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冯荣，电工，于冯幼琦出生前即在外打工，地点不固定。

母亲陈芳，有时随丈夫外出打工，有时在湘乡市区打工。

家里地坪里侧，有一座“柴山”。这“柴山”是女孩儿冯幼琦引以为豪的，她伸出手臂，用手比画着给我介绍：“柴山”大概有校门口那棵桂花树那么高，一间房子那么大……

奶奶一面刷着锅、涮着碗，一面跟冯幼琦絮絮叨叨地说着她爸爸和姑姑小时候挨揍的故事。说到末了，奶奶停下干活的动作，伸出右手，用手指朝冯幼琦点一点，叮嘱她：“你要听你爷爷的话啦，不要和爷爷顶嘴，莫惹他发火。”

奶奶说这些，为的是让父母都不在家的冯幼琦有个怕的人。

弟弟妹妹年纪小，服从管教。

冯幼琦领教过爷爷的“凶狠”，那时候她已经长大，都快十一岁了。那是一个不用上学的清凉的早晨，正对着高速铁路高架桥不过两百来米的堂屋里，不锈钢边嵌大理石板的餐桌上，只有一碗炒包菜。从睡梦中醒过来不久的冯幼琦坐在桌子的一边，端着白米饭，向那碗包菜很不情愿地伸出筷子。她夹了一点包菜，放在嘴里嚼了嚼。包菜又硬又脆，有一股生涩的味道。她把碗筷“啪”的一下撂在桌上，瓷碗碰着人造大理石板的桌面，发出一声脆响。对面的爷爷抬起头不悦地看着她，发出一声带着警告意味的“哼”。十一岁的冯幼琦听到了爷爷的警告，但醒来不久的迷糊使她没有在意，她嘟囔了几句，结果被爷爷扇了一巴掌。

冯幼琦不记恨爷爷。

除了妈妈，家里每个人都怕爷爷：奶奶怕爷爷，爸爸怕爷爷，已经出嫁了的姑姑怕爷爷，她也怕爷爷，比冯幼琦分别小三岁和六岁的弟弟、妹妹就更不用说了。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日子，他们仨服爷爷管。

冯幼琦：诉说

这“怕”有对爷爷的畏惧，更有对爷爷的尊敬。爷爷是这个农村家庭里有文化的人，他念过古书，哪家哪户有人去世做道场，他会被请去“念文”，家里的什么东西坏了，爷爷会修，砍柴、做农活，也是他一个人在忙。闲着的时候，爷爷读书、看报，很少议论东家长西家短。何况，冯幼琦永远也不会忘记，人生的第一个生日蛋糕是爷爷买的；捉蝴蝶掉到田里，爷爷背着浑身泥巴的她回家，爷爷的大脚板，一步一步踩在长着荠菜和艾蒿的小径上……

爸爸一回来，别的事都放在一边，骑上摩托车一溜烟到学校来看他好几个月不见的宝贝女儿。两人站在一块儿，都是一张有棱有角的国字脸，只是爸爸的肤色更黑些。他有双大眼睛，乌黑的眉毛像一把短而有力的匕首，敦实的身材，让整个人看起来有了几分鲁莽和火爆的味道。冯幼琦乍一见到爸爸，愣愣的还没回过神，像做梦似的任由爸爸拉着自己左转右转，看看长胖了还是变瘦了，有没有长高。爸爸这时总是眉开眼笑的，露出一口白牙，一副刚中带柔的样子。爸爸在校门口吸烟、刷手机等女儿放学的时候，坐在教室里上课的冯幼琦慢慢回过了神，一些零乱飘忽的想法逐渐在脑海里沉淀，等一放学，她跑到爸爸身边说，她想参加朗诵比赛。

爸爸眉头一扬，说：“那就参加呗。”

冯幼琦噘着嘴，眼睛盯着自己在水泥地上划圈的脚尖。她说：“老师说要统一服装，让我们先问问家长同不同意出钱买衣服，同意的才让参加。”

“同意！只要对学习有帮助的，爸爸都同意！”爸爸说这话的时候，嗓门挺大，正走出校门的学生有几个仰头打量他一眼，又扭头看看冯幼琦，了然地笑一笑。爸爸的嗓门大，这既和他工作的环境有关，也和他此时的心态有关——他是不会委屈女儿的。因此，除了嗓门大，还有一种豪气在。说完这些后，爸爸小声问冯幼琦：“要多少钱？”

几分钟后，冯幼琦已经从爸爸口袋里成功掏出了钱，一张五十元，一张十元，一共六十元，她要交到老师那儿去。老师在网上看了几套合适的衣服，还没有决定买哪一套，说先收六十元，多退少补。

冯幼琦背着书包坐上摩托车后座，伸出细细的胳膊环抱爸爸结实的腰身，她踏踏实实感到是她的爸爸回来了。摩托车载着父女俩，迎着远处西斜的太阳穿行在田野和山林间。

“爸爸，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爸爸，你带了好吃的回来吗？”

……

风很大，她必须得扯着嗓门喊话，爸爸才能听见。

爸爸回家第一天，全家人都欢天喜地，孩子们叫着跳着，抢着吃爸爸带回来的零食，妈妈一面嗔怪爸爸“你就惯着他们”，一面骑上摩托车去仁美塘买肉，爷爷拿着网去池塘打鱼，奶奶则把灶膛的柴火烧起来。如果不是春节，不过一两天，爸爸还没待够，妈妈就会催他出去干活。爸爸赖着不走。再过一天，爷爷奶奶开始帮妈妈的腔。他们都说：“你不出去赚钱怎么行？”爸爸只好老老实实背着包出去了。

只有一回，妈妈没有催爸爸出去。爸爸回来，春节过了，元宵节也过了，妈妈一直没有催爸爸，不仅没有催，还拉着爸爸不让他出去。爸爸在家待了好久好久，久到冯幼琦都觉得奇怪。妈妈对冯幼琦说：“赚钱是重要，但命更重要。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爸爸出去做事有风险，等安全了再去。”

这一次，爸爸回来过年是顺带看眼睛的。他说他的眼睛又干又涩，还老是眼花。回来的第二天一早，妈妈陪着爸爸到湘乡市人民医院。

下午回来，奶奶问：“是怎么了，要不要紧？”

“没事，就是手机看多了。医生叫他少看手机。”妈妈一面进屋放下手里的东西，一面回答奶奶。爷爷奶奶听了，都松了口气，放下心来。爸爸是家里名副其实的顶梁柱，孩子们上学的费用，家里的日常开销，奶奶的医药费，都靠爸爸在工地上干活赚钱来支撑。爸爸是个电工，以前，在广东，在山西，在各个又远又不固定的地方干活，妈妈大多同爸爸一块儿在外面，既有个帮衬，也能多赚些钱。后来，奶奶身体差了，住了两回院，不仅管不了这么多孩子，自己也需要人照顾，妈妈就回家来了。

冯幼琦读五年级的时候，爸爸在长沙找活儿。这下好了，不到两三个月，他总要想方设法回来一趟。

“你看咯，手机玩多了，把眼睛给玩坏了。你回来这么几天，损失几千块钱。”爷爷奶奶一出去，妈妈就数落爸爸，“明天就出去。你不去做事，一屋子人喝西北风。”

爸爸不辩解，望着妈妈像个孩子似的嘿嘿傻笑。妈妈在爸爸面前很有权威。

第二天一早，爸爸就提着包在妈妈的“押解”下去搭车。爸爸在长沙的工地上很挣得来，妈妈说，爸爸在家待几天，就损失几千块钱呢。

有几年，妈妈怀疑自己和这个大女儿八字相冲。她对付冯幼琦的方法之一就是把女儿关到屋子里，让她自己反省。当她对冯幼琦表示头疼的时候，婆婆经常发表相同的看法：“一点都不让着妹妹”“对弟弟也没什么耐心”“讲都讲不得”“脾气硬有杂天大”……如果她们知道，冯幼琦对妹妹的怨恨，是从妹妹还没有出生就开始的，准会吃惊得张大嘴。

