功臣家族共有25家，食邑24900户，这个数字，对国家和底层人民的负担并不重。

但到了开元、天宝年间，核心功臣家族已经膨胀到140家，除了法律规定的食邑以外，随着政治纪律的松懈，他们还到河北等地购买土地兼并人口。

而且很多人除了食邑和兼并土地以外，还有数量庞大的祖业，比如北周八柱国之一于瑾的曾孙于志宁，就和唐高宗李治说过：“臣自周魏以来，世居关中，资业不坠。”

所谓“资业不坠”，意思是不论西魏、北周、隋、唐如何改朝换代，他们于家的资产都没有任何损伤，并且在稳步增长。

这样的结果便是“国家租赋，大半入于私门。”

河北原本就是大唐的赋税重地，史书上说“河北租庸，充满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再加上功臣、士族、官吏的剥削兼并，结果就是河北底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纷纷抛弃土地逃亡山林。

一句话，国家和士族对河北剥削的太狠了。

河北底层人民的负担重也就罢了，而在大唐士族的阶级压迫下，门第不高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出路。

因为大唐科举是不糊名的，答卷人是谁、出自哪里、和朝廷大员的关系如何，主考官们一看便知。

这样的科举考试，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鲶鱼，逼着士族子弟们上进，并且在统治阶级内部筛选人才，根本做不到在全国公平选才。

于是不能通过科举进步的寒门知识分子，就只能到边塞混军功，希望通过军功打开仕途的大门，而这种社会和政治风气，体现在文学上，便是大唐层出不穷的边塞诗。

例如边塞诗人的典型代表高适是沧州人，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工作过，岑参是荆州人，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工作过。

他们不是不喜欢长安的繁花锦秀，实在是蹲在长安没出路，才到边塞谋前程的。

这些边塞诗人是有名的，其他没名气的更多。

沧州人严庄，在大唐的官职体系下没有出头之日，就去幽州投奔安禄山，三四年时间便出任主簿，成为安禄山的亲信谋士。

幽州人高尚，年轻时穷困潦倒，为了出人头地也投奔安禄山，数年时间便成为安禄山的掌书记，随时可以出入安禄山的卧室，亲信程度可见一斑。

总的来说，凡是不被士族接纳的寒门知识分子，都到边塞节度使幕府混军功，提拔都很快。而那些追随安禄山的河北寒门知识分子，为了改变命运，不惜鼓动安禄山造反，希望打烂那个士族统治的大唐。

这就让河北在经济、军事、地理优势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才优势，不论从哪个维度来看，河北都可以和关中抗衡了。

而在关中和河北对立严重的时刻，民族问题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就是学界一直在说的河北胡化。

汉末三国以来，匈奴、鲜卑和各种杂胡在中原不停的打仗，打着打着就定居下来不走了。到唐朝建立初期，河北地区依然有浓重的胡人风气。

大唐灭东突厥以后，唐太宗李世民听从温彦博的建议，把大量突厥人安置在河北。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年间，又有大量的契丹、粟特、奚等外东北部族归附大唐，并且迁徙到河北地区。

数百年间胡人不断迁到河北，导致河北成为胡汉杂居的地方。

注意，胡人不是以零散个体的身份迁徙河北，而是以部族为单位迁徙的，这意味着定居河北的胡人是完整的部族，他们有朝廷授予的土地、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有成建制的军队。

这样的局面，和西晋末年的五胡特别像。

而河北成为胡汉杂居的地方，势必要求治理河北的军政长官，必须是通晓胡汉事务的人才，为了应付东北边境的战争，这个军政长官还必须能征善战。

于是在李林甫的建议下，唐玄宗李隆基选中了胡人出身、兼通汉家习俗的安禄山，并且大力提拔胡人将领，取代汉人将领。

这么做的目的，当然不是李林甫为了排除异己，而是相比民族属性单一的汉人军政官员来说，民族属性复杂的胡人军政官员，能妥善处理胡汉事务，而且通过提拔胡人将领，可以把胡人部族纳入大唐的军事体系，增强河北的军事防御力量。

我常说唐玄宗李隆基的选择空间很小，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关中和河北的地域矛盾、士族和寒门的阶级矛盾、河北的胡汉合流，就是大唐最大的一个火药桶。

