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月4日凌晨，湘江西岸岳麓山第九战区前敌指挥部，一群参谋开始向薛岳汇报：杨副司令长官所属之第20军、第58军到达攻击线，罗副司令长官所属之第26军和第79军到达攻击线，王副司令长官所属之第37军、第78军到达攻击线，战区直属第4军、第74军到达攻击线，气氛煞是凝重，因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最后关头就要到来了。

在泰山军第10军的拼死防守下，日军两个师团狂攻48小时也未能克城，而外围中国军队的八个军已经完成了对日军的反包围，“天炉战法”大获成功。薛岳遂镇定下达有关反攻时间的命令。

总攻时间是战区司令部用电台通知到各集团军、各军的，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多此一举，其实也未必。那个年代可不是每个官兵都有走时准确的手表的（所以一般战前要对表），许多低级军官甚至都没有手表，所以即便公布了统一总攻时间，也不代表所有基层部队都有条件准确掌握时间，从长沙附近的最高点岳麓山打信号弹，也是双保险的一个好办法，那为什么必须公布总攻时间呢？

在天炉战法的“熔炉”阶段，薛岳调集了战区所属之罗卓英第19集团军、杨森第20集团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主力，以及战区直辖的第4军、第10军、第74军等部队参战，这其中第10军负责坚守“炉膛”长沙城，而其他八个军20多万人马是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攻击方向和到达时间各不相同，如此庞大规模的大兵团会战，没有统一的总攻时间那就乱套了。

薛岳的总攻令也包括了围攻部署，那就是面对长沙城下以及担任交通线掩护的日军第3、第6和第40师团，各部队必须同时并且分头向日军发起攻击，如此才能使日军全线崩溃。如果是乱糟糟先后投入战斗，则优势兵力就变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所以总攻命令和时间下达后，日军三个师团同时遭到猛烈围攻，均是自顾不暇，再也无力援助其他师团。

第三次长沙会战形势图

李玉堂第10军的任务是死守长沙，给其他外围部队赶到战场争取时间，以一个军20000多人硬抗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进攻，第10军的压力可想而知，预10师师长方先觉连遗书都写好了（战后被公布在报纸上）。所以从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31日的晚间前哨战斗打响，到跨年以后的1月4日凌晨，第10军各部始终以防守为主，甚至已经开始巷战了，伤亡十分惨烈。

及至日军发现情况不妙准备撤退时，第10军也应从正面发起追击作战，这样的攻防转换也必须有准确的时间点，反攻早了，伤亡很大的第10军有可能被日军杀个“回马枪”，反攻晚了，则日军已经脱离战场跑远了。所以薛岳必须确定外围各军已经完成了战术包围、日军确实开始要溜时，才能下令第10军转守为攻，参与最后的追歼作战，这也影响着总攻时间点的确定。

当时的中国军队装备还比较落后，湖南战场上也没有制空权，所以暂时涉及不到军种间的协同，不然的话，空军出动也需要准确的总攻时间（欧洲战场那就非常重要了）。但是岳麓山那有战区直属炮兵的，不仅有大口径150毫米榴弹炮，还有40多门山炮野炮，一直在支援第10军的守城作战，给攻城的日寇以严重杀伤。

那么在第10军和赶到长沙南郊的第4军转入反攻时，岳麓山上的炮火必须延伸射击，要不然当中国军队冲到原来日本兵控制的城区，不是要挨自己的炮弹炸了？所以总攻时间的确定，对大兵团作战中的军兵种合成攻击，那是非常重要的，包括飞机进场、坦克出动、炮火延伸、通讯线路铺设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马虎不得，而各部队、各军兵种共同遵循的，就是同一总攻时间。

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月3日晚7：30，日军第11军司令部已经下达了“反转令”。由于日军掌握着制空权，同时在电讯侦察方面也比较先进，根据空中侦察和电文破译等手段，阿南惟几已经知道前线三个师团即将遭到合围，再不及时撤退就要被包饺子了，尤其是日寇粮弹两缺渐成强弩之末。

所以日军的撤退令其实要早于薛岳的总攻令，只是中国军队四面八方而来（长沙以北也有原来转入两侧山地的部队），所以日军想逃命也不那么容易，每向北撤一步，都要发生激战。同时，由于中国军队机动能力较差，绝大部分都是步行赶来，至总攻令下达时，仍有部分部队并没有赶到战场，比如抗日铁军第74军奉命从全州驰援，到日军跑路时也未能抵达长沙，所以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其实没什么战果。

另外就是在敌后担负截击任务的几个军，战斗力不够强悍，包括第78军、第99等部队，按薛岳的总攻部署，共有三个军另一个师为东方截击军和西方截击军，只有他们死死拦住日军的去路，后面追赶的大部队才能完成围歼。显然，这几个军虽然给日军造成了一定麻烦，也毙伤不少日寇，却最终没能真正的截住敌人，中日双方的战斗力还是差距较大的，最终，薛岳设想的聚歼战打成了追击战和“击溃战”。

无论如何，第三次长沙会战都是抗战期间较为辉煌的战役，九战区部队给日寇第11军以沉重打击，使其未来两年多的时间里，再不敢南犯长沙，战略意义还是很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