冯幼琦是这一家子第三代中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她记得，在弟弟妹妹出生前，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姑姑、姑父……所有的人，全都宠着她。她三岁的时候，弟弟出生了，那时她还不懂得争宠，何况弟弟一岁多的时候，被检查出了智力发育上的异常，本就是个可怜的孩子。等她六岁的时候，妈妈又生下了妹妹。妹妹分走了本属于自己的爱。她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六岁生日那一天，爸爸打电话回来，让爷爷奶奶带着她和弟弟去医院。妈妈快要生了，住在医院里，爸爸在那儿陪护。爸爸说在医院给冯幼琦过生日。他们去了，病房里十分热闹，每个人都很高兴，大家的目光都轻轻地落在妈妈那隆得高高的肚子上，兴奋地谈论着肚子里的那个孩子，爸爸和妈妈问她：“幼琦，你说给妈妈肚子里的宝宝取什么名字？”大家把目光转向她，为的是等待她说出给宝宝取的名字，没人关心今天是她的生日，他们关心的是那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冯幼琦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失落，这种失落影响了她的脾性。

从此，她讨厌上了妹妹，妈妈和奶奶对妹妹的维护更令她愤恨。

在这件事情上，她不记恨爸爸。爸爸打电话回来，让他们去医院之前，首先说的是“幼琦今天生日”。她更不记恨爷爷。因为爷爷，她吃到了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人生中的第一个生日蛋糕。

那天，他们从湘乡市人民医院出来，快要走到车站的时候，她透过街边明亮的橱窗，看到了一个在白雪般的奶油上铺满鲜红草莓的生日蛋糕。那草莓仿佛长了双忽闪的眼睛，引得她一直扭头看着那个蛋糕，店里溢出香甜的味道更是粘着她，同她一起上了从城里开往白田的班车。她拉了拉爷爷的手，小声地央求：“爷爷，我想吃那个草莓生日蛋糕。”打她看见那个蛋糕，看见蛋糕上的草莓，她就忘记了妈妈肚子里的孩子，忘记了自己窝了一上午的闷气。爷爷望了望蛋糕店，又看了看孙女，站起身。奶奶带着弟弟坐在另一张座椅上，阻止爷爷，说：“别惯着她。马上要开车了，你还下去啊。”爷爷犹豫了一下。冯幼琦哭了起来，直嚷：“我想吃生日蛋糕，我想吃草莓生日蛋糕……”

爷爷下了车，一路小跑，往蛋糕店跑去。

爷爷一下车，不到一分钟，车就开动了。

那天，爷爷到家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比她们晚两小时，奶奶已经做了午饭让大伙儿吃过了。爷爷喘着气，黑黝黝的额头上满是汗。他的手里，提着冯幼琦渴盼的那个草莓生日蛋糕。

我会经常和同学们一块儿聊天。

“我妈老是向着妹妹。”

“我妹妹一闹，她就怪我怎么不管好妹妹。”

“我妹妹一哭，她就问我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无论什么事情，不管谁对谁错，她都会说：你是姐姐，她是妹妹，姐姐要让着妹妹。”

“我问我妈妈：妹妹怎么了？年纪小就可以不讲理吗？”

“我比你小那么多，你为什么还可以打我？”

我注视着感到委屈与不公的冯幼琦，不指责也不评判，只是听着，有时问上一句，使冯幼琦在卡了壳的地方得以继续讲下去。

还有很多同学也参与这个话题。当哥哥姐姐的似乎总是“背锅侠”。

冯幼琦既是一个讲述者，也是一个旁听者。她慢慢地对妈妈和奶奶的“偏心”不那么耿耿于怀了，在以后的聊天中，她可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语气自我调侃：“我总是那个替我妹妹背锅的人。”她觉得，“背锅”这个词很贴切。她也不那么讨厌妹妹了，自己是妈妈的女儿，妹妹也是妈妈的女儿。

冯幼琦写过这样一篇日记：

那是半年前的事了。

那天晚上，妈妈接到了一个电话，说爸爸做事的那个厂里缺做饭菜的，想让妈妈去，而且工资也不差。妈妈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去了。

早晨五点妈妈就走了。妹妹本打算一大早起来和妈妈告别的，但是她起来晚了，她的目光黯淡下来，每天笑得像花一样的妹妹，那一整天都没有笑。终于到了晚上，妹妹问我：“姐姐，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我也不知道，也许要过好几个月吧。”妹妹又问：“那我可以打一个电话给妈妈吗？”我说：“奶奶的手机没电了，明天再打吧。”我看到妹妹的眼睛红了，直到睡觉的时候她哭了起来。

日记的末尾，冯幼琦写道：

我知道，她是离不开妈妈，但谁又离得开妈妈呢？

冯幼琦的好朋友是诺心。在学校，她只有这一个好朋友。

冯幼琦五年级时的寒假爆发了新冠疫情，学校推迟开学。

春天的植物都在蓬勃生长，可人类好像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一年之计在于春，同学们都窝在家上网课。大家都闲得有点发慌，都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学，冯幼琦在家也待腻了，她想念好朋友诺心。

2020 年4 月20 日，终于开学了。她背着书包，戴着口罩，在校门口测了体温，进入校园，诺心已经在教室里了。

“哎，冯幼琦，好久不见啊。”诺心的眼睛在口罩上方的镜片后笑成了两枚弯弯的月亮。

“你好呀，诺心。”冯幼琦也笑，嘴巴在口罩下笑得咧成了一条小船。她很开心。

“我在群里叫了你好多遍，你都不理我。”诺心埋怨道。冯幼琦解释说：“我爸爸把手机拿走了。”

诺心的爸爸也不让她玩手机，她从来不敢问爸爸要。不过，疫情期间妈妈在家，每天完成老师在群里布置的学习任务后，妈妈才同意她玩一会儿手机。诺心不在这事上纠结，她想起了别的事：“啊，我好后悔没有把我的草莓种子和草莓苗带来。”

她俩都是寄宿生，开了学就住校，每周周五下午放了学才能回家。

“草莓种子和草莓苗？”

“嗯，我种了草莓，已经发芽了。等结出草莓，我带来给你尝尝。”

……

两个女孩儿不紧不慢地聊着，用这些和风细雨般的话语滋润着她们的友谊。

班上有些女孩子经常今天和这个好，明天和那个好。

冯幼琦和诺心各自保留着自己的独立性，交往不过于密切，并不为着对方改变自己，抑或让对方为自己而改变，因此也从不产生尖锐的矛盾。从学前班到五年级，两人在上山学校一起度过快七年时间了。这七年间，有时也会有点小摩擦，但神奇的是，只要其中一个对着另一个笑一笑，这小小的不愉快就烟消云散了，两人又和好如初。她们的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加深，到了四五年级，她们都认为对方是自己的好朋友。

可是，等五年级一结束，她们就要去别的学校读六年级、读初中了，两人的友谊还可以持续下去吗？

冯幼琦跟诺心说：“我可能会去长沙读初中。”

爸爸在长沙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工作稳定，也赚钱。爸爸和妈妈商量，是不是想办法让冯幼琦去长沙读初中。

这是一个崇尚读书的家庭。奶奶经常对幼琦说：你爷爷小的时候可爱读书了，可惜家里穷，供不起。你看，你爷爷现在还是爱看书，所以能干。你姑姑像爷爷，也爱读书。可惜你爸爸不怎么爱读书，如果多读点书那肯定比现今要好些。

