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时，法国国王——有“美男子”称号的腓力四世，接待了一位来自波斯的使者。这名使者自称代表伊利汗国的完者都汗而来，并奉上伊利汗的国书一份。这封国书用波斯语写成。文章要求法国出动十字军，与伊利汗国共同打击埃及的马穆鲁克人。若法国出兵，蒙古便将帮助他们从穆斯林手中收复耶路撒冷，而自己也将改宗基督教。

然而由于腓力四世正忙于内战，因此难以实现与完者都汗的约定，至于共同打击马穆鲁克，更是不了了之。虽然法国和伊利汗国的盟约未成，然而这封珍贵的国书却保存了下来，并被保存在巴黎的博物馆内。到了20世纪，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重新审视这封国书，却有了新的发现。这封国书虽然是用波斯文所写，然而所盖的印章却是用汉字篆文写成的。

美国汉学家田清波与柯立甫认为，这十个字应写作“真命皇帝天顺万事之宝”；德国蒙古学与汉学学者海尼士和我国学者刘迎胜认为，此十字应写作“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而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和岩井大愈和中国学者陈得芝认为，应作“ 真命皇帝至顺万夷之宝”。

因此部分专家认为，当时的中国对位于波斯的伊利汗国拥有相当大的管辖权。众所周知，波斯与中国相距遥远，它是如何成为中国的属国的呢？

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中国便与波斯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官方层面聘使不断，民间层面商旅如云。汉朝时，中国将伊朗成为安息。到了后来，便称之为波斯。

中国第一次对波斯拥有名义上的管辖权，还要追溯到大唐。唐灭西突厥后，中国将自己的军事力量投射到葱岭以外，并第一次与波斯成为了邻国。当时，波斯正在受阿拉伯帝国侵略，屡战屡败，几乎处于灭国的边缘。因此，当时的波斯国王曾连续三次向中国求援，并且还派自己的皇子——卑路斯去往长安求援。

由于波斯实在遥远，唐高宗李治拒绝了他们的求援请求。当时作为天下共主，李治还是决定主持公道。他派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奔赴西域，分置州县，并以卑路斯驻跸的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从此，波斯第一次成为了中国的“属地”。不过必须要说的是，当时中国对波斯只有宗主权而无治权，既不派官，也不收税。波斯都督府的军务政务，都由卑路斯王子自己办理。

到了后来，李治又将卑路斯册封为波斯王。但此时，阿拉伯帝国早就尽占波斯国土。这个所谓的波斯王，其实也有名无实。无奈之下，卑路斯只能第二次回到长安，成为了唐朝的右武卫将军。

数百年之后，当时的中国再一次对波斯产生了兴趣。当时蒙古帝国大汗蒙哥雄心勃勃，发誓要当“世界之王”。因此，他决定兵分两路，先夺波斯，然而再灭南宋。

1252年6月，蒙哥命令自己的弟弟忽必烈率军南征，灭亡了大理国，从侧翼包抄四川，从而吹响了灭亡南宋的号角。

同年，蒙哥又让另一个弟弟旭烈兀领兵西征。为了显示自己对弟弟的器重，西征军从成吉思汗分给诸子、诸弟、诸侄的全体军队中抽调了十分之二的人马。蒙哥注意到波斯地区堡垒林立，光有骑兵可不行。因此他专门向中原汉地派遣使者，抽调了一支汉人千户。这支部队是一支炮兵部队，以投石机、弓箭手和火器手组成，专门负责攻城拔寨。

旭烈兀第一个将要遭遇的，便是大名鼎鼎的伊斯玛仪派。蒙哥之所以发动第三次西征，很大程度就是因他们而起。

伊斯玛仪派是古代最早的恐怖组织，非常善于培养极具伪装能力的刺客。因此，欧洲人也将这群神出鬼没的刺客部队称为“阿萨辛”。伊斯玛仪派的首领被称为“山中老人”，他们多隐居在建造在高山的鹰巢之内，行动神出鬼没。值得一提的是，在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也提到了“山中老人”，他是“圣火令”武功的创始人，武艺极其高强。

