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认知深刻才敢下重仓，否则就是在赌。

2000年前后创立的那一批深圳创投机构，今天还活跃在资本市场的，基本上都成了翘楚。比如，深创投、基石资本、达晨财智、东方富海、松禾资本、同创伟业等等，可谓群星闪烁。

基石资本作为国内最早的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之一，发端于2001年，核心团队拥有逾20年投资管理经验，累计资产管理规模约850亿元，管理资产涵盖天使、VC、PE、并购、定向增发等类型，投资阶段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秉持“集中投资、重点服务”的投资理念，在硬科技、新兴产业、生命科学与健康等领域，基石资本培育和造就了一批行业领袖与细分行业龙头，并获得了持续、稳健、优异的投资回报。

作为一家本土创投机构，基石资本能做到连续20年走在行业前列，掌舵者的视野、战略、格局是关键。熟悉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的人不难发现，他是一个不追风口、不赌赛道、特立独行的“另类投资人”：山河智能、山东六和、三六五网等等，都曾是别人“嫌弃”他“独爱”的项目。但这些项目都有一个特征：逆风翻盘，最终实现超高回报。

基石资本董事长、合伙人 张维

张维曾多次获评清科“「投资界TOP100」投资人”、投中“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TOP10”、《福布斯》“中国最佳创投人”、《中国证券报》“金牛股权投资精英”、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中国最具影响力投资人TOP10”等奖项。

2024年12月，张维入选《福布斯中国2024创投人100》榜单，位列第8位。

在深圳投资圈，谈起基石资本，有两点被提及较多。一是待遇不错，在人民币基金里很有竞争力；二是老板是“文人”，张维喜欢看书、送书、谈论书，以书会友，“读”善其身。

张维是个文艺青年。他出生于安徽长江边的小县城，小学五年级时，父母就给他办了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没有人指导该读什么书，他泡在图书馆里，把世界名著读了个遍。上大学时，他进的是中文系，更是饱读各种经典，他在哲学、人文、政治、历史、艺术世界里来回游荡，驰骋纵横，这些书不尽然记得，却一层层堆叠出了张维的内心养分。

大学毕业后，张维进入安徽省政府机关工作。在外界看来，这个“铁饭碗”可谓前途无量，但张维却在体制内对自己的未来渐渐感到恐惧。

1994年，在改革春风里，26岁的张维毅然辞去安徽政府机关的铁饭碗，赤手空拳来到深圳。他几乎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内心唯一的凭借是南方有机会，而他不要度过一眼看到头的人生。

这是他人生里第一场真正的“豪赌”。幸运的是，他赌对了天时与地利，而自己则顺势创造了“人和”。

“当初来深圳，都是有叛逆精神、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大家都想去一个能够创造未来的地方。”忆及1994年自己闯荡深圳，张维说，大量人才的涌入、移民城市的叛逆、各行各业的宽容，形成了深圳早期的创业生态。

彼时，改革开放浪潮正渐入佳境，深圳到处散发着创业的气息，华为等一大批民营企业初见雏形……中国资本市场也才刚起航不久。张维先是就职于深圳宝安集团，随后又在一家券商从事投行业务。在深圳，他开始感受中国资本市场的脉搏。

“我们这一代人见证过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在这里孕育着巨大的机会，从而有了无法比拟的优势和运气。”张维说。

1995年前后，深圳的很多大企业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无节制地扩张并发展多元化经营，缺乏清晰明确的战略定位。大家都在比各行各业如何抓住机会，如何更快赚钱。

当时在宝安集团工作的张维，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六位老师给宝安集团做了一个咨询，包括彭剑锋、包政、黄卫伟、吴春波、杨杜和孙健敏——这六位教授就是后来写《华为基本法》的“华为六君子”。

任正非也是在这个期间第一次接触到这几位老师，同时认识到华为需要系统梳理它的战略愿景和价值观体系以及它的组织体系，从而诞生了《华为基本法》，这是中国企业界第一次有这样清晰的界定自己的愿景、战略和组织体系的一个行为。

