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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苏互动发生之后，里根总统开始直接介入到中美谈判的进程中。为了继续推进谈判，以便能最终维系中美关系，里根决定派副总统布什访华，一方面表达维持中美关系的意愿，另一方面直接参与并推进售台武器的谈判。
1、布什访华美国时间1982年4月5日，黑格向柴泽民大使递交了里根致邓小平的信函，建议派布什于5月份访问东亚时顺道访问中国，继续磋商售台武器问题。
1982年4月17日，章文晋向美国驻华副大使傅立民表示，中国欢迎布什不久后的访问，21日，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了布什访华的问题。29日，中国总理给里根回信，表示中国政府接受美国政府关于布什访华的建议。
布什访华前夕，邓小平再次下达指示，对美斗争要立足于不怕，但也要讲策略，注意方法，在坚持原则下争取不破。
5月5日，布什一抵达杭州，就在书面讲话中放出风声，说要和中方讨论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5月8日，在与邓小平的会见中，布什强调美国坚定的反苏政策，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则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建设性提议。
显然，布什试图推动谈判的方法依然因循着以往的策略，仍想说服中国能照顾反苏的战略大局，从而在军售问题上让步。而邓小平也是利用战略关系反驳布什，希望中美解决对台军售问题，以利于全球战略的大局。
在一番争执之后，邓小平做出了让步的姿态。他要布什转告里根总统：
美国领导人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辞可以研究。但我们一定要达成谅解和协议，内部一定要肯定这一点。…你们要求把售台武器问题与台湾海峡局势联系起来，…虽然我们…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
当天下午，副外长韩叙就约见霍尔德里奇，非正式地提出了中方1月22日草案的修改稿。从这种迅速的行动来看，中国政府在布什访华前就准备好做出一定的让步姿态了。而从后来的进展来看，正是中国政府在承诺方式和措辞上的灵活性，才使得谈判有了前进的可能。
尽管里根在此后的一个半月里没有就此做出回应，但以黑格为代表的国务院系统显然看到了中方这次让步带来的机会。进入6月份，黑格因为与里根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而辞职。在离职前，黑格为把握住邓小平让步的这次机会，给里根写去了一份备忘录。利用职业外交机构在政府决策环节中的职业便利，为里根政府的对台军售政策设下了一个总体的框架。
备忘录主要包括两个政策备选项：
(1)拒绝在售台武器上承诺限期停止，这将面临两国关系的降格；(2)在售台武器问题上做出妥协，这样则可以维持中美关系的发展。
黑格主张采取后一项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美方关于售台武器的政策立场和具体措辞：
“美国并不谋求执行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长期政策，确认停止售台武器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希望逐渐削减武器销售，直至最终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而里根最终采用了后一项建议，实际上是以此回应了邓小平做出的让步。中国外长黄华也随即意识到，“接任的舒尔茨国务卿基本参照里根总统业已批准的黑格备忘录原则同中方谈判”。
2、《八一七公报》的达成7月13日，邓小平接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接受后者转交的里根总统来信和美方关于解决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的新草案。
里根在信中表示：
美国不谋求执行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会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新草案包含了上述意向，而且美国无意在数量和性能上超过美中两国建交后几年的供应水平。美国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直至最终导致问题的解决。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关于在一段时间内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
美方的此次提案表现出了灵活性与和解姿态，此时的邓小平也愿意在这一基础上达成基本意向了。
会见结束之后，邓小平对外交部参与谈判的负责人再次讨论了谈判时搭配使用高低方案的问题：
关于要美国停止售台武器，我们原来就意识到它不会接受，但我们始终抓住这一点，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结果。美国现在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所以才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把这桩公案告一段落，现在是比较好的时机。
从手段上看，中方的边缘政策已经用到了极限：中美双边关系降温、中美战略磋商与合作中止，甚至为长远战略考虑而进行的中苏关系微调，也被赋予了对美施压的作用。
从策略上看，中方在谈判中一直使用高方案对美要价，与里根“双轨”的对华政策有着根本的矛盾，这也是谈判一直难有进展的重要原因。
从目标上看，美方的草案已经向中方的低方案靠拢。
正如1981年10月3日章文晋向克拉克透露中方在美国对台军售水平的底线一样，邓小平松动谈判要价，再次让美国的外交官们找到了可以让步的空间和方向。所以这段讲话预示着中方要按照1981年6月13日的设想，正式以低方案为基础谈判了。随着原则问题的解决，中美关于对台军售的谈判已经就关键问题达成了一致，剩下的就是公报条款与措辞等外交技术问题了。
这一原则确立之后，中美谈判迅速取得突破，在8月15日双方就公报全文达成协议。8月17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也简称《八一七公报》)，中美关于对台军售的纷争终于告一段落。中国政府终于通过外交文件的方式，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与美国达成了谅解。
