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陈毅调到北京工作后，贺子珍在上海几乎没有了关系密切的老战友，大部分时间都过得比较孤单，精神状况也下降了不少，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

1958年，考虑到在江西有不少贺子珍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如：杨尚奎、邵式平、刘俊秀等领导同志，而刘俊秀还是贺子珍的永新同乡，上海市委的同志便主动联系了江西省委，希望让贺子珍到江西生活一段时间……

听了上海市委同志的讲述，江西省委的同志们没有任何犹豫，便将这件事情答应了下来，并表示：“江西欢迎她回来，不管什么时侯，也不管住多久，她都会得到很好的接待，我们是热情欢迎她的。”

5月，贺子珍来到南昌。随即，江西省委的同志们便将贺子珍安顿在距省委大院不远的三纬路一幢特意修缮过的二层小楼里，还为她配备了一名炊事员，一名司机和一部小车，还特意安排了一名护士，让她享受省委副书记的待遇。

很快，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就带着夫人水静，一起来到贺子珍的住处看望。

见到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贺子珍显得十分高兴，对杨尚奎说了许多客气话，大家在一起聊得十分亲切。

在聊天的过程中，贺子珍表示对于江西省委特意为她安排的住处，感到十分满意，多次向杨尚奎表示了感谢。

在贺子珍和杨尚奎聊天的时候，水静则稍稍打量了贺子珍的全身，发现贺子珍和四年前见到时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多年后，在回忆起贺子珍当时的状况时，水静感慨地说：“在他们寒暄过程中，我稍稍打量她，觉得在这短短四年里，她的变化很大，头上已经出现了不少白发，眼角增加了许多皱纹，已苍老多了。往日的风韵已经荡然无存，只有那清秀的轮廓，依然尚存。一阵伤感，陡然在我心头涌起，内心的痛苦，讨厌的疾病，是如此无情地剥蚀了她的容颜，掠夺了她的年华。”

1954年初夏，水静第一次见到贺子珍。

那时候，水静的爱人杨尚奎前往上海，治疗鼻窦炎。一天，贺子珍特意来到杨尚奎病房里，看望老战友。

在和贺子珍打了招呼后，杨尚奎让贺子珍坐了下来，并对夫人水静介绍说：“这是贺子珍同志。”

听了杨尚奎的话，水静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但却在一时间想不起在哪儿听说过。许久之后，水静才突然想到：“这不是毛主席原来的夫人吗？很早听人说过，她在延安时，就到苏联去了，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

水静之所以不认识爱人杨尚奎的老战友贺子珍，是因为直到此时，她和爱人杨尚奎结婚才两年的时间，而她也是从别人口中听说了贺子珍的名字，杨尚奎则从来没有主动提到贺子珍。

水静出生于1929年，比1905年出生的杨尚奎小24岁。两人于1952年相识于江西。当时，杨尚奎为江西省委书记，水静则刚从江西军区转业到江西省政府，参加了工作。

水静是一位有着独立人格的女士，听到杨尚奎说“你知道吗，水静，我调了你的档案看哩。我觉得你的条件很好，所以……”时，水静立刻回答说：“你调我的档案，我也要调你的档案，应该一律平等。”

杨尚奎也是一个尊重女性的人，听了水静的话后，笑着说：“你调好了，你调好了。”

从杨尚奎的话里，水静知道了杨尚奎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后来，在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水静发现杨尚奎为人正直，对待感情也十分细腻，是一个值得依赖的爱人，便答应了和杨尚奎的婚事。

水静和杨尚奎结婚后，不仅主动照料杨尚奎的生活，减轻丈夫的重担，还把照顾双方四位长辈，抚养教育五个儿女等家里的事情揽了下来；杨尚奎也对水静十分照顾，两人恩爱有加，让人十分羡慕。

这次水静来到上海，就是照顾爱人杨尚奎治病的。这也是水静第一次亲眼见到贺子珍的样子，听到她的声音。

在和杨尚奎聊了一会儿后，贺子珍起身告辞。贺子珍离开后，水静对杨尚奎说：“这么一个又漂亮又热情的女同志，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日子，多可惜呀。”

听了水静的话，杨尚奎没有表示赞同与否，只是“嗯”了一声，算是回答。因为在杨尚奎的心里，不愿意讨论一个命运与毛主席有关的人。

对于这件事情，水静在后来解释说：“那时候知道贺子珍的人不多，私下议论的也很少，就是那些熟知内情的老同志，也不愿提起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差不多是一种忌讳。”

那时候，在上海市长陈毅的照顾下，贺子珍的生活过得比较惬意，所以在精神上很好，也显得非常年轻。

这一年，贺子珍只有45岁。关于对贺子珍此时的印象，水静回忆说：“她身体苗条，皮肤白净，清秀的瓜子眼上，生着两条细而浓的眉毛，嵌着一对大而黑的眼睛。在齐肩黑发上，扎了一条黑色绸带，发梢内卷，优雅自然，把她的肤色衬托得更加白皙细腻。她穿着朴实，却又非常得体。”