换句话说，宝安集团是“华为六君子”所做的第一个正式的管理咨询项目，华为就是他们第二个项目。同时，这也是张维的管理学积累和理念打通的重要时期：当时能够请来“华为六君子”，首先是基于张维对于管理学的思考，但这个思考没有答案，于是他旁听了大量“华为六君子”为华为设计的管理学课程，也观摩了IBM为华为进行组织和研发系统的咨询工作。整个实践过程结合“华为六君子”推荐阅读的德鲁克的《管理：使命、责任、实践》，打通了张维纠结良久的管理学思维，开始真正理解企业是什么、管理是什么。

“德鲁克认为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了管理。德鲁克相信企业的利润并不是目标，只是一个结果，作为组织，企业必须妥善处理好客户、员工、股东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处理好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张维总结。

张维说，能在自己年轻的时候遇到了“华为六君子”，学习到了德鲁克，见证了华为的成长管理，在各种命运契机的作用下，有思考的能力，有实践的机会，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投行出身的PE投资人并不少见，张维也是其中之一。

1999年，在纳斯达克科网股估值高涨的示范下，中国开始酝酿推出创业板，一批本土创投机构应运而生。在这一背景下，原本在投行业做得风生水起的张维，逐步转型进入PE行业。

经历过IPO额度审批制的张维，在那段投行经历中获得了两个重要的认知：

第一是对企业的认知。张维说，在十几年前，国内优秀企业数量很少，IPO发行的额度限制导致大量劣质企业上市，中国的经济规模也没起来。

第二是对资本市场的认知。在张维看来，中国的资本市场长期是政策市，而且政策是多变的。这就意味着，做股权投资，必须以和企业长期一起成长的心态，来帮助企业解决在成长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2001年，在时代的大浪潮之下，33岁的张维从证券公司的投资银行部离职，在这座“最像硅谷的城市”——深圳开始创业，创立了基石资本。公司成立的使命和愿景在于，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向企业提供投资银行、管理咨询方面的服务，帮助小企业茁壮成长。

谈及创办基石资本，投身股权投资行业，张维坦言，进入金融行业、进入证券公司，是自己最初的个人选择。但是进入股权投资行业，确实是经过一番摸索的，“做投资银行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重要的机会：如果承销的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应该分享它的成长性，而不是就收那点投行佣金。如果这是一个有成长性的企业，我跟着你服务几年，为什么我不投你的企业，而是等你最后上市了之后收1.5%的承销费用？我赚你最后公司升值的差价，既分享到了你的成长性，还有市盈率差价，就是上市和不上市的市盈率差价。这是我看好并进入股权投资行业的最初动力。”

深圳的飞速发展，给予了基石资本成长的充足养料，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日益壮大，基石资本在创新创业浪潮中捕捉到了充足的投资机会。

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基石资本已累计资产管理规模约850亿元，管理资产涵盖天使、VC、PE、并购、定向增发等类型，投资阶段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张维带领团队所投资的山河智能、三六五网、迈瑞医疗、埃夫特、华大智造、商汤科技等一大批项目，都成为了创投界的经典战例。

“投资检验的是整体判断和立体思维，是对企业行为和资本市场的全面认知，否则就是盲人摸象。看企业，产品和财务仅仅是企业的局部，对企业全面立体认知需要看到产业的竞争格局，更重要的是看到高层对管理问题的认知。”张维说。

在强手林立的深圳，基石能够活下来自然有其道理。张维认为，中等规模的公司，并不是钱越多越好，要跟管理能力相当，否则钱多但项目回报率下降得不偿失。投资机构往往喜欢分析其他企业的问题，但是自己的问题往往忽略。当VC/PE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要做的不是快跑而是沉淀。治理、研发、团队、风险控制是一家机构存活下去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与年轻的中国资本市场一同成长，我才幸运地在年轻时就执掌一家创投公司。”张维感慨道。

在相关媒体采访中，张维分享了基石资本的三段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投石问路，在摸索中前行

基石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从2001年到2007年。

这个阶段，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深交所提出要推创业板，到开通了中小企业板、以及《合伙企业法》诞生的这个阶段，全国创投公司都处于摸索阶段。

《合伙企业法》2007年6月1日起颁布实施之后，国内的创投公司在组织形式上得到了保证，无论是GP还是LP的利益都得到了保证，它清晰地界定了GP和LP，也就是管理者和出资者的责权利，使得股权投资开始在全国风风火火开展起来了。《合伙企业法》可以说是创投行业发展真正的转折点。