尽管《八一七公报》的正文涉及了中美关系的诸多方面，但对中国政府而言，是在最核心的两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第一个方面就是此次谈判的直接目的，以书面外交文件的形式，明确了限制美国对台军售的数量和性能，并让美国确认了逐步减少以至最终解决对台军售的前景。
在发表公报的当天上午，邓小平再次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把美方可能曲解和违反《八一七公报》的可能性都估计到了，并提出了严重警告。
恒安石面表示将如实转达里根总统，一面也表示：
“公报是持久的，美方将完全、忠实地履行公报”，“总统在执行《与台湾关系法》时，将不违背三个公报的原则”。
这样，中国政府重新获得了美国行政当局的外交承诺，即通过美国总统在执行《与台湾关系法》上享有的自由空间，保证美国对华政策不违反“三个公报”确立的原则。经过一番外交斗争，中美在处理《与台湾关系法》的问题上，又回到了卡特时期确立的方式。
第二个方面则是把军售与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剥离开了。这主要体现在美国在“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上不断向前进步。简言之，美国明确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将对台军售问题同鼓励“台独”的隐含意义相脱钩，淡化了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支持“台独”、干涉中国内政的色彩，尽量只凸显对台军售的商业色彩。
美国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进步，鲜明地体现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表述的变化上。
在“上海公报”中，“美国政府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一措辞为了避免让美国政府在“一个中国”原则上表态，将文字的模糊性发挥到极致，实际的效果是，尽管提到“一个中国”原则，却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一原则的载体。
到“建交公报”时，“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直到六年多之后，美国才因为建交的原因，在外交承认的框架内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
而在《八一七公报》中，美国不仅重申了“建交公报”中关于“一个中国”的原则，更重要的进步在于，美国“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这样就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解释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和意图。
正是这两项成果，才使得双方可以降低军售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度，从而将矛盾搁置。
3、《八一七公报》的影响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八一七公报》在记载了两国的共识与成果的同时，两国仍面临的分歧也记载到各自发表的声明当中。最为明显的分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个是台湾问题的解决与和平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中国坚持认为“中国方面在公报中提及关于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是为了进一步表明我国政府和人民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在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上，不容许有任何曲解或外来干涉”。
美国政府则坚持“‘充分希望’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将继续是和平的。…‘我们今后在采取行动时将充分考虑到这种和平政策’”。
第二个问题是《与台湾关系法》与对台军售的关系。中国坚持认为，“任何试图把本公报同《与台湾关系法》相联系的解释，都是违背本公报的精神和实质的，都是不可接受的”。而里根则坚称，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将继续根据《与台湾关系法》这一法律进行。
可以说，这两点分歧正是中国方面在谈判的高方案中试图解决的问题，但最终没能纳入公报的框架，成为中美关系中依旧敏感的遗留问题。
尽管分歧仍然存在，但外交危机终于过去了。而更重要的任务立即就摆在了中美面前。
这就是如何保证既能进行对美政策、对苏政策和对外交格局的调整，而又不会在实质上危害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与前景。
尽管修复中美关系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但真要达成目标却并非易事，这起码需要先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1)在中国的对外政策调整过程中，需要严格拿捏中苏政治关系的缓和进度和节奏，防止损害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从而在冷淡中继续滑坡。
(2)《八一七公报》发表之后，中美关系中的很多结构性问题暴露出来，如人权问题、贸易摩擦，甚至是两国司法上产生的矛盾。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理，也决定着中美关系的修复程度。
(3)《八一七公报》发表之后，中国仍要面临美国政府的对台军售和美国国会关于台湾前途的决议等问题。
在《八一七公报》谈判刚刚结束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十分期待美国能在这些问题上按照公报的原则行事。
从短期目的上看，即便是为了谈判的目的，也需要消除中国有求于人的印象，因而中国在谈判中冷却中美关系，尤其是战略关系，希望能以此获取施压的资本。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为了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防止美国随意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还是从理论上思考如何保持中国外交战略的稳定，都有必要塑造一个“无求于人”的战略格局。