经过186年的经营，伊斯玛仪派占领了大半个波斯。他们占据了多个商道，城堡达到了数十座，过往商队经常遭到他们的勒索。邻国们对其非常憎恨，但又不敢攻击他们，只能将他们斥为“木剌夷”，意思是“假道学”。

在蒙古第一次西征时，伊斯玛仪派曾经是成吉思汗的盟友。但随着花剌子模的灭亡，双方的关系迅速由友好转变为敌对。一次，蒙哥汗接见来自西亚的使臣，却发现他们均身着重甲。蒙哥汗一问才知道，他们非常害怕阿萨辛刺客，因此不得不出此下策。不久之后，蒙哥汗竟然亲身领教了阿萨辛刺客的袭击，差点被杀。从此时起，蒙哥汗便坚定了铲除伊斯玛仪派这个恐怖组织的决心。

在旭烈兀的指挥下，蒙古大军一路所向披靡，很快就杀到了伊斯玛仪派大本营——鹰巢之前。伊斯玛仪派的刺客单兵作战能力很强，神出鬼没，但是和训练有素的蒙古士兵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再强的武林高手碰到正规军，其结果就是灰飞烟灭。

在蒙古大军打击下，末代“山中老人”忽儿沙手下的士兵已经所剩无几。此时，汉人炮兵们已经在鹰巢建设了数百门投石机，总攻即将打响。

无奈之下，“山中老人”只好向旭烈兀乞降。然而谈判开始后，忽儿沙却没有像旭烈兀要求的那样，亲自到达的会谈现场。于是旭烈兀愤怒地拒绝了他的投降，对于鹰巢的总攻开始了。

在汉人炮兵的操作下，石弹、爆炸弹如雨点一般向鹰巢的城堡袭来。虽然城堡易守难攻，但在威力巨大的投石机面前，却如同纸糊的一般。最终，忽儿沙看到自己已经失去了一切，于是只好跪在旭烈兀面前，希望这位蒙古王子能留自己一命。

一开始，旭烈兀确实许诺保住忽儿沙的性命，不过前提是他必须劝降还未投降的上百座城堡。他为刀俎，我为鱼肉，身陷囹圄的忽儿沙不得不照做。然而当伊斯玛仪派全部投降后，旭烈兀又背信弃义地处死了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忽儿沙。所有投降的伊斯玛仪派，无论是男人、女人、小孩还是婴儿，一概处死。

就这样，强横一时的伊斯玛仪派彻底在地球上消失。唯一还能证明他们的存在的，只有英语中“assassin（读作阿萨辛）”这个单词。而assassin的意思，正是刺客。

旭烈兀的胜利，让波斯人、阿拉伯人欢欣鼓舞，认为蒙古人为他们除了一个大害。波斯史学家志费尼用诗一样的笔触写道：

“被他们妖氛沾染的尘世因此得到澄清。路人们现在来回通行，而不需担惊受怕或遭受缴纳过境税之忧，并且为拔除他们根基并将他们永久削干净的大汗的永久幸福而祈祷。”

然而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却没有想到，下一个死的就是他们。

1256年，旭烈兀被蒙哥汗册封为伊利汗，其封地为波斯全境。从此以后，旭烈兀成为蒙古帝国一个重要的藩臣。

1257年，旭烈兀的大军再次开拔，而他目标是位于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国。阿拔斯王朝创建于8世纪，其领土曾横跨欧亚非三洲。然而到了13世纪，阿拔斯王朝的领域已经缩小了很多，仅是一个以巴格达为中心的小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阿拔斯的哈里发（相当于君主），仍是伊斯兰世界的共主。

1258年，蒙古大军包围了巴格达，并且掘开幼发拉底河的河堤，冲垮了阿拉伯人的城墙。随后，旭烈兀无情地将哈里发裹进一个毯子，然后让数千匹战马从他身上踩过，将其踏成肉饼。随后，蒙古人在这座世界名城抢劫了30天，屠杀了周边80万居民。