在这个阶段，谈及印象最深刻的投资案例，张维分享了对山河智能的投资。

2004年，张维团队看好湖南的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山河智能，这是中南大学机械研究所的所长何清华教授创办的。当时很多人看了之后没有投，因为当时工程机械行业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大，加上山河智能地处湖南，已有三一重工、中联重科两家工程机械龙头，仅有4倍估值的山河智能则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张维坦言，当时他们也看不清宏观调控什么时候结束。虽然事后看，2004年的宏观经济调控很快就结束了。但是，和其他投资人所不同的是，张维看到了所投的企业特点：第一，有过硬的产品兜底；第二，研发实力雄厚；第三，何清华教授有科技和产业报国的雄心，带领了一批他的博士生、硕士生在企业里面干，重要的骨干也都持有股权。这是一家有胸怀的企业。这三点都是一个值得投资的优秀企业的重要标志。

张维回忆，当时投资山河智能，期望值是三、五年后投资回报能有两、三倍就可以了。没有想到的是，2004年中小板推出，2006年山河智能就上市了，2007年等到股票解禁的时候又恰逢一个疯狂的牛市，这笔投资在解禁的那一刻是120倍的回报。

“山河智能肯定是我们投资人生的一个成功案例，而且也有一定的传奇性。更重要的，对于我的人生来讲，也是在这个阶段完成了最重要的一个财富积累。”张维说。

从两三倍的预期，到120倍的回报，这样的财富积累也让张维明白了一个道理：时代和命运，在投资中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投资一个企业，想实现几倍回报，靠勤奋和能力是可以预期的；一旦获得上百倍的回报，那必然有运气好的因素。如果说百倍收益完全靠犀利的投资眼光，看透了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那就纯属忽悠。

“在山河智能这个案例中，大家能看到的宏观经济调控风险，我们也看到了；大家都没有看懂的，我们也没有看懂。那我们看懂的是什么？是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研发实力不错，是这位教授带着整个团队，都有股权，满腔抱负。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因素。企业家精神、组织体系比宏观经济重要，比财务报表重要。这也是我从对华为早期发展的观察，倒推过来的结论。”张维说。

总结下来，基石资本投资的第一阶段，2001年到2007年的摸索阶段，投资回报其实是很高的：山河智能高达上百倍回报，山东六和以30倍回报退出，回天新材也是二、三十倍的回报退出。张维说，这些项目，当时无一例外都是出资人反对的。所以成功的投资不是投票能投出来的，如果你靠投票就死了，因为大部分人的认知是错的。我们应该逆向思维，但是逆向思维好难。

以山东六和为例。2003年，基石资本投资了山东六和。彼时，这家企业并不被市场看好，属于低门槛、低毛利率又传统的饲料企业，而且行业周期波动也大，投资价值不高。初次接触山东六和时，公司年销售额14亿元，利润却仅为2000万元。

但是张维看中了这家企业背后有价值的地方：当时，这家企业就提出了服务营销的概念，围绕养殖户构建了一整条服务链；2003年之前，企业所有的中层干部都读完了EMBA，而在当时即使是中国最大的企业都难以做到；管理团队全员持股……这些现象背后，暗藏着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情怀。

2011年，山东六和的年营收超过600亿元，利润高达16亿元，公司更是被新希望重组并入上市公司主体。基石资本当初的6700万元原始投资，退出金额超过20亿元，回报约30倍。张维的坚持让他获得了足够的回报。“好的企业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言，不能急功近利，必须是长期主义者。”他笑着说。

第二阶段：敢于重仓的勇气及背后逻辑

基石资本发展的第二阶段是2008年-2016年。

这段时间，公司开始发基金产品，开始有组织、成体系的工作，建立起自己的投研和内核的组织体系，形成了基本的投资逻辑。

在张维看来，投资的核心要素是要看明白企业两点：把握企业的成长性和估值，成长性是投资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估值是实现超额收益的必要条件。