妈妈呢，她有些与众不同。冯幼琦家得到政府补助的条件摆在那儿，弟弟智力发育有问题，做个鉴定，拿个残疾证即可，可妈妈从来不想这事，有人劝，妈妈也不为所动。她宁可辛苦一点，多赚点，也不愿去拿这样的补助。平时，一家人生活都比较俭朴，她也不怎么给孩子买零食、买新衣服，但是，她愿意竭尽全力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妈妈对幼琦说：“争取让你去长沙读初中。”

冯幼琦的舅舅，就是读了大学，才有机会留在北京的。妈妈也希望女儿靠读书走出去。

诺心听了，两手一拍，说：“我爸爸妈妈也说过让我去长沙读初中。”

诺心听爸爸妈妈商量过很多回了，存钱、买房，让诺心去长沙读书。至于弟弟俊鑫，看是不是等他读完三年级，户口的问题有点麻烦……

2020 年8 月31 日，暑假结束，冯幼琦去花坪中学报到，读六年级。

暑假里，爸爸在工地上出了事，摔得很严重。妈妈一直在长沙的医院里陪护，已经两个月了。

爸爸在床上——先是在医院，后来在家里，躺到第二年的春天。入了夏，不时看到他骑着摩托车来学校接送妹妹和弟弟。弟弟九岁了，老师上门做工作，让他入了学，跟六岁的妹妹一起念一年级。乍一看，爸爸的浓眉大眼还是虎虎生威，那辆平时给妈妈用的女式摩托车被他压得有些可怜，可只要仔细打量，就能看出他精神不佳，有点恹，毕竟长时间卧病在床，刚刚恢复。关于赔偿事宜，未能同老板协商好，只好诉诸法律，让法庭来裁决。这些事，多是妈妈出面料理。爷爷奶奶上年纪了，妈妈只让他们在家管好孩子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叫她分心。

2021 年7 月，冯幼琦小学毕业了。

暑假中的一天，冯老师收到诺心爸爸的微信，说诺心9 月份会到湖南师大附中博才中学（学士校区）上学。

诺心的梦，一点一点在实现。冯幼琦呢，还能同她的好朋友一块儿去往那个繁华而陌生的城市吗？

王镇辉，男，2009 年7 月出生，2015年入学，就读于湖南省湘乡市上山学校。2020年在花坪中学读六年级，2021年到湘乡市育才中学读初中。

父亲王为辉，母亲赵丽，都是建筑工人。王镇辉出生前他们就在广东打工。

王镇辉是一名二年级的小学生，我是他的班主任。

王镇辉：课间活动

六一儿童节，班级举行包馄饨的活动。大家包完后，我请厨房做饭的师傅把馄饨煮好，分给老师和学生们吃。这些馄饨形状千奇百怪，大小不一，但毕竟是自己动手做的，食材也很新鲜，大家都吃得很香，连汤汁也不剩。余下的，我给每个学生发了一个小小的食品袋，让他们每人装上十来二十个带回去，和家人分享。

放学时，我站在教室门外的走廊上，目送着孩子们一个个走出校园。那时，我没有想到，在六月明媚的天空下，有一片阴郁的云从远处悄然朝我飘来。

晚饭后，我打开手机，准备度过一段悠闲的时光。微信里，班级群有些异常，凭着直觉，我嗅到了一丝紧张的气息。

几个家长在交谈，挑起话头的，是王镇辉的妈妈。

“家长们，你们家的孩子今天带回来的馄饨有没有异味？”

“我家王镇辉带回来的馄饨是臭的。”

我一时有点懵。

有家长回应：“我家孩子带回来的煮着吃了，没发现有什么异味。包得不怎么样，不过味道还可以。”

“我没在家，没听孩子奶奶说什么。”另一个家长说。

王镇辉的妈妈继续：“没吃的别吃了，吃了会拉肚子。我们家王镇辉吃了学校的馄饨，回家后一直拉肚子、呕吐。”

王镇辉的妈妈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如果因为今天包的馄饨有什么问题，我这个班主任以及学校的麻烦就大了。

我紧张地把活动前前后后所有的环节都在脑海里过了一遍——馄饨皮是我自己一清早去农贸市场专卖馄饨皮、饺子皮的店里买的；做馅的肉是拜托学校负责食堂采购的杨老师买的；包馄饨前，我叮嘱孩子们洗了手……实在没有哪个环节有问题啊。

班级群里的声音还在继续：

“那我得打个电话回去，叫他们别吃。”

“是不是天气有点热，闷在袋子里坏了？”

“肯定用的是变了味的肉包的馄饨，”王镇辉妈妈说，“孩子的爷爷奶奶打电话给我，孩子一回家就拉肚子，拉了好几回，送到村里的卫生室打了几个小时点滴。”

她义愤填膺又武断专横地给事情下了结论，给我定了罪：是老师买了变质的肉让学生们包馄饨，使她的孩子吃了拉肚子。

我拨通杨老师的电话。

“是新鲜的呀。清早杀的猪，我盯着他挑了一块好的绞碎的。我担保，绝对是新鲜肉！”电话那头，帮忙带做馄饨馅的猪肉来学校的杨老师言之凿凿。我打电话问他，不过是为确保万无一失，说话有底气。食品安全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谁敢开玩笑？何况，如果肉变了味，包馄饨的时候，这么多参与的老师，总该有一个人能闻出来；退一万步来说，果真是馄饨有问题，这么多人都吃了，就不该只有王镇辉一个人有反应。没经过调查，他妈妈这样一口咬定儿子拉肚子是因为包馄饨的肉变了味。我压制着气愤，思忖半晌，写了一段话发到群里：

各位家长，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也为了培养大家的动手能力，班级举行了包馄饨的活动。在此我说明一下，包馄饨的食材——馄饨皮与肉，都是今天一早买的新鲜的；在学校，班上的同学和学校所有的老师都吃了馄饨，除了王镇辉的妈妈所说的情况，目前没有发现其余任何问题。举行一次活动不容易，请家长们多一分理解与支持。

停顿了一下，究竟气愤难平，加了一句：

如果家长对学校与老师不能抱信任的态度，那么，以后我会尽量减少或不举办此类活动。这样，作为老师的我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这话发出去，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我并没有把握，我不过是尽量让自己冷静而不软弱地处理这件事。毕竟这个班我接手还不到一年呢，班级群里的谁谁的爸爸、谁谁的妈妈，绝大多数连照面也没打过，包括王镇辉的妈妈。

我只知道王镇辉的妈妈在广东，从微信头像来看，算是个比较时髦的年轻女人。此前，我和她的两次接触都是在微信里。第一次，是王镇辉在学校生了病，我联系她让她叫家里人接孩子去卫生院看看；第二次，是这个学期开学，爷爷带王镇辉来报到后，她在微信上把要交的费用转给我。2017年，用微信转账交费在农村是件新鲜事。

这两次接触她都没有什么客套话，直奔主题，只言片语就告结束，不知是因为忙碌还是性格冷淡。今天她一反常态，攻击的姿势明显。

“谢谢老师为孩子付出的辛勤劳动。这样的活动有趣也有益，希望今后还可以多举行。”最先打破沉默的是诺心的爸爸。这个班级和我有过接触的家长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好——态度谦逊，语言得体。这个不过三十出头的年轻爸爸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做业务，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孩子学习和活动的照片或视频发在群里，他经常会互动。

