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年过古稀的粟裕来到了谭家桥，而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到这片风景如画的地方。

粟裕默默坐在谭家桥白亭木竹检查站左侧山涧畔的一块巨石上，凝望着东南面被晚霞染红的石门岗，粟裕久久不愿离开。他泪流满面，似乎回到了44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血战之中。他对随行的刘奎说：

“我一生基本都是打胜仗，但在这里打了败仗。”

1933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大规模“围剿”。此战中，国军步步为营，用堡垒战术压缩我军的行动空间。到了年底，中央苏区从原来纵横1000里，缩小到纵横300余里。

面对如此严峻的军事形势，红军于1934年10月决定进行战略转移。而中央苏区周围最大的部队，便是红十军团了。

早在1934年7月初，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调回了长期在中央苏区东线作战的红七军团，将之组建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团长是年轻有为的寻淮州。当时，粟裕正在红七军团中担任参谋长。

根据粟裕的回忆，寻淮州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指挥员。寻淮州一天军校也没上过，当时凭借过人的战功，他19岁就当上了师长，20岁当上军长。在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之战中，他率领红二十一军直插敌后，截断了国军52师的退路，为全歼该师创造了关键性的条件。

1933年，寻淮州就任红七军团长，他年龄比林彪还小七岁，从而成为红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军团长。可以说，寻淮州是红军当时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其前途将是不可限量的。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将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突破重围与贺龙部会和。而红七军团改成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向安徽、浙江、福建一带开进，吸引部分蒋军的注意力，相机开辟新的苏区。

经过长期作战，红七军团仅剩4000多人，只有1300多条枪，这个任务是困难而艰巨的。红七军团出征后，打响的第一战便是攻占福州。然而以红七军团区区数千兵马，自然无法攻克福建的省城。在粟裕的建议下，红七军团放弃了对福州的攻打，迅速向闽东游击区进发。

到了10月10日，中央红军已经离开了中央苏区，而红七军团则转移到方志敏的闽浙赣苏区，获得了暂时的休整。根据中央的命令，红七军团和红10军兵合一处，组建了红十军团，依然称“北上抗日先遣队”，下辖三个师，兵力达到1万余人。

军团负责人也进行了变更，黄埔一期生刘畴西担任军团长，寻淮州则被降为19师师长，粟裕则在不久后担任了军团参谋长。

然而可惜的是，两股红色力量的合并，并没有带来想象中“1+1＞2”的效果。红七军团更擅长于正规战，老兵较多；红10军更擅长游击战，新兵多。1973年，朱德在评价这次整编时指出：

“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编成游击队。”

而这一合编，最终注定了红十军团的悲剧命运。

听闻红七军团和红10军兵合一处，让蒋介石焦头烂额，因此他专门调出20万兵力，专门对付红十军团。此时的红十军团已经离开了闽浙赣苏区，到达了黄山东麓的谭家桥。

如今谭家桥是一片风景如画的旅游名胜区，但在当年却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浴血疆场。

到达谭家桥后，刘畴西获悉，一支国军部队也如影随形般地跟随到了这里。他们，便是由国军悍将王耀武所带领的补充第一旅。

王耀武，我们都很熟悉。当时的他初出茅庐，还不算非常出名。立功心切的他一马当先，甩开了友军，成为了追击红军的急先锋。

敌军孤军深入，正是围歼之时。出身黄埔一期的刘畴西，自然不会对王耀武这个三期的小学弟手下留情。他认为，全歼王耀武，将改变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

刘畴西认为，这场战役应由他的老部队，由红十军改编的20师作为主攻。毕竟作为老部队，刘畴西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对此，参谋长粟裕却提出了异议。粟裕认为，20师原本是地方部队，更擅长游击战。而红七军团缩编而来的19师战斗经验丰富，更适合作为主攻。双方争论了一段时间，但到了最后，粟裕还是选择服从领导。将19师改为穿插部队，预备断掉敌人的后路。

随后，红10军团各部潜伏在王耀武部队必经之路两边的丛林中。不仅如此，粟裕还派一些侦察员化装成当地的老百姓，在路上自由来往。

在刘畴西、寻淮州、粟裕等将领看来，全歼补充第一旅应该不是什么问题。粟裕后来也回忆，这场战斗的立意非常好。只要能全歼补充第一旅，就能为红军补充大量人员以及弹药，且能打掉敌人追击的气焰。

红19师和补充第一旅是老对手了，双方多次交战，补充第一旅从来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因此很多指战员认为第一旅是“不经一击的部队，根本不是我军对手。”

但事实上，补充第一旅战斗力不弱，并不是什么杂牌部队。他们装备好，部队素质高，军官多出身于军校，战斗力并不弱。虽然它的名字有“补充”二字，但其实仍是一支中央军嫡系部队。

与此同时，王耀武虽然初出茅庐，但实际已经在国内战争中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王耀武率部坚守战略要地宜黄24天未被红军攻破，被蒋介石称之为奇迹。因此，蒋介石对于王耀武是相当看好的。