第一是对企业成长性的判断。无论看企业的产品还是财务报表，看它的研发系统还是它的组织体系，企业家精神也好，公司治理也好，最后都要画一条线：就是这个企业还有多大的成长性？成长性，和所谓经济周期和行业周期有关。成长性不是一个孤立的判断，还要完成对组织体系性的判断；不仅仅是看它现有的产品和渠道，而是要看它综合的研发、企业的组织体系。

第二是估值。大部分人都认为估值就是所谓的市盈率，市盈率的背后就是成长性，成长性的背后是不同行业的比较。比如说新兴产业就比这些传统产业估值高，成长性高的企业应该比成长性低的企业的市盈率高。但是估值还远不止这一点。

估值还与退出方式有关。IPO、换股上市和被大股东收购，这三个方式都叫退出，所带来的回报是差别巨大的。打个比方，IPO如果是5倍回报的话，换股上市只有2倍、3倍，被大股东收购的回报则不到50%。

除了退出方式之外，估值还与在不同的市场退出有关。如果在大陆、美国、香港退出，在A股回报是3倍的话，到美国只有2倍，在香港只有1倍。既然回报差别是如此巨大，那么退出方式从一开始就应该影响投资决策，就不应该是含糊的，而是尖锐的；是深刻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

“集中投资、重点服务”，无疑是基石资本最有特色的投资风格之一。谈及重仓风格形成的深层原因，张维分享了三点：

第一，不投赛道投赛手。换句话说，就是不看宏观经济，要回到“微观中的微观”：要回到行业，要回到行业中的个体企业。个体企业的情况也许还可以搞明白，但行业中的事情，个人是永远搞不明白的。

第二，用芒格的话来讲，如果把我们最成功的10笔投资去掉，我们就是一个笑话。从投资来讲，有时候是二八定律，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一九定律，少数企业决定了回报，而不是多数企业。所以做投资应该重仓。

第三，从投后服务和风险控制来讲，项目过多会导致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去跟踪和服务。一次性投几百家企业，即使再有能力也看不过来。但如果说投资比较集中，相对来说你在每家企业持有的权益比较高，那意味着你有意愿去跟踪和服务。投后的服务和风险控制是重要的，你盯的不牢根本退不出来。

“这个‘集中投资’的风格在我们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如果说我们发现了好标的，为什么要分散使用自己的资金和力量呢？就应该倾其所有把它拿下。从我创办这个公司开始，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撒胡椒面’，这儿投点，那儿投点，我们就重仓。”张维说。

话虽这样说，但是这种大开大合的投资做法，还是很需要勇气的。张维说，这主要还是取决于投资者自身对行业的理解和认知。行为来自于个人的认知。只有认知深刻才敢下重仓，否则就是在赌。

张维把企业分成财务性投资和控股性投资。基石资本在这一阶段财务性投资比较多，“总的来讲你是看好了它原有的产品体系和经营者。投资最重要的是你能够看清楚它未来三年的成长性，如果你看不清楚是大问题。因为谁也不知道证监会是什么发行节奏，谁也搞不清楚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怎么调整。如果你通过产业周期、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企业家精神、公司治理和组织系统等六个因素能够看明白企业的成长性，那么你才可以投资。所以未来这几年的不确定性，从你投资的那一刻你就应该分析到。”

在张维看来，投资最核心的基本功，就是投资者能够预测企业未来几年的成长性，投资者必须理解它的产业，理解它的产业在竞争结构中的位置，理解它现有的产品和研发体系，理解它的渠道。更重要的还要理解它的组织体系，理解它的公司使命和企业家精神，这些东西构成一条线。而现在大部分的投资尽调，主要是看看行业，看看产品的财务报表就完了，它看不到这个深度。有研发体系和没有研发体系的企业不一样，有组织体系来支持研发系统和市场销售系统，做产品销售也是不一样的。

第三阶段：实践控股式投资，重仓硬科技

基石资本发展的第三阶段是2017年至今。

虽然张维喜欢说“深圳这帮民营创投都差不多”，但细数起来，基石资本的特别之处其实有很多，其中一个是“下重注的能力”。传统的人民币基金的回报模型强调分散，极少具备单项目一亿元以上的投资能力或勇气。但基石资本是个例外。