“我们家谭雅也说今天很开心。老师辛苦了！”紧接着，谭雅妈妈也回应了一句。她是一个上了年纪衣着朴素但很干净的瘦削女人，老公是个小包工头，多半时间在地点不固定的工地上，儿子二十多岁了，在长沙打工。她一个人在家带着女儿谭雅，女儿上课的时候，她就去附近陈家湾的小服装厂做计件的活儿。

“可能不是吃了馄饨的原因。王镇辉是不是吃了别的什么，或者感冒了？”周盈的妈妈在群里问王镇辉的妈妈。两家人都住仁美村，也许两个妈妈彼此是认识的。周盈的妈妈我倒是见过，看起来十分年轻，有三个孩子，周盈是最大的。周盈的父母都在长沙做卖凉菜、熟食的生意，一两个月回来一次。开学前后，周盈患了皮肤病，脸上、脖子上长了好些红痘痘，她妈妈担心处理不好，会在脸上留下疤痕，一直没去长沙，每天第二节课后来学校接送她去卫生院打针上药，好得差不多了才去长沙。

“没有。回家后，他什么也没吃。”王镇辉的妈妈断言。

“听说学校还发了别的零食，是不是那些东西的问题？”文彬的妈妈说。

“发的零食是不是过期了？哪位家长可以拍张照片给我看看吗？我没在家，也看不到。”王镇辉的妈妈说。

过了一会儿，谭静娴的妈妈发了一张牛奶盒子的照片，日期显示是在保质期内。她说其他的零食孩子已经吃了，包装袋也扔了。

“我知道了，我们家王镇辉不能喝牛奶，一喝牛奶就拉肚子。他身子弱，我在家什么饮料都不让他喝的。”王镇辉妈妈恍然大悟。

“有些孩子乳糖不耐受，喝牛奶是可能会拉肚子，如果你家孩子正是这种情况，要和孩子交代清楚，叫他不要喝。”诺心的妈妈在广州一家医院当护士，平时基本不在群里说话，这时候也参与进来，让我颇感意外。

“孩子这么小，他能管住自己吗？在家有家长管，送到学校就归老师管啊。学校怎么能随随便便拿吃的给孩子，吃坏了负得起责吗？”王镇辉妈妈开始了新一轮攻击。

“那你得告诉老师，孩子不能喝牛奶，毕竟这是特殊情况。”诺心的爸爸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不是你家的孩子上吐下泻去打点滴就说风凉话？”

“不是。我只是说，有什么事及时和老师沟通，找出原因和解决办法，别一开口就是找老师麻烦的腔调，这样换成谁都很难接受。”没想到诺心爸爸会把我想说而不便于直接表达的意思说出来，真庆幸有他这样明理又敢于直言的家长。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又交锋了几个回合，诺心的妈妈突然对诺心的爸爸说：“不要和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的人讲道理。”诺心的爸爸的声音消失了，其他家长则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沉默，现在只剩下王镇辉的妈妈还在愤愤不平。

“王镇辉妈妈，您看到了，学校发给孩子的牛奶是正规厂家生产的，也在保质期内。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发给孩子零食是为了增加节日的气氛，让孩子们高兴高兴。很抱歉我不知道您的孩子体质特殊，不能喝牛奶。”

发完这段话，我把手机扔开，再也不想理会这场破坏了我一天好心情的风波。

过了许久，等我调整了心情，洗完澡再看动静，发现在班级群里刮了大半个晚上的风暴已经平息。

“冯老师，我说话冲，是个直性子，不过我不是存心要找你的麻烦。”

“今天孩子的爷爷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上吐下泻，在诊所打了几个钟头点滴，晚上七八点才回去。王镇辉的身体弱，我心里担心，所以可能说话过了点。”

“平时我们也不在家，都是爷爷奶奶带着，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王镇辉长得确实比较瘦弱，有点女生相，就是骨架纤细，眼睛很大，睫毛很长，抿起嘴会露出两个大酒窝，模样妩媚，很像黄梅戏中由女性扮演的小生。按说，这种长相本身就拥有一点小小的优势，容易叫人心生怜爱。他经常一副娇滴滴的弱不禁风的模样，大概认为人人都要呵护他、迁就他，如果哪个同学出于孩子顽皮的天性或者只是不小心触碰他一下，他都要怒目圆睁哇哇大叫着讨伐对方。别人不来惹他，他也要跑去人家跟前挤眉弄眼挑逗寻衅，或者在自习课上猫着腰从这个同学跟前穿梭到那个同学跟前。被我逮个正着时，他也能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我没有讲话，我问颜子静一个题目，我跟章天渝借支笔；或者，他就把朱宇坚、杨昭和朱达功这些因为难得闲住经常挨批的可怜虫拉出来，说他们怎么怎么了，企图给自己竖两块挡箭牌，将我的不满转到别人身上。我咬牙切齿地将他一顿狠批。但是，等我发作完毕，怒火消散得差不多时，他双目垂泪可怜巴巴的样儿，又总使我暗暗反省：我对这个孩子，是不是过分了一点？我对这个孩子的厌恶，和他的妈妈有没有关系？

不，没有。那件事情过去已经很久了，何况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不喜欢这个孩子的做派。

一天下午，一放学，他背着书包急匆匆地跑出教室。可是，他并不是急着要回家。他沿着走廊跑过教室后门，到了楼梯口的平台上，从栏杆间的空隙往下一瞧，不知看到了什么，立马扬手把一个貌似小石子的物品扔了下去。那东西小小的，然而有一定的分量，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落在了楼下的水泥操场上。这一幕使我吓了一跳，只担心这小石子似的东西砸到谁脑袋上要头破血流。王镇辉对着楼下洋洋得意地扫了一眼，眼珠子骨碌碌一转，余光扫到我，马上收敛了耀武扬威的笑容，一扭身便往楼梯下冲。他对我的叫唤充耳不闻，继续往楼梯下窜。本来，凭他这敏捷的身手，是有可能溜之大吉的，但是，放学时分楼梯上的学生很多，阻挡住了他的脚步，并且我追着他连跑了几步，用十分严厉的声音连叫了两句：“王镇辉！王镇辉！给我站住。”他眼见逃脱不了，这才停下来，顿了顿，拖着万般不情愿的脚步到我跟前来。可是，当我问他扔了什么到楼下时，他又恢复了战斗的精神，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说：“我没扔什么呀。”

我不由自主又把原因往他妈妈身上找，是不是还是受了那件不愉快的事情的影响呢？

对了，相比王镇辉，我倒是挺喜欢他的姐姐。

王镇辉有两个姐姐，我说喜欢的，是他的小姐姐王俊霖。王镇辉读二年级时，王俊霖读四年级。不知怎的，这个孩子很喜欢到我跟前来露个脸。有时只是晃悠着她的脸冲我做个友善的怪模样，有时与我搭几句话，有时是在我组织班上的学生进行单脚跳、抱球跑、接力赛等课间活动时来瞧热闹。她剪很短的头发，长手长脚，也有两个大大的酒窝，笑容在阳光里十分灿烂，使人心里明朗愉快。她跑到我跟前来时，经常左右晃动着她的胳膊和腿，做出大大咧咧的模样，不像多数女生那样矜持、秀气。我一度以为她是个男孩子，有一回在姐弟俩都在的情况下，我对王镇辉说：“你哥哥……”没等我的话说完，王俊霖便一跃而起，瞪大眼睛冲我嚷：“我是他姐姐！我是个女孩子！”她说这话时，倒不是真恼怒，不过是要澄清事实，那着急时也带着笑意的脸泛着微微的羞赧，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她很活泼，几乎每天都要到我跟前来报个到。那时，我在寝室楼一楼一间房间里单独办公，一下课，便走出来看孩子们游戏。可是有一天，做课间操整队时，她的班主任陈老师板着脸训斥她，说她整天魂不守舍，站也没个站相。我随着陈老师的目光瞧去，王俊霖果然灰着一张脸，无精打采的样子。

