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部分“中间商”打着“引导”的幌子，却干着强迫基层过度介入群众事务的事儿，把基层架在火上烤，陷入“上级施压要管，群众反感抵制”的两难困境。

这类“中间商”，往往是处于上级部门与基层、群众之间的一些机构或层级，他们的“神操作”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治理秩序。在一些地区，为了推行所谓的移风易俗，“中间商”直接向基层施压，要求其对群众红白喜事的细节横加干涉，从规定宴席的规模、菜品的数量，到限制随礼的上限等，管得那叫一个细致入微。可这些本是群众遵循自身传统和习惯进行的活动，既没有违法违规，也未损害公共利益，纯粹属于个人自由选择的范畴。

还有更离谱的，为了完成特定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任务，“中间商”将特定农作物种植与基层绩效紧密挂钩。基层干部无奈之下，只能一次次上门劝说农户改种指定作物，全然不顾这些作物是否适合当地的土壤气候条件，或者市场前景是否明朗。这无疑侵犯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户们自然满心抵触。

那么，这些“中间商”为何能如此肆意妄为呢？究其根本，是严重违背法治原则的。在法治社会，“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即禁止”是基本准则 。群众的行为只要不违法，就不应被随意干涉；而公权力机关，没有法律授权，就不能擅自行动。但这些“中间商”却无视这一准则，抱着“我都是为你好，我来替你做主”的错误心态，把群众单纯当作可以随意管控的对象，完全忽略了群众的意愿和合法权益。这种错误的治理理念和方式，不仅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既然问题如此严重，那社会治理到底该怎么做呢？关键在于精准界定管理范畴。

首先，对于法律明确规定的事务，必须严格管理，做到不打折扣。就拿环境保护领域来说，依据《环境保护法》，若企业偷排污水、废气，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公共利益和群众健康，公权力机关就必须依法查处，责令整改、处以罚款，甚至关停企业。只有这样严格执法，才能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保障群众的生活质量。这种依法依规的治理行为，群众自然是大力支持的，因为他们能切实感受到生活环境的改善，以及自身权益得到了保障。

其次，侵害他人权益的事务，也需要及时介入处理。比如邻里间的土地纠纷，一方侵占另一方土地，侵犯了他人的土地使用权；又比如小区里乱停乱放车辆，影响其他居民正常通行；乱丢垃圾破坏公共环境卫生，影响他人生活舒适度。这些行为虽然看似都是小事，但长期积累下来，很容易引发更大的矛盾冲突。公权力机关此时出面调解、裁决，能够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群众权益，避免矛盾的进一步升级，这也是公权力应尽的职责。

除了上述两种明确必须管理的情况，公权力应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公权力可以把重心放在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上，比如完善道路交通，让群众出行更便捷；建设文化体育设施，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同时，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通过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正确观念。但最终是否接受引导，要充分尊重群众的自主选择。毕竟人都有逆反心理，公权力管得过多过细，群众容易产生抵触情绪，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治理效果，还可能激化矛盾。一旦群众对治理行为产生反感，后续工作将更加难以开展，社会治理的成本也会大幅增加。

社会治理要从过去“权力说了算”的人治思维，彻底转变为“按规则办事”的法治思维。“中间商”必须摒弃高高在上的姿态，不再随意替群众做决定。要清楚认识到，公权力是群众赋予的，只能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只有明确权力与责任的边界，严守法治底线，社会治理才能步入正轨，实现长治久安，群众也才能真正安居乐业。从长远来看，只有这样的治理模式，才能让社会充满活力，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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