这也是安禄山赶上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历史进程的推动下，安史之乱这种造反战争是必然发生的。

因为在河北人看来，你的大唐不是我的大唐，你的大唐盛世与我何干？

即便安禄山死了，河北人跟着安庆绪继续干，安庆绪死了，史思明和史朝义父子接着打。

说到底，做为大唐统一战争的失败者、大唐盛世的被剥削者，经济繁荣且军事实力强劲的河北人，不愿意和大唐一起过日子了。

7世纪初，李世民平定河北给大唐奠定根基，但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大唐“强枝弱干”的历史惯性，以及朝廷指挥西北藩镇平叛不顺利，导致大唐错过平定安史之乱的窗口期。

从此以后，大唐再也没能彻底平定河北，河北也没能真正独立建国，而是大唐册封安史降将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三镇节度使表面上臣服于大唐。

这就是河朔三镇。

可以说，以安史之乱为核心的东西之争，双方没有分出胜负，打成一个平手。

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利益。

马春华老师在《浅论唐代河朔三镇长期割据的财政原因》里做过估算，失去河北税收的大唐朝廷，依赖江淮的赋税为生，每年的财政收入是3000万贯左右，除去官员工资、神策军的军饷、赏赐和消费以外，户部平均盈余200万贯，皇帝内库平均盈余300万贯，总计500万贯。

每年500万贯盈余，看起来不少，但打仗是特别烧钱的活动，几千万贯也只够战场几个月的消耗，而要得到这几千万贯，大唐朝廷得积累十几年。

以大唐的财政水平，武力平叛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

大唐直辖河北的时候，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河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河朔三镇建立以后，虽然也征收重税招兵买马，但因为税收不用上交长安了，也没有士族和官僚剥削了，所以河北底层人民的负担减轻不少，河朔三镇也有相当充裕的财政盈余。

魏博镇的年财政收入是171万贯，盈余42—95万贯，成德镇的年财政收入是153万贯，盈余9—68万贯，幽州镇的年财政收入是112万贯，盈余在4—50万贯之间。

河朔三镇的盈余不定，是因为三镇的兵马数量不定，而且资料销毁，只能估算个大概数字。

不管怎么说吧，没有大唐朝廷和士族官僚的剥削，河朔三镇或多或少有一些财政盈余，这些钱可以用来赏赐士兵、修缮城池、打造装备。

所以魏博镇在田承嗣的治理下，“不出十年、既庶且富”，成德镇在李宝臣的治理下，“士驯业、农力穑、工就务、商通货”，幽州镇也差不多，士马精强，睥睨四方。

这样强劲的藩镇，又岂是大唐几个月可以打下来的？

既然河朔三镇的实力强劲，为什么不继续反大唐呢？

答案是，河北人民不想打仗，节度使不能打仗。

因为河朔三镇建立以后，河北人民已经得到满意的经济利益，他们害怕的只有两件事：

其一是大唐朝廷重回河北，继续和以前一样剥削河北人民，这会破坏“安史之乱”带给他们的既得利益。

其二是河朔三镇节度使反攻大唐，必然要加税和扩军，这同样会破坏“割据河北”带给他们的既得利益。

于是，安史之乱后河北人民的诉求就是，实现河北和平自治。

河北人民不愿意打仗，河朔三镇节度使便不能独立建国，为了维持世袭地位，他们便要一边向大唐称臣，表面上服从大唐的管理，一边向士兵们发钱，用利益维护士兵的忠心。

结果便是，长安朝廷册封河朔三镇节度使，河朔三镇节度使收买士兵，关中和河北、朝廷和藩镇，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

安史之乱，也成为一场永远没有结束的战争。

可以说，经济问题决定了晚唐的历史进程。

关中和河北的新型对立格局，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

安史之乱和河北割据自治，让大唐朝廷感受到河北的雄厚实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唐初年歧视河北的地域观念，积极吸纳赵郡李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的子弟入仕。

于是初唐不显赫的“五姓七家”，到了晚唐纷纷出任宰相，他们和关中士族合流，成为大唐新的统治阶级。

而河朔三镇割据自治，大唐朝廷为了防止他们再次反叛，便围绕河朔三镇建立了一系列的防御型藩镇，后来为了防止这些新藩镇反叛，又建立了一系列藩镇，到了唐宪宗元和年间，也就是9世纪初，已经有了48个藩镇。