王镇辉读三年级、王俊霖读五年级的那年五月，我去王镇辉家家访。在那座外墙只刷了水泥的简陋的二层楼的房子里，忧心忡忡的爷爷告诉我，孙女王俊霖这种失魂落魄的情形已持续大半年了。儿子、媳妇长年在外打工，照顾孙辈的责任就落在爷爷奶奶的身上。爷爷想了很多办法，先是买了副羽毛球拍回来，让孩子们玩，但王俊霖与姐姐、弟弟玩不过三五分钟，便兴致索然地将球拍放下，坐到台阶上，望着家门前荒无人迹的山坡长时间地发呆。爷爷怀疑孙女或是中了什么邪，于是求神拜佛，可女孩眼里的光彩还是一天天黯淡，整天都是病恹恹的样子。

地坪前端，有一棵枇杷树。明艳的阳光透过繁茂的枝叶洒下斑驳的光，王镇辉和同我们一块儿过来的男孩儿曾天祥、赵锦，手握竹竿，将那金黄的果实打落，阵阵笑语随着山风吹入堂屋。我望着他爷爷那因担忧而紧锁的眉眼，他脸上酱黑色的皱纹一条条写满了疲倦与沉重。这时，我才惊觉那个女孩确实已经有很长时间不再特地跑到我跟前来嬉笑玩乐了。我心里有许多隐晦的猜测，但不能对眼前这个老人提——她是不是受了什么惊吓？有没有受到性侵犯？是不是有抑郁症的可能？我只能回到学校后，找她的班主任老师——现在，她读五年级了，换了一个班主任，一个二十多岁正在考编的代课老师——请她多多关注这个女孩。

那个年轻女老师，她能做的也很有限。

而我，又能做什么呢？

很长一段时间，我为自己只能为这个女孩做这么微不足道的一点事而心有不安。

很快，女孩读完了五年级，离开上山学校，也离开了我的视线范围，时间令我渐渐地淡忘了她。有一天，王镇辉摇晃着乒乓球拍从我身边走过——现在，他身上令我讨厌的毛病好得差不多了——我突然想起了他的姐姐王俊霖，便向他问问情况。

算一算，王俊霖读初一了，都挺好，但她……她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男孩子。妈妈给姐姐、弟弟寄回新衣服、新鞋子，给姐姐们的，是女孩子们喜欢的颜色和款式，给弟弟的是男装，可是王俊霖不要女孩子穿的衣服，也不要女孩子穿的鞋子，她把给弟弟买的男孩子的衣服、鞋子匀一半，占为己有，穿得很起劲。

王镇辉身上的新衣服有点大，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踢了踢脚上那双小船似的鞋。妈妈给孩子们买衣服、鞋子时，总会买大一个尺码——大了能多穿两年，小了退换可不方便——因此，妈妈给弟弟买的衣服、鞋子，大两岁的王俊霖都能穿。王镇辉当然不肯，但他争不过姐姐，姐姐在这方面异常执拗，爷爷奶奶也无可奈何。妈妈知道后，在电话里说她，她不听，也只好随她了。

王镇辉在日记里写道：

我的妈妈是水泥工，建起房子，搞好装修。

在另一篇日记里，他写道：

那个金色头发中掺着黑色和白色头发的人就是我的妈妈。

爸爸腰疼，他又写道：

爸爸，我知道您是因为要供我们姐弟三人上学，所以拼命工作伤了腰。我再长大一点，可以挣零花钱的时候，我一定会给您买世界上最好的药给您治疗腰疼。

这些话语，都摘自王镇辉五年级时的日记。

人的成长，或许只需要一个瞬间的触发，当然，这一瞬是时间、经历、教育许多因素的凝结。

五年级寒假快过年的一天，爸爸妈妈回来了，王镇辉同两个姐姐欢天喜地去抢桌上的玩具和零食。可是，王镇辉的动作突然停住了。他看到，妈妈染成金黄色的头发中傲然挺立着几根白色的线条，像锃亮的刀在雪地里迸射出刺目的冷光。他再看，白发越多，一些与黑发夹杂一处，还有一些小心地将自己隐藏在其他同伴底下。

妈妈正俯着身子，整理行李。家里很热闹，在外面的人都回来了，那么多人，身体散发的腾腾热气驱散了敞着大门的水泥红砖屋里的寒冷。门外，山坡枯黄，了无人迹；门内，孩子们欢天喜地，又蹦又跳。爷爷奶奶平时总无意识锁住的眉头也舒展了，儿子、媳妇回来，他们对于孙辈的责任可以暂时卸下，放松放松。

王镇辉缩回手，搂着妈妈的胳膊，说：“妈妈，你累不累，我给你去打盆热水洗洗脸好吗？”

夜里，王镇辉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被窝的温暖里有妈妈洗过头洗过澡后留下的馨香。冬天的夜来得早，山村的夜更加寂静，被寒冷笼罩的屋里，妈妈轻微的鼾声让王镇辉昏昏欲睡。

读小学前，爸爸妈妈带着王镇辉在广东生活，爸爸妈妈总穿灰扑扑的工作服，很早出去，很晚回家……他们高举着舀满了水泥的砌刀往墙壁抹，有些泥浆掉到了地上……妈妈从正在施工的房间的另一头走过来，地上有一堆凌乱的木板，沾了泥浆的鞋从木板间的空隙穿过，妈妈的身体歪斜了一下，鞋仓促地落在一块木板的边缘，一颗钉子斜睨着天花板。可是，钉子突然消失了，消失在了鞋底，只来得及轻微地发出一声“哧”。这声“哧”一下就被淹没了，他听到妈妈“哎哟、哎哟”高亢而嘶哑的惊呼……她坐在地上，一条腿蜷着，一条腿向前伸出，血从那只脱下鞋的脚底渗出……

房间另一头的小男孩儿，只有三四岁，呆愣愣地看着这一幕。

血从那只脱下鞋子的脚板底下渗出，迅速把袜子染出一片红色。

房间的另一头，小男孩儿跨开腿，坐在一辆“小汽车”上，那是他的妈妈给他买的“飞天小汽车”。鲜红的血让他害怕……他扭转了“小汽车”的方向，向后使劲蹬着脚，“小汽车”的轮子滚动起来……小男孩开着他的“飞天小汽车”，消失在了门口……

越来越浓稠的黑暗把王镇辉拉向一个无知无觉的世界，在意识完全湮灭的最后，他听到自己在心里轻轻地叹了口气。他往妈妈身上靠了靠，睡着了。

2021年7月，我在外地。

雨后初晴，阳光洒在玻璃窗外阔大的树叶上，桌上的手机发出“滴”的一声响，有一条微信来了。

“冯老师还好吗？还记得您的学生王镇辉吗？他昨天去育才中学参加分班考试，语文作文题目是《写给××的一封信》，他说自己作文的内容是写给冯老师的信，我问他怎么想起写给冯老师，写的什么内容，他说谢谢冯老师教育他做个乖孩子……”

信息是王镇辉的妈妈发来的，实在让我意外。在我教王镇辉的后两年里，时常收到他妈妈发来的微信，但基本都是广告——她后来做起了微商——我反感这种不知分寸的打扰，几乎没有理睬过，也没留意她究竟卖的什么产品。没想到在王镇辉离开上山学校一年后的今天，她发来了一条充满感恩的信息。