占领两河流域后，旭烈兀继续进军，并且攻占了大马士革，马穆鲁克所统治的埃及已经近在咫尺。马穆鲁克将是伊斯兰世界最后一支能够抵抗蒙古大军的力量。然而在这节骨眼上，旭烈兀却领着主力部队东撤，仅留大将怯的不花带领2万人马驻守叙利亚。由于寡不敌众，怯的不花兵败被杀，叙利亚被马穆鲁克重新夺走，旭烈兀的东征从此停止。

这场战役，常常被视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然而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这场胜利并不能归功于马穆鲁克，而应归功于在中国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

明明形势大好，旭烈兀为何会率领主力撤军呢？让我们将目光移向中国。在1259年，蒙哥亲征南宋，结果却兵败钓鱼城。一次，蒙哥汗亲自观察钓鱼城的地形，结果被宋军发射的一颗石弹打成重伤。不久后，被称为“上帝之鞭”的蒙哥汗龙驭宾天。

蒙哥汗意外战死，让蒙古帝国的汗位空置了下来。由于蒙古人缺乏明确的继承规则，只要是成吉思汗的后裔都有权继承。蒙哥出身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一系，一共有三个弟弟，分别是忽必烈、旭烈兀以及阿里不哥。由于旭烈兀已经成为伊利汗，因此汗位归属应该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决出。揭示，蒙古诸王将齐聚蒙古高原，召开忽里台大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决出汗位。

由于蒙古人有“幼子守灶”的习俗，因此最小的兄弟阿里不哥最受看好。当时，驻守蒙古本土的阿里不哥拥有20万蒙古部队。反观忽必烈，他的封地在汉地，手中的蒙古骑兵只有2万人。

必须要说的是，此时的蒙古帝国还不是元朝，蒙古大汗也不是中国式的皇帝。成吉思汗被称为元太祖、窝阔台被称为元太宗，都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的称呼。

阿里不哥认为，已经保持蒙古帝国的现状，以草原为中心；而忽必烈则倾向于建立汉式的帝国，以中原为中心。

由于蒙古诸王将忽必烈视为异类，因此大多倾向于阿里不哥。若召开忽里台大会，忽必烈必输无疑。因此忽必烈率先对阿里不哥发动进攻，蒙古内战由此爆发。但让人惊讶的是，以汉军为主的忽必烈军，却暴打以蒙古骑兵为主的阿里不哥。1264年，忽必烈占领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这座草原之都，却被忽必烈带领一群汉人占领。

最终，忽必烈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大汗。同时，忽必烈将大蒙古国的名号上加上了“元”，并将首都迁到了大都（今北京）。从此以后，蒙古帝国的主体便由草原帝国转向了汉式的中原帝国。

因此，来自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的蒙古诸王都觉得忽必烈不地道、数典忘祖，竟然学了汉人的那一套，因此都不承认他的身份，更大规模的蒙古内战从此开始。

然而让忽必烈欣慰的是，旭烈兀却坚定地站在了他的一边。从血缘上看，旭烈兀和忽必烈同出身于拖雷系，从小关系就很好。而在另一方面，旭烈兀和其他蒙古诸王的关系非常不好。

首先，旭烈兀以残酷手段杀死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引起了北方金帐汗国的极大不满。作为旭烈兀的堂兄，金帐汗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从宗教感情上，金帐汗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旭烈兀。不久之后，金帐汗国和伊利汗国在高加索地区发生激烈交战。

其次，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对旭烈兀也极其敌视。在他们看来，旭烈兀是忽必烈的帮凶。因此，他们也经常派兵与旭烈兀兵戎相见。

因此无论是在血缘上，还是在个人利益上，旭烈兀都和忽必烈绑在一起，因此他的伊利汗国和元朝建立了极其紧密的关系。早在1260年，旭烈兀便承认了忽必烈作为帝国的大汗。而忽必烈也投桃报李，将旭烈兀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藩臣。

从本质上来说，元朝与伊利汗国，是天子与诸侯的关系。旭烈兀自称“伊利汗”，其实应该理解为“伊利地区的总督”。从性质上看，旭烈兀属于“西北诸王之一”，必须受元朝的控制。

