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内，陶铸跟彭德怀一样，性格直爽，是党内有名的炮筒子，敢说敢当，敢作敢为。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陶铸彭德怀的观点表示认同，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也都表示了支持。然而，在后来的事情发生后，陶铸还是劝说好友黄克诚，要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大局考虑，尽早承认错误。

1959年1月，陶铸接到广东省委书记处报告，在报告里说去年某县查出有人瞒产私分的粮食达7000万斤之巨。

这份报告表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对于这样的事情，陶铸非常重视，当即批示：“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的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为了达到反“瞒产”的目的，陶铸亲自带队到下面去开展反“瞒产”。在一次会议上，干部们都表示农民没粮食是假象。

然而，随着后来的调查，发现农民确实没有多少粮食。很快，由于农业减产，人们吃不饱饭，开始出现了浮肿现象。面对这样的结果，陶铸果断地停止了反“瞒产”，要求向农民让步。

广东省委的做法得到了中央的重视，毛主席批示将其转达到各省，号召全党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随后，在汕头会议上，陶铸公开作了检讨，并把检讨写成《总路线与工作方法》的文章，公开发表在报纸上。

此外，在一次会议上，陶铸带着悲痛的心情说：“我到这里来是向全县人民作检讨的。我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

可见，陶铸是一个敢于自我检讨的人，更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对此，毛主席十分满意。

7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后，陶铸和曾志离开广东来到庐山。

会议期间，在参会之余，陶铸还和董必武一起游览了庐山，并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名为《和董老游庐山诗》：

“庐山真面谁能识？尽在烟云变幻奇。偶见晴空飘白练，忽惊树杪涌清漪。朱陈往事增惆怅，白李遗诗添彩姿。最是劲松绝壁立，崇高风格不须疑。”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吐露了自己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看法。那时候，陶铸对彭德怀的观点是支持的。

然而，这封信中的一些观点和措辞比较激烈，加上国内外的一些特殊原因，引起了毛主席的担忧。

随后，毛主席批示将这封信印发给与会人员，进行讨论。对此，彭德怀表示不满，当着毛主席的面，说了更加激烈的话。在彭德怀看来，这封信是写给毛主席个人的，供他在决策时参考，不应该向大会印发。

事实上，毛主席也是出于公心，只不过和彭德怀的想法不一致。后来，毛主席想要对彭德怀作些解释，却遭到了拒绝。随后，彭德怀甩袖扬长而去，场面十分尴尬，这才导致后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很快，有人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会议的气氛也变得激烈起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也被划成“军事俱乐部”成员。

在批评彭德怀等人的时候，毛主席也点了陶铸的名。关于这件事情，曾志在后来回忆说：“陶铸心情沉重地望着我，表情十分痛苦，他摊开纸，给老战友黄克诚写了封信。”

在这封信里，陶铸说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那就跟旧社会的一个妇女似的，旧社会的妇女嫁一个男的，就是要从一而终、始终不变。那就有错误，过去旧社会一个女的嫁个男的始终不变，不管你有什么问题，我还是你家的。生是你家的人死是你家的鬼，就是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所以有错误就承认吧。

不久后，陶铸来到好友黄克诚的面前，劝他要顾全大局，承认错误。

刚开始，黄克诚认为自己并没有过错，因此态度十分坚定，表示根本就不存在“军事俱乐部”，所以无法认账。

几天后，陶铸再次来找黄克诚，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主动承认错误。

听到陶铸还是那两句话，深知好友性格的黄克诚反问道：“难道连你都不理解我吗？”

见黄克诚这说，陶铸也感到十分无奈，说：“不管你主观上是怎么想的，客观表现出来的就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你一个人否认又有什么用呢？”

过了两天，陶铸又一次来到黄克诚的面前。这一次，两人都没有说话，甚至连招呼都没有打，就那样坐着。

过了好一会儿，陶铸才打破沉默，首先开口说：“你总得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大局考虑啊。从7月份到现在，会议持续了那么久，中央的领导和各部门各地区的主要领导都集中在这里，再拖下去，会耽误国家的工作。事已至此，你不承认，大家就不通过，就不能下山，最后还得承认，何必再拖下去呢？”

听了陶铸的话，黄克诚明白，再这样下去对谁都是没有好处的，尤其是对党的团结十分不利。因此，他选择了妥协。

在庐山上，陶铸虽然在刚开始支持了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的观点，但在毛主席看来他转变的态度很好，因此没有受到更大的波及。

1960年，陶铸被任命为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任职期间，陶铸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按客观规律办事，认真贯彻了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工业和农业方面作出了贡献，为广东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1961年春，毛主席来到广州视察。

在广州期间，毛主席主持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想到陶铸为建设广东作出的贡献，毛主席特意指定他参加起草工作。

为了把这项工作办好，陶铸深入农村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远见、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

1962年1月11日，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于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工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000多人，因此这次会议也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陶铸带头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高兴地说：“在全国省委书记中，广东是最早检讨的一个。”

后来，陶铸多次在会议上自我剖析，进行了检讨。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陶铸要求发言。这时，毛主席知道陶铸要说什么，便说：“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你检讨得已经够多了呀！不要再检讨了。”

听了毛主席的话，陶铸才放弃了这次检讨发言。

1965年1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陶铸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宣传和文教等事务。

1966年5月，中央通知陶铸到中央开会。临行前，陶铸对夫人曾志说：“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听了陶铸的话，曾志问：“让你做什么？”陶铸说：“中宣部部长。”

这时，深知陶铸性格的曾志着急地说：“你做中宣部部长不太合适，宣传不长要有很高的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你胜任不了！”

在陶铸看来，曾志是了解自己的，便点了点头。

于是，曾志又说：“那你还不向中央辞掉？”陶铸说：“不行啊！我还要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辞是辞不掉的。为这事，我考虑了很久，也想了很多，不过，中央既然已经作决定，那就去吧！”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国庆节后，陶铸从外面回来，曾志发现她的眼神阴郁，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陶铸不愿意让曾志担心，就说：“没什么！”

后来，毛主席找陶铸谈话。想到干革命工作，难免要受委屈，毛主席劝说道：“你这个人，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可见，毛主席对陶铸的脾气是了解的，是劝诫的，也是希望他能够做出一些改变的。然而，陶铸却依然保持了他的鲜明个性。

1967年1月，陶铸失去了自由。不久后，陶铸失去了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力，家附近也多了4个警卫。

后来，陶铸家里的红色电话被拆掉，电灯线也改为36伏的低电压，这意味着陶铸不能再和毛主席直接联系了。

在那段岁月里，好在有曾志陪在他的身边，陶铸觉得，这样的日子虽然没有自由，但也是幸福的。

一天，陶铸在纸上写了一段话：“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看着陶铸写下的话，曾志的心里十分难过。她知道，这个家的风雨就要来了！

后来，得知从曾志的口中他就要被要求前往安徽合肥时，陶铸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了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你要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听了陶铸的话，久经革命考验的曾志，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