院子里一棵繁茂的银杏树遮挡了太阳刺眼的光芒，室内幽暗、阴凉。我望着在枝叶上跳舞的光点，想起了那个我曾经不喜欢的男孩儿。

整整一年没见过他了。

想来，他已成长为一个小小少年。

朱宇坚，男，2009 年3 月出生，2015年入学，就读于湖南省湘乡市上山学校，2020年于同乡花坪中学读六年级，2021 年留在花坪中学读初中。

父亲朱德喜，道士师傅，在乡。

母亲余丽，打工的地点和职业不固定。

第四节课下课铃响，我从办公室出来，下楼。

人不多又不很着急的时候，我会走在楼梯的中间部位。左侧，铁质的楼梯扶手的油漆已经褪尽，有几处把栏杆与地面固定在一起的螺丝因年代久远有所松动，用力摇晃，“哐当、哐当”的声响使人十分担忧栏杆的牢固性，但至今为止，它一直顽强地挺立着，手在扶手上摸过后，会沾上一股不好闻的铁锈味。右侧，是粉刷着白石灰的墙壁，身体要是挨上，容易蹭上一两块醒目的石灰。我走在楼梯的中间，尽量与两边都保持一点距离，这样一来，上下楼梯的动作就有了几分看似从容的不紧不慢。从我身边经过以各种可爱表情向我问好的孩子可就不同了，他们大都习惯三步并作两步，连蹦带跳的，甚至还有胆大调皮寻求刺激的小家伙，经常趁没有老师在眼前，把腹部压上栏杆，整个人的重量差不多都落在圆筒状的扶手上，让自己像坐滑滑梯似的从上面滑下来。

学生们都下了楼，我落在后面，也不着急，转一个弯，就到了靠一楼地面的楼梯段。目光略微放远，近处是闪着银光的不锈钢电动校门，远处淡青色的天空下，广阔田野里的水稻叶尖已略微泛出一层青中带黄的色泽。没有阳光，这是初夏一个不是很炎热的阴天。我正带着结束一上午忙碌后的轻松一边下楼，一边望望远处，忽然一个男孩从我眼前的走廊横过。我先是被吓了一跳，接着回过神：这家伙，跑这么快，一定是想抢在其他同学前头去餐厅，免得打饭排队排到了后面。

作者与她的乡村学生

但是，男孩突然伸出左手，一把抓住楼梯间东侧餐厅后门的门框。学校有两间餐厅，由教室改造，分别在教学楼一楼楼梯间的东西两侧。男孩因惯性往前冲的身体在手臂的强力拉扯下以门框为轴心转了小半个圈，才停住。他回转身，以立正的姿势站好，朝我深深地鞠了个躬，恭恭敬敬地说：“老师好！”

他在跑的同时，余光扫到了我。

男孩个矮，体胖，肚子从胃的位置逐渐隆起，到腹部，在肚脐眼下面的位置迅速下降，形成上缓下陡的山丘一般的形状。但他朝我鞠躬的动作熟练而灵活。他总以这样隆重到叫人又好笑又窘迫的方式向我问好。

男孩叫朱宇坚，是我当过两年半班主任，且一直任教语文科目的班级里的学生，如今读五年级了。

我叮嘱过他：“叫‘老师好’就行了，不要这样鞠躬，反倒吓老师一跳。”

下一回，他照旧叫“老师好”，照旧鞠躬。

他腰弯到一半，猛然想起我提醒他的话，一下便慌了张，动作僵住，抬起身子，不安地觑我一眼，又缩着脖子低下头去。他是怕我责备，同他讲过的事又忘记了——他是经常挨批评的，作业没完成、捉了蚯蚓或别的虫子藏在抽屉、吃饭吃得前襟全是油渍、课桌下扔了满地垃圾、午觉时弄出声响……经常挨批评，遇到点什么就习惯性地担惊受怕。我只好不提这茬，只是瞅着他别有含意地笑笑，他不好意思地挠挠脑袋，嘿嘿傻笑两声，等听到我开口回复“你好”，才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一溜烟就跑掉了。从此，他还是照以前的习惯，只要在开阔的地方，碰见我，先来个大幅度的深鞠躬，再直起身子，说：“老师好！”

朱宇坚最大的爱好是吃。

因为能吃，吃得多，吃的样子近乎贪婪，所以，这一点也成了他被人指摘的地方。邓老师说：“朱宇坚，你别这么吃了，肚子都这么大了。”邓老师和朱宇坚是长仑学校的“旧相识”。朱宇坚在长仑学校读一年级时，因为淘气声名显赫，爸爸想着换个环境看看会不会好点，就把他转到上山学校来了。后来，邓老师也调来上山学校，先后任总务主任和校长。

谭星星老师说：“朱宇坚，你有双下巴了。”谭老师是朱宇坚三年级的英语老师，是个有着少女心、爱打扮的两个孩子的年轻妈妈。

我也说：“朱宇坚，少吃点，太胖了怕长不高。”

他听了这些话，不生气，也不难过，还是那副嘿嘿傻笑的招牌表情，照旧吃。

我是朱宇坚读二年级时成为他班主任的，那时，他爱吃、能吃的特征远没有现在明显。七八岁的农村男孩，母亲常年在外，父亲和爷爷要做事，也隔三岔五不在家，他便由着性子野，墙角、菜地、稻田、山里，到处是他的乐土，挖蚯蚓、抓青蛙、捉知了、摘黄瓜、偷莲子，什么事都干尽了。衣着肯定谈不上整洁，卫生习惯也没有，走到哪儿，想撒尿，脱下裤子对着路边就撒。他长得其实还算俊秀，瘦长而柔嫩的脸蛋，眉目间存留了几分先天的灵动；个子不高，但那时年龄一般大小的孩子身高都还没有拉开；体型呢，很像清水塘里的瘦家鱼，又条又单。到了他快上四年级的时候，父母经过几年的拉锯战，终于离了婚。离婚前，好长时间，妈妈在朱宇坚不知道具体地点且遥远的“外面”，极少回家。乡邻间有些闲言碎语甚至传到我的耳里来了，说他妈妈嫌弃他爸爸，跟别的男人跑了。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后，他妈妈回了湘乡，在城里落了脚，做房产中介。

离婚后的好几个月里，他妈妈以大约一周一次的频率出现在学校。来的时候，她的手里多半提着装满各种零食的大袋小袋。

朱宇坚在学校寄宿。

从晚餐铃响到上晚课，中间有一个半小时，供在学校寄宿的孩子吃晚饭、洗澡、洗衣服。妈妈多半就是这时候来学校。

校园慢慢地不那么明亮了，丝丝缕缕的黑正从学校背后那不高的山坡悄无声息地流入校园，又溢向学校对着的广阔田野。天空好像一个画家，拿着一支巨大的画笔，蘸着极浅极淡的黑色颜料，一笔一笔耐心而缓慢地加重大地的颜色。西方的天际，橙红的太阳已消失在连绵的山线下，但它给最后驻足的地方留下了层次丰富又色泽鲜亮的光彩。

孩子们零散分布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厨房边、教室里、水泥乒乓球台边、寝室内、操场上……享受一天中最长的由自己安排的时间。值班的老师也在操场前后或校门口转一转，看看学生们洗澡、洗衣服的情况，或者望望校外广阔的田野与天空。

妈妈进了校园，四处张望，没有看到朱宇坚，于是问在操场活动的孩子，孩子摇头。妈妈往里走，再问。某个知情的孩子就朝着某处大喊：“朱宇坚！朱宇坚！你妈妈来啦！你妈妈来啦！”不一会儿，朱宇坚冒出来，朝声音来源处望一望，看到妈妈，就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也有几次，妈妈运气好，一踏进校门，就在操场上找到了玩得尖叫连连的朱宇坚。