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毛主席致了开幕词，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会议期间，贺子珍照例打开收音机，收听每日新闻。当毛主席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来时，贺子珍觉得十分熟悉，便凝神细听。突然，“砰”的一声，贺子珍昏倒在沙发上。

后来，经过精心救治，贺子珍总算苏醒了过来，但贺子珍的精神却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以致她精神上的健康再也无法恢复。

在一届人大上，陈毅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然而，在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后，由于上海市的工作需要，陈毅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暂时留在了上海。

1955年，在把上海市政府的工作移交完毕后，陈毅特意看望了贺子珍，向老战友告别。

见面后，陈毅对贺子珍关怀道：“有一事嘱咐你，你搬到我在上海的房子里住吧，那里前面有雕花铁门，后面有草坪、花园，这对你休养身体有利啊！”

听了陈毅的话，一贯讲纪律的贺子珍，觉得那座房子是组织给上海市长使用的，她住进去不合适，便推辞说：“我没有资格。”

见贺子珍推辞，陈毅说：“怎么没资格？我有资格住你就有资格住，井冈山时期的同志上海有几个？”

看到贺子珍还想推辞，陈毅又语气坚定地说：“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市政府的同志们下午就来帮助搬家，你就不要推辞了！”

陈毅说完后，贺子珍心里暖洋洋的，这才点了点头，算是同意。

陈毅离开上海后，贺子珍在上海就没有了老战友。虽然女儿李敏和侄女也经常来看望，给她带来了亲情上的温暖，但贺子珍是一个把党的事业看得很重的人，没有和老战友的交流让她心里感到十分苦闷。

就这样，在上海居住的四年里，贺子珍的精神状况愈发不好了。

1958年，为了让贺子珍的心里高兴一些，就把她送到南昌生活，让她和老战友们多交流交流。

在到达南昌后，老战友们经常前来看望，贺子珍果然开朗了许多。那时候，水静怜悯贺子珍，经常到家里看望，帮她驱逐了不少冷清与寂寞。

虽然贺子珍的情况得到了好转，但依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好的，她反反复复，多次发病。每次发病，贺子珍的精神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疑虑和恐惧充满了她的精神世界，让人十分心疼。

有一次，杨尚奎从发病的贺子珍那里回来后，要夫人水静去看看贺子珍，并嘱咐一定要设法让贺子珍吃点东西。

在来到贺子珍家里时，水静看到贺子珍蓬头垢面，面黄肌瘦，两眼呆滞，木然而坐，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心里十分难过，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赶紧走上前去，连喊了两声大姐。

然而，在听到水静的呼喊后，贺子珍只是点了点头，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想到爱人杨尚奎的嘱咐，水静左劝右说，要贺子珍吃点东西，保重身体，但她却摇了摇头，一声不吭。

见贺子珍这样，水静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好静静地坐在贺子珍的身边，脑子不停地转悠。

终于，水静想出了一个办法，对贺子珍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后，起身告辞，并示意照顾贺子珍的护士跟着出来。

出来后，水静对护士说：“你想法子让大姐出去走走。然后，‘无意地’走到我家里来，我们再来劝她吃点东西。”护士点了点头，答应下来。

水静回到家里后，立即着手做了准备。

第二天，水静早早地来到大门外，见到护士带来的贺子珍时，故作“偶遇”，热情地将贺子珍请到屋里，问这问那，并说：“哎呀，大姐，我还没有吃早饭呢，你陪我吃一点好不好？”

不管贺子珍答不答应，水静就让厨师端上饭菜，又把她拉到对面坐了下来，给自己盛了一碗饭，又给贺子珍盛了一碗，边吃边评说，并邀请贺子珍品尝。

就这样，在水静的引导下，贺子珍吃了一些菜，一碗饭，还喝了一碗汤。吃完后，水静还以同样的方法，让贺子珍喝了半杯茶。

关于这件事情，水静在后来欣慰地说：“尽管我一连吃了两顿早歺，胃部很不好受，但心里挺高兴的。我毕竟使她吃点东西了。后来，她又发了几次大病，又是几天不吃不喝，有了这次的经验，我便照此办理，效果都还不错。”

对于贺子珍的遭遇，水静十分同情，还问过爱人杨尚奎：“主席为什么不跟贺子珍见一面呢？这对他来说，是件非常容易的事。”

对于水静的疑惑，杨尚奎的心里又何尝不知道，但还是摇了摇头，神情严肃地说：“你不要把见见面这种事看得太简单了，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是人民的表率；他也要受中央的约束，而他的纪律性是很强的！”

听了杨尚奎的话，水静忍不住悲伤，流着泪说：“毛主席作为一个领袖，还不如一个老百姓自由。”

1959年3月，水静跟随爱人杨尚奎前往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期间，水静有了和毛主席说话的机会。在这之前，水静虽然见过毛主席，但却没有说过话。因此，水静一直梦想着，能够有机会和毛主席聊聊天，当面聆听毛主席的教诲。

会议期间，在组织的晚宴上，水静恰好坐在毛主席的邻座。然而，毛主席没有主动说话，水静也不好主动上前搭话，只好在心里想：“主席就在旁边，能跟他说说话，那该多好啊！”