从政治上看，旭烈兀之后历代伊利汗必须奉元朝皇帝为宗主，并受其册封和使用宗主所赐的印玺。

根据波斯史学家拉施特记载：旭烈兀死后诸弟、众异密跪拜请求阿八哈受其父之遗命登位，然而阿八哈却战战兢兢地说：

“忽必烈大汗是长房，怎能不经过他的册封就登位呢？”

因此在接受忽必烈的册封之前，阿八哈一直是摄政。多桑认为：“阿八哈以未奉忽必烈之命，不敢就汗位，坐一凳子上，执行最高大权。”五年后，忽必烈的使者才姗姗来迟，并赐给了阿八哈汗的诏旨、王冠、礼物，让他继承自己的光荣的父亲成为伊朗地区的汗，沿着父祖的道路前进。

印章，是王权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历代伊利汗所用的印章既不是蒙古文，也不是波斯，而是汉文。除了上述完者都汗的“真命皇帝至顺万夷之宝”以外。七代伊尔汗合赞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国书上，也盖有“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的汉文印章。

从“王府”两字来看，元朝确实认同自己是中原帝国，而伊利汗也认同自己是中原帝国的一部分。

历代伊利汗除了学习蒙古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还要学习汉文。

元朝不仅册封伊利汗，同时对伊利汗的功勋大臣也赐官封爵。例如丘拜尼王朝的创始人——阿米尔·朱潘，便被元朝封为“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而当时朱潘的辖地已经到今天土耳其境内了。

若元朝对伊利汗国只有册封之权，那和中国传统的羁縻关系其实也没什么分别。然而必须注意，元朝对伊利汗国的控制要比我们想象中要紧密得多。

首先，元朝对伊利汗国具有调用人员、委派官员，稽查户口与抽调税收的权力。例如泰定元年 （1324），元帝委任忽咱某丁主管西域户籍。终元一代，元廷委派官员不时勾考在伊儿汗国所辖的封户属民及应缴的财赋。

与此同时，波斯地区诸如天文、军事等技艺工匠就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为大元帝国服务。例如忽必烈征讨南宋，便专门向旭烈兀索要回回炮手以及八邻部人伯颜统将。在攻打襄阳城的战役中，波斯的回回炮手立下了头功。襄阳城破，南宋也很快灭亡。

在军事上，伊利汗国也给了元朝很多支持。当时，察合台系和窝阔台系诸王因不服忽必烈的统治，不断向元朝发难。而伊利汗国则听从忽必烈的指挥，在东北方向与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奋力作战。最终为元朝平息西北诸王之乱，维护帝国统一起到了巨大作用。

投桃报李，忽必烈也给予了伊利汗极多的赏赐。旭烈兀和后代自始至终，都享受着中原份地上的经济受益权。虽然远在波斯，伊利汗却总能在中国收取大量税款。与此同时，伊利汗的使臣出访中国，总能带回海量的赏赐。

伊利汗国和元朝的关系是那样的特殊，以至于元史专家朱杰勤先生说：“十三世纪，伊朗伊利汗王同中国元朝的政治关系是密切的。”

伊利汗国虽曰“汗国”，但实际上和元朝时期的高丽（曾被元朝命名为征东行省）很相似，具有高度自治。

因此，中国和波斯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变得相当紧密。蒙哥大汗征集一千多名中国火炮手、弓弩手从军带出大量先进武器技术设备，从而将火药武器传到了西亚以及欧洲。

在文化和科技上，波斯的细密画受到中国艺术风格的极大影响。波斯著名的天文学家纳速鲁丁·徒昔编纂《伊利汗国天文表 》曾向中国学者学习天文推步术。与此同时，中国还将雕版印刷术传到了波斯，并帮助他们实行纸币制度。至今，波斯语中仍保留着“钞”字。

元帝国曾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压迫和灾难，但与此同时却又以强有力的手段，将中国从四分五裂中统合在一起。不仅如此，元朝还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让中国人更具有世界主义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