不管是哪一种情形，总之，妈妈找到朱宇坚后，校园朦朦胧胧将黑未黑的暮色里，会有一高一矮、一大一小两个人在某一个角落站定。

妈妈将手里装满了零食的袋子递过去。

儿子收敛了淘气，带着又欢喜又忧伤的惶惑接过沉甸甸的袋子。

妈妈是带着对儿子的愧疚来的，但其实，婚姻的解除却使她容光焕发。

较两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现在她已经是另一个人了。

她穿一件到大腿中部的西装领风衣，面料挺括、剪裁合体，恰到好处地烘托着那有别于单薄少女的身材；五官经过仔细修饰，没有一丝杂芜的眉毛；脸不是夸张的白，但有光泽；嘴唇涂抹的口红色是精致而张扬的大红。她站在那儿，如一朵玫瑰在暮色中绽放，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朱宇坚呢，隔着一点距离站在妈妈跟前，杂草般的头发湿嗒嗒的，分不清是汗还是水——他喜欢四处疯跑，弄得满头大汗，又喜欢玩水，经常脖子一伸，就把脑袋放到水龙头下让哗哗的水冲——身上的衣服污渍斑斑，新痕旧印重重叠叠，已看不出原本究竟是什么颜色，样子跟个小流浪汉差不多。朱宇坚垂着头不怎么吱声，说话的多是妈妈。妈妈一开口，两人之间强烈的反差就调和了，这个都市丽人从高高的云端降落，来到儿子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世界。妈妈说话时发声过于用力，嗓音粗糙嘶哑，无美感。她摸摸儿子的头，或把手放在儿子的肩头，上下打量几眼，叮嘱几句。在母亲这一方面，态度更显热络、自然，而儿子却是被动的、腼腆的。毕竟，好几年了，妈妈出现在儿子视线里的日子实在有限；毕竟，这些年是妈妈执意要和爸爸分开；毕竟，离婚协议里写的是朱宇坚归爸爸抚养……

作为一个孩子，朱宇坚从来没有过选择的权利。曾经，他也表达过自己的诉求，比如：“妈妈，你可以不出去了吗？”比如：“爸爸，你别对爷爷那么凶。”但当他的诉求与大人相冲突时，从来就只能作为被忽略的那一方。久而久之，他摸出了些门道，知道哪些事情不是他所能改变的。于是，他就不在这方面提要求，只让自己去接受，去适应。

妈妈在学校待的时间不是很长，有时十多分钟，最多不过半小时，有时说几句话就走，有时又并不那么来去匆匆，还有时间到寝室帮儿子把揉成烂菜叶子似的被子床单整理整理。妈妈一走，朱宇坚那唯唯诺诺的少言立马变作母鸡刚生蛋似的狂喜。他先将所有的零食像清库存般一样一样罗列检阅一遍，最大限度地抱上一堆，从寝室走到教室，从教室走到操场，像国王巡视领土一般，把操场的各个角落统统走一遍，又走回教室。他一路走一路吃，碰到同学，就拿一样出去，既是分享，也是炫耀，在这种不自觉的分享和炫耀中得到心理的补偿与平衡。

妈妈（有时候由舅舅代劳）送来的这许多的零食，源源不断地塞进了朱宇坚的嘴里，也塞进了他的心里，填满了他曾经疑虑着是不是被母亲遗弃的空洞。他变得每时每刻都离不了零食。

妈妈出于补偿心理送来的零食，学校食堂提供的饭菜，爸爸带他去镇上买的老干妈、水果、牛奶……朱宇坚并不因为吃的东西多而挑三拣四，他把零食“嘎吱嘎吱”嚼得喷香，又灌上几口饮料，“咕咚咕咚”吞进肚子。

当零食青黄不接时，他便将目光往其他同学那儿瞟。经常有学生找我告状：“老师，朱宇坚偷我的牛奶喝。”“老师，朱宇坚吃了我的饼干。”“老师，朱宇坚老问我要老干妈，我不给他就偷。”爸爸来学校接儿子，被我告知了这些情况，低头呵斥在一旁诚惶诚恐的儿子：“你是冒吃过吗？要去偷别人的零食！”相比离婚前教训儿子的那种的狠戾与高亢，爸爸现在的语调低沉且柔和了许多。他有时特地出去一趟，到附近双板桥的小超市买些零食来，赔给被偷的学生，剩下的给儿子，再给个三五块钱，叫朱宇坚不要再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他一面将零食和钱递给儿子，一面用带着恨铁不成钢又无可奈何的语气说一句：“你莫光晓得吃，也读得点书咯。”

朱宇坚吃进去的食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堆积成他身上的脂肪：肚子圆了、鼓了、翘了；脸盘大了、圆了，肉嘟嘟的；下巴厚了，叠成了两层，甚至三层……有时候他被我责令将课桌底下的垃圾捡掉，俯身钻到桌底的动作已艰难得极为滑稽。

他的躯体这样明显地膨胀，但是个头却几乎没怎么长，基本停留在原来的高度，而班上许多同学在四五年级时，跟春天的竹笋似的，一天一个样。这样一来，他成了班上同学中明显的矮个子，爸爸曾经跟老师提过，希望把儿子安排坐在讲台前，以便老师监管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仿佛只要有吃有玩就心满意足的朱宇坚，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有时，他趴在桌上，呆呆地望着某一处。

那是他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四岁或五岁。那一年端午，爸爸妈妈带着他走小路去隔壁安乡村外公家过节。农历五月，一家三口走在乡间的砂石路上，从田野和小河吹来的风带着草木蓬勃生长的清香，放眼望去，草木青翠，耳边流水潺潺，鸟鸣声声，真如行走在仙境一般。走着走着，一个水洼横在了眼前，妈妈停住脚步，不吭声，就那么似笑非笑地瞅着爸爸。爸爸白了妈妈一眼，却笑了，他走到妈妈跟前，弯下腰，半蹲，妈妈轻轻一跃，跳到了爸爸背上。那个水洼，爸爸先背着妈妈过去，再折回来抱他过去。

爸爸笑，妈妈笑，自己也笑。自豪的、娇俏的、天真的三张笑意盈盈的脸，融合到一起，融合到一个画面中。

在父母离婚不久的时候，他抱着一种渺茫的希望，希望这张没有消失的碎片，可以像一块吸铁石，靠着强大的磁力，把其他许许多多的碎片吸拢来，他可以像拼图一样，把它们重新整合为一张完整的图画。

这令他忧伤的希望，他同老师说过一次，老师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给了他许多鼓励和微笑，给了他从儿童到少年这几年里女性长辈特有的温暖。他和爸爸说过一次，离婚后，爸爸的脸成天阴沉沉的，像快要下雪的天空，只要看上一眼便使人冷得打颤。他这么一说，爸爸那张沉郁的脸在一瞬间就被点亮了，带着讨好的语气跟他说：“你去跟你妈妈说，要她回来。”他果真和妈妈说：“妈妈，你还会回来吗？”妈妈说：“不会了，但你是我儿子，我会到学校来看你的，你也可以到外公家去。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管，你好好读书就行。”朱宇坚不敢再说，妈妈不像爸爸那样经常是凶狠狠的样子，但不知为什么，他更怕妈妈，他不想惹妈妈不高兴。

假期里，妈妈休息时，把朱宇坚从寄养的老师那儿接到自己那儿住上两天。朱宇坚看到，和妈妈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叔叔。朱宇坚去了，同妈妈睡。夏天，叔叔睡在同一个房间的地板上，冬天就睡另一个房间的床上。妈妈带朱宇坚到街上买衣服、买零食，带他去公园逛逛，叔叔不去，但也不说什么。

开学时，朱宇坚穿一身崭新的迷彩服来学校。只是，他仿佛更胖了，迷彩服没能让他威风凛凛，反倒像一个巨大的皮球，在学校的人流中滚来滚去，一会儿窜到这头，一会儿窜到那头。