结果就是大唐彻底碎片化，中央集权的盛唐景象一去不复返，全靠藩镇互相制衡，维持着大唐相对太平的局面。

藩镇林立的局面，必然需要大量的工作岗位，对于没有上升通道的寒门知识分子来说，其实是个利好消息。

他们不需要和前辈一样，围绕在安禄山的周围，以反唐为终生事业，只要有真才实学，他们就能在藩镇谋一份差事。

这些寒门知识分子在藩镇工作，尤其是在河朔三镇工作，把中原的仁义教化带到河朔，经过长达百年的耳濡目染，河朔三镇以及其他北方藩镇的胡人节度使们，逐渐汉化。

到晚唐的时候，基本扭转了河北胡化的环境。

在这种重新汉化的环境下，才有成德、魏博两镇节度使认同中国文化的行为，才有沙陀出身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只手扶唐社稷”的壮举。

唯一例外的是幽州镇。

幽州是河北离边塞最近的地区，原本就是胡人进入河北的第一道大门，所以割据自治以后，幽州没有和成德、魏博一样逐渐汉化，反而胡化更严重了。

例如有个留在范阳的卢氏子弟，都20多岁了，还能说出“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的话。

名门士族的子弟都这样，更不用说普通人家的子弟了。

幽州镇不认同中原文化，意味着幽州社会性死亡，被开除中国籍了。

五代十国时期，石敬瑭向契丹割让的“幽云十六州”，河北部分和晚唐的幽州节度使辖区完全重合。

这不能说是巧合。

唯一的解释是，幽州严重胡化，导致中原汉人、汉化胡人都不认可幽州是中国的领土，留在中国和割给辽国，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安史之乱打开了寒门知识分子的上升通道，重新汉化了河北地区，但也埋下“幽云十六州”离开中国四百年的隐患。

而节度使们不能独立建国、却又希望得到世袭的地位，就必须大力赏赐藩镇士兵，以求得到藩镇士兵的拥护。

这样长达百年的赏赐过程，导致藩镇士兵的胃口越来越大，动不动就要求节度使发赏钱，一旦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驱逐甚至杀死节度使，犹如家常便饭。

这就是晚唐的骄兵风气。

这种骄兵风气，从河朔三镇蔓延到江淮，从淄青蔓延到凤翔，整个大唐都出现了军权从皇帝下移到节度使、再下移到藩镇士兵的过程。

为了得到骄兵的拥护，藩镇节度使们都养成“与士卒均寒暑”的习惯，也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敢和朝廷士族一样搞官僚主义作风。

这是安史之乱送给士兵的时代红利，也是五代十国兵变无常的起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本质上也是晚唐骄兵风气的延续。

随着历史周期律的演进，大唐朝廷不可避免的衰落，官场腐败、土地兼并、苛捐杂税激起黄巢起义。

880年，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朝廷用重金打造的神策军一败涂地，至此，大唐的遮羞布被彻底撕开，再也没有威慑天下的力量，不能控制遍地藩镇了。

曾经傲视天下的河朔三镇，早已成为安史之乱的既得利益集团，节度使、士兵、农民沉浸在“河北和平自治”的既得利益中不可自拔，彻底丧失了乱世争霸的资格。

也就是说，关中和河北同时跌落下巅峰状态。

乱世的舞台，将由大唐和河朔三镇共同培养的骄兵、悍将、藩镇共同演绎。

唱主角的，是脱胎于黄巢起义军的宣武节度使朱温，以及出身于沙陀部族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

而河东和宣武的争霸，也预示着在此后的千年里，东西对抗将转变为南北博弈。

所以，到底该如何评价安史之乱呢？我觉得应该是——安史之乱是大唐版的“五胡乱华”，但因为大唐实在太过耀眼，不论士族和节度使造成多大的破坏，大唐两个字始终是凝聚人新的一面旗帜，于是战后的各方势力，在大唐的旗帜下展开一系列博弈。

当朝廷、士族、寒门、节度使、胡人都得到相对满意的利益时，便形成了各方势力的动态平衡，给大唐续命150年。

但也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必然爆发的安史之乱，给上一个千年东西对抗的铁骑嘶鸣，划上圆满的句号，给下一个千年南北博弈的刀光剑影，写下第一笔油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