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还在等他？”

王婶一边递过来一篮子鸡蛋，一边随口问了一句。我低头摆弄着手里的针线活，手顿了顿，嘴上却轻声说：“没有啊，早没这事了。”可心里像被什么戳了一下，泛起一阵说不清的酸楚。

1983年，我刚满20岁。家里人急得不行，母亲天天唠叨，说村里的姑娘这个年纪都嫁了，再拖下去就成了笑话了。可我偏不着急，心里藏着个小念想——我要找个当兵的！

那时候，穿绿军装的兵娃子在我们村可是稀罕物。每次看到他们从镇上路过，我总忍不住多看两眼。那一身绿，笔挺得像带着光，走起路来跟风都不一样。母亲说我眼高，可我心里清楚，我就是想找个穿绿军装的。

母亲急得不行，托了王婶四处张罗给我介绍对象。可我一听，不是种地的就是做木匠的，连面都懒得见。母亲气得直拍桌子：“你就非得找个当兵的？咱村儿有几个兵？这么挑，真要挑到老！”我低着头听着，但心里比谁都倔。

1984年夏天，王婶突然跑到我家，说镇上马家沟有个叫马志成的兵娃子，刚回来探亲，人高马大，模样周正。我一听是当兵的，心里像被点着了火，连忙答应见面。

见面那天，马志成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站在我们堂屋里，显得格外精神。他一进门，我就偷偷瞄了他一眼，脸一下子就红了。他不太会说话，声音低低的，说起部队的事儿倒是滔滔不绝。我听得出神，觉得这人憨厚实在，正是我想要的。

两天后，马家提议趁他探亲在家，把婚事订下来。母亲一开始有点犹豫，觉得太仓促了，可经不住王婶劝：“兵娃子不比别人，时间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于是，订婚的日子火速定了下来。

订婚那天，我和母亲去了马家。他家条件一般，三间土坯房，院子里种着几棵枣树。那天阳光正好，枣树的叶子绿得发亮，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我对这些不在意，只想着人好就行。他母亲热情得很，订婚宴摆了八个菜，还给了我一个厚厚的红包。临走时，我和马志成一起去镇上的照相馆拍了张订婚照，他站得笔直，我笑得腼腆，心里甜得像蜜一样。

可谁能想到，这甜蜜没持续多久。

马志成回部队后，刚开始还寄了几封信，信里说他训练忙，等退伍后就回来娶我。我每天盼着邮差，盼着他的信，可时间一长，信没了，消息也断了。我以为是他忙，没多想，只是一边干活一边等。

1985年年底，听说他退伍了，我心里高兴得不行，想着他总该回来了吧。可一等再等，还是没消息。我忍不住去了趟马家，可他父母支支吾吾，说他在城里找了份工作，暂时回不来。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可没证据，也不好多问。

直到1986年春天，真相终于摆在了眼前。那天，马志成的父母突然上门，说他在城里认识了个姑娘，两人已经领了结婚证。马志成还说，他不打算回村里了。母亲听了气得直拍桌子，我却一句话没说，心像被掏空了一样，整个人都木了。

后来，我和马家退了婚。那段日子，我像没了魂一样，整天呆坐着发愣。邻居们都说我命苦，可母亲却骂我：“不就是个当兵的嘛？又不是天塌了，怕啥！”她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从失落里泼醒了。我想，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得重新开始。

王大娘又给我介绍了一个人，叫刘志刚。他家在镇上开了个小木器厂，专门做家具。他跟我一样，兄弟姐妹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人勤快，实在，还会哄人开心。第一次见面，他带了两斤糖果，说是给我家弟弟妹妹吃的，母亲一看就喜欢上了这人。

后来，刘志刚时不时来我家帮忙，下地干活、修房补墙，什么都抢着干。我慢慢觉得，这人虽然没穿军装，却有种踏实的可靠。他说话幽默，总能逗得我笑出声来。

1987年底，我和刘志刚结了婚。婚后，我们搬到了镇上，住在木器厂旁边的小房子里。他每天忙着做家具，我在家里操持家务，日子过得简单却温馨。

几年后，木器厂越做越大，我们也攒下了一些钱，盖了新房子，还送孩子们去城里上学。刘志刚对我很好，家里的事都听我的。每次我提起当年的事，他总会拍拍我的手，说：“还好那小子不回来，不然哪儿轮得到我娶你？”我听了，总是又气又笑。

前些日子，我在镇上赶集，遇到了王大娘。她神神秘秘地跟我说：“听说马志成日子过得不太好，那个城里媳妇嫌他没本事，早就跟他离了。他现在一个人，靠打零工过活呢。”

我听完愣了一下，心里竟然没有一丝波澜。回到家后，刘志刚还问我怎么了，我看着他，笑着摇了摇头，说：“没事，就是突然觉得，这辈子遇见你，真是我的福气。”

年轻的时候，总以为穿军装的就是最好，可后来才明白，真正的好，是能陪你风风雨雨过日子的人。而我，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