与以往的“一条线”战略相比，这种新的战略格局就是在对美关系和对苏关系上的此消彼长。为了表明无求于人的姿态，中国已经在谈判过程中冷却了两国的战略关系，但从谈判的进度来看，这种做法对美国的施压作用并不大。
为了进一步加大施压力度，中国开始把目光放到大三角关系上，于是松动中苏关系的进程就在中美售台武器谈判过程中开启了。
4、对苏关系的松动1982年3月25日，邓小平在指示外交部回应勃列日涅夫讲话之后，5月中旬，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以苏联大使客人的身份到中国，并与钱其琛、于洪亮等主管中苏关系的高级外交官进行了会谈。但中国政府在对苏政策上再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依据邓小平的战略设想，尽管中苏关系有松动的必要，但中美关系在大三角关系中是优先于中苏关系的。他不可能在中美谈判的敏感时期，因为松动中苏关系的一次试探，而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当时参与中美谈判的外交官的回忆也验证了邓小平对中美、中苏关系的排序。在松动中苏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曾明确指示，“先同美国达成协议，再调整对苏关系，对中国最为有利”。
也就是说，当时中国政府之所以对贾不才5月份的变相访问迟迟没有给出回应，主要是在等待中美谈判的进展。只有在售台武器问题的解决前景明朗之后，中国才能确定中美关系之后的发展前景是什么，也只有在明确了中美关系将来的大体规划，才能确定将中苏关系置于什么样的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需要在中苏关系中开启一种缓慢而谨慎的和解进程、保留一条互动机制就足够了。
这既能保证中国在大三角关系中获得相对主动的地位，也有利于消除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印象。最重要的是，有限的中苏和解姿态能在对美施压的同时，又不会给美国造成中美战略决裂的印象，利于保证中美关系继续发展的大局。
1982年7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向邓小平转交了里根松动谈判立场的亲笔信和美方以此为基础的公报草案。这次让步使得达成《八一七公报》的前景已经明了。
收到里根的信件之后，邓小平便决定派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驻苏大使的客人的身份去苏。7月15日，邓小平和李先念、陈云等召集外交部主要负责人开会，研究中苏和中美关系问题。邓小平提出我们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要主动解决“三大障碍”，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
在谈到传递信息的方式时指出：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波兰华沙。这种传递方式就是为了既要引起苏方的注意，又不能引起外界的猜疑。
从会议主题可以看出，邓小平是将松动对苏关系和中国的对美关系联系在一起考虑的。所以，会议讨论的内容应该包括研究松动中苏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等问题。而此后事态的发展证明，美方确实对中苏关系的松动表现出关注。
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8月20日，苏联第一副外长向中国驻苏临时代办马叙生递交备忘录，做出正式答复：苏方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邓小平在听取钱其琛和于洪亮的汇报后，当即决定重开中苏谈判。中共十二大之前，中苏已经商定举行副外长级磋商。
紧接着，中共十二大于9月1日开幕。与之前中国在对美和对苏政策上一贯的表述相比，胡耀邦所做的报告，已经体现出对美拉开距离，松动对苏政策的迹象。他宣布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
在中美关系上主要谈了美国通过和执行《与台湾关系法》给中美关系造成的阴影，并敦促美国履行《八一七公报》的原则以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更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将中美谈判期间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批判，延续到党的代表大会上。以往将苏联霸权主义视作世界大战的根源，而此时则将两霸相争看作是“世界不安和动乱的主要根源”。在中苏关系上，则避开了长期以来给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标签，对苏联的指责也局限在中苏关系和“三大障碍”上。
但这些政策上的变动，还是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中共十二大还在召开之际，前总统尼克松就开始了对中国的访问。他在会见中方领导人时，一再询问中国对苏政策的动向。
邓小平告诉他，中国认为苏联新领导上台后，其政策不会变，因为苏联的政策不是某些个人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其制度决定的。
“中国对苏联，…和你们美国一样，总还要同他来往，实际上我们对全球战略的看法没有变。”
胡耀邦在会见尼克松时也表示，只有苏联放弃霸权主义，中国才会与之关系正常化，但估计它不会变。即便中苏关系正常化了，中国仍希望同美国扩大发展关系。
9月28日至30日，开办咨询公司的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也着重了解了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正是这些解释工作，使得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对中苏关系的松动持欢迎态度。
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国开始了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安抚。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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