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董健吾，毛主席早在延安时期就知道了他的名字。那时候，董健吾这个名字，毛主席还是从博古那里听来的。

1960年，毛主席的美国朋友斯诺来到中国访问，提出想见一下好友“王牧师”，后来，通过浦化人，中央才得知斯诺口中的“王牧师”，就是董健吾。然而，斯诺却着急回国，错过了与董健吾见面的机会。

董健吾虽然没能与好友斯诺见面，但却因此而改变了处境。因为，董健吾于1955年后因为卷入“潘杨案”，被当做伪敌特逮捕入狱。在接受了一年多的审查后，董健吾才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被“取保候审”。

直到斯诺提出想见“王牧师”时，中央才再次对“王牧师”的身份进行了调查，这才发现了王牧师就是董健吾。

此外，在这次审查中，还审查出了董健吾当年对党作出的重大贡献，其中就包含抚养和援助毛岸英和毛岸青，前往苏联学习的事情。

然而，由于特殊的原因，董健吾虽然做了这件事情，但却不知道当年的两个孩子，就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

年底，在得知董健吾就是两个儿子的恩人时，毛主席十分感慨。

随后，周恩来总理建议给董健吾安排工作，并提出让董健吾当年在中央特科时的上级陈赓大将前往上海，办理这件事情，毛主席表示同意。

为此，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特意召见了陈赓。见面时，毛主席动情地对陈赓说：“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怪。”

1891年，董健吾出生在上海青浦镇东门棣华桥董家。由于母亲是一位教徒，便给儿子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董守清，董健吾是他后来自己改的名字。

在孩童之时，董健吾便在教会学校里读书。后来，董健吾考取了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与宋子文、顾维钧等人是同学。毕业后，董健吾前往神学院进修了两年，在圣彼得德堂当了牧师。

1927年，董健吾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陈赓的劝说下，董健吾在上海参加了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是陈赓手下的一位得力干将。

1930年，按照陈赓的要求，董健吾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用来收养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其中，彭湃的儿子、恽代英的女儿、蔡和森的儿子、李立三的女儿等先后被安排到这里学习和生活。

这年10月，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牺牲后，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也前往上海避难。此时，毛岸英刚刚8岁。

1931年，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被送进了“大同幼稚园”。不幸的是，毛安龙在不久后就夭折了。

1932年，上海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党组织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园”。此后，董健吾将毛岸英和毛岸青带回家里，和自己的儿子董寿祺一起抚养。

在董健吾的家里，毛岸英和毛岸青一直生活了4年。期间，董健吾始终将他们视为革命烈士的后代，和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

1935年，受宋庆龄之托，董健吾带着国民党中央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密信，前往毛主席所在的陕北。

然而，这次行程并不顺利，由于大雪封山，道路不通，董健吾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乘坐张学良的转机，才到达延安。对于张学良的帮助，董健吾十分感激，两人成为了十分要好的朋友。

董健吾到达瓦窑堡后，受到了李维汉等人的欢迎。第二天，董健吾又见到了博古和林伯渠等人。

然而，此时的毛主席已经率领红军进入了山西石楼县，周恩来也不在延安。于是，董健吾便将密信交给了博古，请他代为转呈毛主席和周恩来。

当天，博古便致电毛主席，告知了董健吾和密信的事情。同日。毛主席电请周恩来、博古和董健吾等人来石楼，进行商讨。

然而，董健吾却因为着急返回上海，向宋庆龄等人复命，而错过了与毛主席见面的机会。

3月中旬，毛主席致信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提到了通过“董牧师”联络国民党中欧美派的事情。

1936年，在宋庆龄的托付下，董健吾护送斯诺和马海德医生来到西安。

关于这件事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布大褂，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斯诺笔下的这个人，就是自称姓王牧师的董健吾。

在西安，董健吾再次见到了张学良。在张学良的盛情挽留下，董健吾在西安逗留了好几天。

在临别时，张学良设宴为董健吾送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有什么事情要他帮忙。董健吾再三考虑后，对张学良说：“副座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

听了董健吾的话，张学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董健吾的说法。事实上，这也是张学良内心的想法。

见张学良连这件事情都点头应允，董健吾在内心里感受到了他的诚意，又说：“我有三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

董健吾的话说完后，张学良稍事片刻便笑着答应了下来。

在回到上海不久后，董健吾便接到了张学良老部下李杜的电话，说是张学良已经来到上海。

很快，董健吾便见到了张学良。见面时，张学良将李杜介绍给了董健吾，把托付李杜将送三个孩子去苏联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说：“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

说完后，张学良从怀里掏出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交给了董健吾。很快，董健吾便为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寿祺准备好了前往苏联的行装。

8月，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祺和李杜一行来到法国。然而，董寿祺和李杜却因没能拿到前往苏联的签证，无法进入苏联。

1937年初，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来到苏联，进入莫斯科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

这便是毛主席所说的“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的全部过程。

1960年底，得知董健吾为党和国家做过诸多贡献后，毛主席同意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让陈赓到上海去给董健吾安排工作的事情。

临行前，毛主席对陈赓说：“党内又两个怪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毛主席口中的和尚，指的是许世友，而牧师说的就是董健吾。

1961年2月，陈赓大将来到上海。

在见到董健吾时，陈赓上下打量了董健吾的全身。他简直不敢相信，当年中央特科的得力干将，竟然瘦成了皮包骨头！

短暂的打量后，陈赓主动走上前去，紧紧地抱着董健吾，说：“这次，我是受中央负责同志的委托来看望你的！”

紧接着，陈赓将中央决定给他安排工作的事情，告诉了董健吾。说完后，陈赓又难过地说：“你之前怎么不来找我呢？”

听了陈赓的话，董健吾回答说：“我是怕你官做大了，不理睬我，怕高攀不起啊！”

事实上，董健吾也想过要找陈赓帮忙，但那样大的事情，他担心会连累到老上级，便默默地承受了所有，而没有去找陈赓。

从董健吾的表情里，陈赓看出了他的顾虑，便对他说：“你多虑了，咱们当年都在特科工作过，当年那些人，就剩下咱们这几个了，我不见谁，也不能不见你啊！”

6月，在组织的安排下，董健吾担任了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1970年12月25日，董健吾病逝，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