对于红十军团，王耀武并不陌生，他曾对自己的三个团长说：

“红军第十军团政委是方志敏，军团长是刘畴西，副军长团长是寻淮州，军团长和师长的作战意志很坚强，作战经验丰富，尤其以寻淮州最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红十军团上下对王耀武的轻视，最终让他们吃了大亏。然而即便如此，红军的胜算依然很大。相比于7000多人的补充第一旅，红十军团有1万多人，人数占优，且占了地利。若不发生意外，王耀武必然难逃灭顶之灾。但是可惜的是，战场上就是发生了意外。

此时，王耀武的2个团正一步步地走进红军的伏击圈。从地形上看，谭家桥确实是个伏击的好地方。

此地处于太（平）旌（德）歙（县） 3 县交界，自古扼守徽（州）宁（国）两府交通要道，正在修筑的大岩公路自北而南穿境而过。村庄较大，约有千户人家。 环村东西两面皆高山，东为鹊岭（与旌德分界），西为黄山，中间是平坦的山谷和由南而北的麻川河，南有乌泥关山隘口和石门岗、蛇形山制高点，乌泥关以北一路小山坡， 森林茂密，地势险要。

粟裕提出，从乌泥关起，先遣队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十九师、二十师的顺序设伏。待敌通过乌泥关，全部进入设伏地域后，即行封锁乌泥关口，断敌退路，阻击援敌。二十师会同十九师部分兵力，迅即对敌拦腰出击，将其大部歼灭在公路上。

粟裕的计划虽然周详，然而20师的战士大多是新兵，没有打过如此大规模伏击战，更缺乏野战经验，因此非常紧张。

就在这时，一名新红军战士因为过分紧张，突然提前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打破了刘畴西、寻淮州、粟裕制定的全部计划，也让红十军团的万余官兵陷入了绝境。

第一旅的前卫部队立即警觉了起来，他们很快就发现了红军的伏击计划。于是他们一边抢占路边高地，一边派人向后方的王耀武飞报情况。

打草惊蛇，兵家之大忌。刘畴西见状又气又急，于是提前下达出击命令。由于敌人有备，并没有被完全包围，因此这场伏击战瞬间变成了遭遇战。

王耀武虽然处于被动地位，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前方埋伏的红军并不太强。于是王耀武立即调来机枪和迫击炮，对我军进行了火力压制。我军本来就缺枪少弹，且缺乏野战经验，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之下，很快就落了下风。

虽然红20师的官兵奋勇抵抗，最终还是敌不过敌人的冲击，阵地最终被敌人冲垮。随着补充第一旅的官兵不断涌入，乌泥关以及谭家桥高地尽落敌手，战场主动权完全易手。

寻淮州见红20师兵败如山倒，于是立即改变了原本包抄敌人后路的计划，而是立即全力支援红20师，夺回高地。

当红19师到达乌泥关时，王耀武的一个团已经牢牢占据了制高点，穿插前进的红19师被机枪隔断在悬崖峭壁之下，兵力很难展开。

寻淮州一马当先，他亲自端起一挺轻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在寻淮州的鼓舞下，红军接连向敌人发动4次冲锋。枪械弹药不足，红军便吹起冲锋号，端着长枪刺刀，抡着大刀，与敌人奋勇拼杀。

几经反复，乌泥关高地终于被攻下，但是红19师也耗尽了攻击动能，失去了再战的能力。更令人扼腕的是，身先士卒的寻淮州不幸腹部中弹，身受重伤。在送往茂林的途中，这位英勇的年轻将领不幸牺牲，年仅22岁

寻淮州是那样的年轻，若他能继续活着，还不知道还能为人民立下多少的功勋。然而可惜的是，如此年轻有为的他还是牺牲在风景秀美的黄山东麓之下。

经过8个小时的血战，红十军团和补充第一旅打得两败俱伤，均精疲力尽。在这场血战中，粟裕也受了伤，他和其他指战员一起维持着部队，最终悄悄地撤离了战场。

谭家桥战役结束后，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谭家桥的山山水水，红十军团的悲剧已经不可避免了。

惨烈的谭家桥战役，成为了红十军团命运的转折点。如果打赢这一仗，红十军团将补充大量武器和辎重，能够真正在皖南站住脚。但可惜的是，红军输了，在皖南建立苏区已经不可能了。

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1月，红十军团无日不战，实力逐渐消耗，处境日趋险恶。

1935年1月，先遣队在赣东被怀玉山遭到了敌酋俞济时的重围，除了粟裕、刘英带领800多人突围以外，刘畴西、方志敏以及一千多名英勇的同志陷入了敌军的牢笼。

随着包围圈的缩小，红十军团饥寒交迫，不得不以草根树皮充饥。虽然红十军团已经濒临绝境，但是国军各部队也不好过。俞济时不断向蒋介石请示：“是否能撤回休整。”