水静心里这样想，便在行为上表现了出来。这样的动作毛主席虽然没有看到，但却被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看在眼里，便笑了笑，主动拉着水静，来到毛主席的面前，把她介绍给了毛主席。

听了陈正人的介绍，毛主席客气地与水静握了手，并让水静坐在他的身旁，聊起了天。

聊天时，毛主席问水静是哪里人，还没等水静回答自己是安徽无为人，毛主席便说：“你知道吧，江西、湖南是亲戚，所以湖南人叫江西人为老表……你们江西人行呀！”

毛主席的话说得好像就是他自己，因为他是湖南的，贺子珍就是江西的。

紧接着，毛主席又笑着说：“晋朝的时候，江西出了个许真君，湖南出了条孽龙。起初，许真君斗不过孽龙，后来孽龙还是被许真君降服了，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水静表示听说过，并说：“南昌西山万寿宫前有口井，当地群众说，孽龙就被锁在那里面。”

听了水静的讲述，毛主席笑着说：“是吧，还是你们江西人厉害呀！”

当听水静说她“姓水，江水、河水的水”时，毛主席表现得有些诧异，说：“哦？还有这个姓呀？”

对于水静的名字，毛主席也十分好奇。后来，毛主席和水静交谈的时候，还问：“你怎么会叫水静呢？水是动的，不是静的，叫‘水静’违反辩证法，大海大浪滔滔，江河波涛滚滚，哪里是静的呢？”

听了毛主席的话，水静说：“水也有静的时候，苏联有部小说，就叫《静静的顿河》。有动就有静，动和静是一对矛盾，这还是从主席的《矛盾论》中学到的，所以这个名字没有违反辩证法。”

水静的话说完后，毛主席点着头，笑着说：“有道理，有道理，如果没有风浪，西湖的水也很平静。”

毛主席虽然认同水静的说法，但对水静的名字还是很感兴趣，好几次对身边的人提到。

在上海锦江饭店和几个文工团员闲聊的时候，毛主席就指着面前的水静，说：“你们知不知道她姓什么？”

听了毛主席的话，大家都摇着头，表示不知道。

于是，毛主席提醒大家说：“她姓五行之一，金、木、水、火、土里的一个。”

于是大家开始猜测：“姓金？”毛主席说：“不对。”“姓木？”“更不对，世上没有姓木的。”

见大家还在猜测，毛主席干脆说了出来：“她姓水，没想到吧！”毛主席说完后，大家都十分诧异，谁也没有想到还有这样一个姓。

看着大家如此，毛主席说：“是呀，我也是头一回听说，不过《百家姓》里确实是有的，‘柏水窦章’嘛。”

可见，为了证实有“水”这个姓，毛主席是查找过资料的，这也是毛主席学识渊博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处得久了，水静对毛主席也更加敬佩了。后来，水静说：“凡是见过毛主席、和毛主席谈过话的人，不论其职业性质如何，文化层次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不会觉得自己卑微、渺小。因为毛主席从不在交谈对象的面前显现伟大，他宁愿以一个朴实农民的形象，一个普通老人的形象与人交往，且又是那么自然，没有一点自我做作的痕迹，或者说，毛主席总是让你分享他的伟大，总是力图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他平等相处的人，他对人尊重，待人平等。”

想到杨尚奎说过的“毛主席的纪律性是很强的”的话，水静更加理解了毛主席和贺子珍的那种特殊的情缘，觉得自己应该替毛主席照顾好贺子珍，让贺子珍快点好起来。

后来，在水静等同志的照顾下，贺子珍的精神恢复了许多，在正常时，周身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头脑也清醒，还能回忆起许多往事。

1959年，在见到曾志的时候，贺子珍便显得十分正常，两人一起回顾了许多往事。对此，曾志感到十分高兴。

回到庐山后，曾志便找机会将她见到贺子珍的事情，告诉了毛主席。最终，在水静等人的帮忙下，促成了贺子珍和毛主席离别了22的庐山会面。

一个多小时的会面后，封耀松扶着贺子珍走了出来，并对水静说毛主席请她进去。在见到水静时，毛主席带着愁苦的表情，托付道：“贺子珍的脑子已经不行了，答非所问……你要好好照顾她，明天送她回南昌。”

听了毛主席的话，水静心里十分难过，点了点头，答应了眼前这位老人的嘱托。

第二天，水静便按照毛主席的吩咐，陪着贺子珍回到了南昌的住处。在后来的日子里，水静对贺子珍更加照顾了。

1962年，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福建任职，贺子珍便离开了南昌。直到1980年，分别了18年后，水静在上海华东医院再次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贺子珍。

关于这次见面时对贺子珍的印象，水静难过地说：“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走进病房，我所看到的竟是一位白发苍苍肌肉松弛的老太太。她脸上浮肿，精神倦息，穿着病号服，半倚在床上。我暗暗一算，便不觉得奇怪了，大姐今年已七十有一了。”

水静的话里透露出的，是对贺子珍悲苦命运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