学习方面依然一塌糊涂，妈妈是没有时间与耐心辅导朱宇坚学习的。再说，短短几天的相处，能有什么效果呢？

后来，妈妈离开湘乡，她再婚了，嫁去了怀化。

妈妈生了宝宝，朱宇坚跟着外公和舅舅一块儿去怀化，去妈妈的家。妈妈指着睡在她身边脸上皱纹还没有褪尽的婴儿，跟朱宇坚说：“你当哥哥了，这是你弟弟。”

朱宇坚立刻凑到跟前，看着那个被包成一团正闭着小眼睛睡得香甜的婴儿，内心被一种新鲜的、奇妙的感觉充满。他忘记了来的路上心中曾有过的隐忧。“这是我弟弟？我当哥哥了？”他抬起头，喜滋滋又不敢置信地问妈妈。妈妈朝他点头，说：“对，他是你弟弟，你是哥哥。”他高兴极了，扭头对舅舅和外公说：“外公，舅舅，这是弟弟，我当哥哥了。”

到了学校，朱宇坚对我说过好几次：“我有个弟弟了。我妈妈给我生了个弟弟。”他很开心，还带着点骄傲。

爸爸对和妈妈的复合不再抱任何幻想。这种幻想彻底破灭产生的效果反倒使他突然加速从消沉中走出来。

爸爸也谈了个女朋友，以一种不同于他以往浪荡作风的谨慎态度相处着。

这个在婚姻中经历了一次失败的男人，变得沉郁稳重了。

2020 年初，朱宇坚读五年级，疫情缓和下来但还没有开学的时候，爸爸带他去县城，在那个阿姨家住了几天。阿姨在一家大超市打工，她有两个女儿，一个比朱宇坚年纪大点，另一个比他小点。两个大人，三个小孩，五个人在很有家庭氛围的租来的房子里和睦相处。特别是爸爸和阿姨，他们俩说话的时候，都是轻声细语的，脸上还带着微笑，使人心里暖融融的。朱宇坚看着，有时不禁发起了呆。他记得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时，嘶吼、尖叫、吵架，扔东西、砸碗碟，仅两个人就能把家里那栋钢筋水泥的两层楼房闹得天翻地覆……从监狱出来不久的舅舅也来家里找爸爸打架，气势汹汹的，握着把刀子，爸爸闻讯溜出去躲了起来。妈妈不在家，爸爸和爷爷也会吵。有一回吃饭，爷爷责备了爸爸一句，爸爸就狠狠地瞪爷爷，朱宇坚至今记得爸爸那凶狠的神情，也记得爷爷讷讷不敢再说的样子。他当时就想，自己是不会像爸爸那样的。

朱宇坚住在阿姨这里，走路、说话都不由自主地轻柔了，那个曾经使他忧伤的微弱的希望彻底熄灭。与父母虽然没有离异但两人间充满争执、吵闹的生活相比，他更愿意接受现在平淡、宁静的生活，哪怕那个本应该是“妈妈”的位置，出现的是一个叫“阿姨”的女人——这是一个他接触不过几天，才刚刚熟悉起来的女人。毕竟，那仅存的最后的碎片，是记忆中一家三口在一起唯一美好的片断。

开学，已是2022 年4 月，朱宇坚读五年级下期。我惊奇地发现，这个叫我软硬兼施想尽办法头疼了几年的男孩有了不小的变化。他照旧能吃，课桌照旧乱得跟摆摊似的，照旧往水龙头处转一趟回来，就满头满脑湿嗒嗒的……但是，他居然开始认真学习起来。不是一时半会儿，也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艰难地坚持了下来。十天、半个月、一个月……写的字慢慢不用那么费力就能看清了，听写词语有好几次不用重新听写了，写日记能写出基本通顺的语句，不再下课铃一响就往教室外冲，有时我会看到他捧着本课外书看得眯眯笑，还会拿着作业本、测试试卷去问同学：“这道题怎么做？”

朱宇坚没有继续胖下去。

一天晚课，朱宇坚来办公室找我，说他肚子疼。他一只手摁着肚子，脸色发白，看上去很难受的样子。我给他量了体温，没有发烧，松了口气，就拿出手机来联系他爸爸。

朱宇坚一直是爸爸带的，但其实真正得到父亲陪伴的时间也少。爸爸是道士师傅，有人去世，他就去做法事。出去做事的时间不固定，空闲时又喜欢打打牌，加上朱宇坚调皮，爸爸管不住，在儿子读二年级第二学期时就给放到学校寄宿。那时，朱宇坚还不到八岁，因为自理能力不够，学校不肯接这么小的寄宿生，爸爸私底下请了一个老师帮忙照料，学校才松口。一开始，爸爸还在每周五放学时来接儿子回家，到后来，连周末和寒暑假，朱宇坚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这个老师家过。不过，爸爸并不是不管儿子，朱宇坚要有个什么头疼脑热，打电话过去，他很快就会过来，带着儿子去诊所或者卫生院。因为朱宇坚经常玩得身上湿淋淋的，这儿那儿不舒服的时候也多。

这一次，爸爸听我说完，却没有立即说到学校来。我正疑惑，爸爸开口了，他迟疑地说，到学校需要点时间，他在街上。

电话那端很安静。

灯光很亮，照在几张拼在一块儿的零乱的办公桌上显得寡白。朱宇坚坐在靠近门和窗户的桌边，透过他背后的窗口，可以看到无边的夜色被阻挡在透明玻璃之外，连接公路与学校门口的小路上，零星的几盏路灯在夜晚的寒冷中瑟瑟发抖，光线微弱，似乎随时都会被潜伏在暗处的怪兽吞噬，或被风轻轻吹灭。等待的时间因沉默而显得漫长，我于是一边料理些琐屑的事情，一边问朱宇坚家里的情况。他一五一十地回答我，或许是注意力转移减轻了痛楚的感觉，他的精神看上去似乎好些了。

“生的是弟弟。妈妈说我是哥哥了，要做榜样。”

“阿姨对我挺好。和妈妈比……差不多吧。我都喜欢，两个都喜欢。”

“只要爸爸要得，我也愿意。”

“就算可以选择，我也不想他们复婚了……在一起老吵架。爸爸和阿姨相处得很好，没吵过架。”

“家里以前每个人都吵，爸爸妈妈吵，爸爸和伯伯吵，伯伯和爷爷吵，爸爸和爷爷也吵。还有，舅舅也跑来我家找我爸爸吵……”

“反正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脸色平静，他接受了这一切，他说的不少话出乎我的意料。我看着他，突然意识到，这个顽劣的孩子在某些方面已经长大了。

一束汽车灯光打在窗外的墙壁上。我回过神，站起来，摁了电控门的开关。我和朱宇坚一起，走出办公室，下楼去。

一辆黑色桑塔纳沿着校门外的小路开了进来，在我们跟前停住。

去年下半年，爸爸买了辆二手车。

爸爸坐在驾驶座上，先同我打招呼，然后问儿子：

“哪里不舒服？”

“肚子痛。”

两人的目光对视了一眼，都不说话了，朱宇坚打开后座的车门，爬了进去。

车子拐弯，掉了头，这时，我才看到副驾驶上有个女人。

一张我没见过的女人的脸出现在车窗里，朦胧的灯光下，五官瞧不真切，但能看出她身上有一种朴素、温和的气质，像淡雅的荠菜花，和那曾在暮色中如玫瑰绽放的妈妈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她扭转头看了看后座的朱宇坚，低低说了两句，又转过头对着前方。她没有同我打招呼。

汽车驶出了校园，融入了夜色沉沉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