但就在这时，方志敏的警卫员却悍然叛变，向俞济时供述了刘畴西和方志敏的情况。在蒋介石的严令之下，俞济时维持了包围圈。

1935年1月27日，双手皆中弹的刘畴西被搜出。仅仅两天后，方志敏亦被俘。

很快，刘畴西被押送到俞济时的面前。同为黄埔一期的学生，俞济时却连一句寒暄话也没有。穿着大氅，烤着炉火的他摆了摆手，让人把刘畴西带了下去。后来黄维听说此事后，大骂俞济时：

“天那么冷，你也该叫人吃顿好饭，穿一件棉袄啊！大家同学一场，你太狠心了。”

刘畴西被押送到后方后，蒋介石、顾祝同等人轮番劝说他投降。作为黄埔一期的学生，刘畴西只要松了口，不仅能立即摆脱阶下囚的困境，而且能够升官发财、尽享荣华富贵。

然而刘畴西却仅仅只是轻蔑地看了看那些说客，然后高傲地望向了远方。无论是友情、官爵还是死亡，都动摇不了刘畴西如同钢铁一般的意志。就如他所说的：

“死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因为生命已经掌握在我的敌人手上了。”

同样被劝降的还有方志敏，和刘畴西一样，坚定的信仰让他将所有的威逼利诱都拒之门外。不仅如此，他还在监狱中撰写了《可爱的中国》。他的铮铮铁骨和硬汉气质，连看守所的所长都被打动了，自愿将这篇感动无数人的随笔送出了监狱外。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和刘畴西在南昌并肩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晓刘畴西、寻淮州的名字，他们没有来得及看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享受不到人民给予命他们的，胸口挂满勋章的荣耀。但他们的战斗精神，他们的忠贞与热血，却永远是支撑人民军队战胜一切困难的魂！

红十军团的覆灭，让粟裕心如刀绞。但现在并不是哀悼同志的时候，烈士的遗志一定要有人继承。粟裕和刘英带领最后的800壮士，一头扎进了浙南的深山之中，开始了他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8年4月28日，已经成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的粟裕在挺进敌后的途中，再次经过了谭家桥。放眼望去，这里依然是一篇苍翠，松涛阵阵，溪流淙淙，仿佛逝去的战友在欢送他和新战友踏上新的抗日征程。

粟裕热泪盈眶，感慨万千。当沿途的百姓听说粟裕所带的队伍就是当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红十军团时，都敲着锣打着鼓，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纷纷来送行，一些人更是踊跃报名参军。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先遣队播下的革命种子早就扎根在黄山劳苦大众的心中。

谭家桥战役失败后，粟裕一直反思着这场战役。40多年后，他回顾这段历史时，客观地分析了先遣队失败的原因。在他看来，红十军团在指挥上虽然有纰漏，但并不是致命的。军团首长的决心和作战部署都是正确的。但是敌军实在太过强大，孤军奋战的红十军团却容不得半点失误。加上我军主观上的“左倾”错误的战略决策，最终让红十军团走上了绝路。

然而谭家桥的失败并没有打垮粟裕，也没有打垮他麾下的800壮士。他们将自己化为了火种，继承了烈士们的遗志。红十军团所遗留下来的星星之火，最终燃烧了整个原野。就如金一南所说：

“伍中豪牺牲了，出了寻淮洲；寻淮州牺牲了，又出了粟裕。革命的理想，战斗的意志像一个不熄的火炬，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中。”

粟裕擦干了眼泪，总结了教训，最终成长为一个攻必克、战必胜，指挥百万大军的绝世名将。谭家桥战役是粟裕一生中罕见的失败，但这场失败却也成就了他。

1948年9月24日，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呐喊着“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杀入了济南城。昔日谭家桥的胜利者——王耀武，化装仓皇出逃，最终被寿光县的民兵逮个正着。这一刻，不知粟裕会不会想起掩埋在茂林的寻淮州，枪杀于南昌的方志敏和刘畴西。我想这是必然的，陈毅有句话说得好，叫做“捷报飞来当纸钱”。

刘畴西烈士、方志敏烈士、寻淮州烈士、胡天桃烈士，你们看到了吗？

弹指一挥，到了1978年5月，粟裕重返谭家桥，他坐在一块巨石上久久不愿离去。最终泪眼婆娑的他下定了决心。回京后，粟裕对夫人楚青说：

“我在革命战争年代，身经百战，和我共同参加战斗的同志中，牺牲的同志有数十万，但我还活着，看到了革命的胜利。在我死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骨灰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八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

1984年，粟裕病逝后。中央遵从了粟裕的意见。4月28日，粟裕的部分骨灰被葬在了距白亭木竹检查站约 100 米的后山坡上。没有举行仪式，没有宣读悼词。伟大的粟裕大将，终于可以和这里埋骨的战友朝夕相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