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与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演变轨迹一样，由盛转衰。在其统治的276年内（1368-1644），形成了一个相当健全的国家框架，由此衍生出来的文化时至今日也影响颇深。而这些与明朝前期（1368-1507）国家礼制的定型有着千丝万缕的羁绊。
一 明前期国家礼制定型过程每一次新王朝的诞生就意味着战争，毁灭，重建和恢复。明前期正是名正言顺的开创和进取期，君主们为了获得正统的顺位和百姓的认同，必须重新构建起自己的规则。于是，新的礼制就诞生了，但这种礼制既借鉴前朝保持熟悉和接受度，又要有突破创新营造归属和主权感。总而言之，明朝开国之初即兴起大范围的礼制改革。
朱元璋在位期间就修订了《大明集礼》并不断完善增补，基本形成了一个五礼体系（源于周）——即以祭祀之事吉（祭）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军旅之事为军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冠婚之事为嘉礼。由于修订之初（1370）只是理论的汇集，缺乏实践执行的经验和可行性，导致《大明集礼》的初版并不是很完善，以致并无资格成为定制。所以之后的制礼活动还是层出不穷，并彰显了各个时期的特征。
洪武期间（朱元璋年号）国家礼制就趋于定型。其中五礼之中吉礼的更改修撰最为频繁，集中在1377与1388。例如天地之祀，宗庙，孔子之祀等都有明确的更改，更加细致和富有适用性。另外，吉礼通用程序也逐步丰盈，不断简化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而嘉礼仅此于吉礼，集中于1393。
主要是牵扯皇亲贵族方面的冠婚之事，后宫嫔妃礼仪的整治，宴席礼乐的规划。相对前二者，宾礼，军礼，凶礼的更改就比较简单，大多是保留延续历朝的礼仪。而除去《大明集礼》编制的礼仪，有些则超过了范围，增加了新的礼仪，对五礼这整个体系有了补充和全面的诠释。基本上五礼都有补充，而嘉礼最受朝廷重视，增补最多。这整体上是表现了个性与共性，延续与创新并存的特征，不同于之前的刻板和局限。
而在洪武期间明朝礼制趋于定型了之后，实践的进度却由于不同礼制制定时间的不一迟迟搁缓。因此在永乐（朱棣年号）之后，国家礼制以嘉礼和皇室丧礼为主仍有更定和创新，可整体上还是洪武礼制的延续。嘉礼的变动最为显著，洪武朝没有条件举行的嘉礼在此后陆续举行，也改进了许多洪武朝举行次数不多的嘉礼。其他礼仪大多符合实践，照常进行保留下来，只有少数随着实践的推进稍有修改。既而，整个礼制定型的过程持续于嘉靖（朱厚熜年号）之前，此后就成为定制了。
五礼体系之外，对于周朝礼仪的突破和中下层礼制的转移也值得令人关注。虽然皇帝是礼制制定的主导者，但由于文化水平的受限，不得让一大批儒士讨论议礼，修成了《大明集礼》。但儒士又大多数保留迂腐固化的气质，在关键性礼仪上墨守周礼，这与实际的发展背道而驰。于是朱元璋在1374年大胆提出质疑，对丧服进行了改制。之后又在主要祭礼上进行了关键性调整，更加符合实际，基于实践总体呈现简化的趋势。最后使得祭礼和嘉礼简化，军礼，宾礼，凶礼具有普适性。
中下层礼制的转移是明前期国家礼制定型的重要特征，其制定大致有两个特点，一是颁布一系列文献来推行，二是往往是直接颁行。这些的确不同于上层礼制制定过程中的矛盾牵扯，中下层礼制对于整个礼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连接作用，也是一大创新。具体表现为官民交际礼仪，冠服居室器用等第，王国在外衙门礼仪，官署礼仪等。中下层较上层礼仪参与面更广，更深刻地渗透到了日常百姓官员的生活中，为国家的运行增添了活力，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力量，营造了贴近民意的风气。
二 礼制定型对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构建对于五礼体系而言，主要是针对上层量身定做的，他们掌控着整个国家的风向，奠定了整个国家的基调，用一套完整的体系来规范上层人士的行为，就使得整个政治环境合乎情，止于礼，变得井井有条。
而此礼制构建之初是为了革除元代之乱，恢复以周礼为代表的传统礼制。这就是所谓的正统之争，华夏民族的认同感，从而获得国家上下的支持，巩固新建立的政权。显然明朝五礼体系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并且增加了实际的可行性，其背后所衍生的等级秩序，也让天子旗下的臣民倾身于他，是整个政治统治更加有说服力。
此外，五礼体系虽说有更改和增添，但仍然摆脱不了自周以来浓郁的道德纲常伦理，使得人们心中还是有不能逾越的界限，整个社会秩序也被笼罩其中，有了标准人就会被约束和遵循。使得社会上下都“彬彬有礼”，伴随着浓厚的文明，注重宗族和孝道观念。但若这标准略有偏颇，有失水准，整个结果就是消极的。说到底其实就是统治工具的一个制作与利用，被统治者只能服从将它融入骨血罢了，好坏两面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可说这对政治和社会秩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对周礼的突破与创新，是统治过程中必然的演变，只有这样国家才会变得更好，事物是处于上升的状态，在它还没达到峰值之前。而这次的突破更显得有人情味，更贴合实际，对政治清明，社会秩序有序起了极大的作用。新的礼制也在明朝形成一个定式，对清朝乃至现代都提供了以可借鉴的模范，长久地对整个社会起到了定型的作用。
中下层礼制的谋划，使礼制更加扩散于政治和社会场合。官民社交礼仪的设定形成一种秩序，以更好的于中央呼应，层层相扣，自上而下地运转国家这个机器。这其中对官员的规定，也让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级差的体系，更好地代表政治权力的不同和政治交际的秩序，总体呈现出亲疏，尊卑的氛围，利于皇权的巩固，但也助长了官场风气。
冠服居室器用的利用则在百姓面前形成了一种文化，与全民生活息息相关。与皇帝，官员的秩序相互匹配，也带动了相关经济的发展，让整个社会构架更加巩固。整个阶级就完全融入了社会里，构建了一个发达的礼仪网络体系，以礼制更好地协调社会关系和地方矛盾。
依此，一个体系构架成熟的大国就展现在图纸上，对整个亚洲都产生了功不可没的影响。
三 结语一个发达成熟的朝代必定有其独到的体系来支撑它的运行。而国家礼制就是无法忽略的一种体系，全方面地贯彻到了国家上下。当时代的背景被置换到了朝代前期，礼制就是一个重建和定型的过程，是时代对它的召唤，对于国家的稳定是刻不容缓的，这也可称之为一个新的国家标志。
而礼制定型的过程是一个延续与创新的矛盾两体。正如新事物的上升，礼制的构建总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当中也会因为诸多因素的考虑有所限制。明朝前期礼制的定型对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构建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影响，使整个国家上下都按部就班，正常运转。
我们应该铭记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要求赋予的礼仪秩序，我们需要利用得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