投入大笔资金做控股型投资，是基石资本的另一个特色。

2021年8月底，字节跳动收购了VR创业公司Pico，据称总对价超过90亿元，引爆了业界对“元宇宙”的讨论。而在2月，基石资本刚刚领投了Pico的B+轮，投了一个亿。

一个亿对基石资本来说不算是大手笔。2021年初国产DRAM龙头长鑫存储母公司完成了新一轮融资，基石资本放进去12亿元。这样的规模对基石并不轻松，张维坦言：“用了几只基金去拼。”

话虽这么说，基石资本还在操刀规模更大的案子。

2021年，基石资本把自己发起设立的连锁药房全亿健康卖给了KKR，总对价数十亿人民币，是近年中国医药流通领域最大的控股型并购交易。基石资本在2016年创立全亿健康，在这个项目上先后投资接近30亿元。

除了做控股式投资，基石资本在第三阶段也有了更多产品，产品线更立体化了。“过去我们还是典型的VC、PE公司。现在除了VC还有天使，在PE之后有并购，在并购之外有一级半市场、定向增发和上市公司的股权受让，再有纯二级市场的产品。但即使产品链条拉长，我们的投资方法依然是坚持重仓投的策略。”张维说。

据张维介绍，有些天使项目已经投到了3500万元，投资部分主要集中在科学研发的创业企业。这样的企业研发成本极高，估值起步都是上亿元。对于这样的企业，看好后就是需要从天使阶段就重仓。

基石资本在第三阶段的投资风格，除了天使投资重仓投之外，还有两点较为突出:一是大规模并购，二是重仓硬科技。比如重仓投资迈瑞医疗、商汤科技。投资风格背后的逻辑依然是：不应该均匀使用力量，而应该集中力量出击重点项目。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向硬科技领域转型升级，高科技公司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不断有公司脱颖而出。

早在2015年，基石资本就开始树立投资硬科技领域的理念。张维介绍，投资硬科技领域，是紧跟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和资本市场的偏好。

近几年，张维愈发意识到，科技封锁已经重构了中国的硬科技投资，第四次工业革命又将把制造业带向一个全新的轨道。这将进一步迫使中国在所有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可控，以举国体制解决创新问题。他说，“当一项投资吻合科技进步和政策引导的双重趋势时，其估值将脱离传统财务模型”。于是，最近五年他将基石资本管理的大部分资金投向了硬科技，而且是与美国有代差的硬科技。

对于一家成立了20多年的投资机构来说，这种转向会面临不小的挑战，但又有其合理性。前者在于，半导体等硬科技产业需要大量的技术和资金铺路，周期较长、风险更大；后者在于，张维和他的团队早已习惯了需求更迭和产业变迁的节奏，从传统农业到装备制造业到新消费再到硬科技，他们一直在寻找最适合的投资标的。

张维表示，硬科技将是一个未来长达十年的投资主题。尤其是在应对卡脖子技术问题上，首先要放弃幻想，长线规划，系统布局，一张蓝图绘到底；其次，要承担责任，集聚资源，支持民营企业，发掘和保护企业家；最后，要让大众创新更有活力。

投资硬科技，看趋势+尊重规律

近几年，市场环境的变化，注册制的IPO大门突然收窄，进一步影响了机构投资的投资意愿，也让创业公司的融资变得更难。外部环境变换与行业突围的压力，让张维集中投资硬科技的举动，看起来充满不确定性。

但张维看到的是，科技封锁叠加第四次工业革命，为硬科技投资开启了双重机会之窗。他认为，在大国竞争、科技封锁背景下，美国对内紧急出台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并同时限制中国拥有高端芯片。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浪潮席卷全球，作为AI时代的核心基础设施，全球科技巨头对AI的算法、算力有着强劲需求，而半导体是算力的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的各类应用场景，从云端溢出到边缘端，或下沉到终端，都离不开智能芯片对于训练和推理任务的高效支撑。

“因此，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将进一步激励中国在所有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可控，并推动中国以举国体制解决核心技术的创新与突破问题。中国具有核心技术的科技型公司估值必然不便宜，而政策层面的扶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张维说。

作为一个投资人，张维看到的是趋势，尊重的是规律，从他的口中听不到“风口”“押注”这样的词汇。对于硬科技，张维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新能源汽车不算硬科技，但下半场是智慧汽车的方向，下半场才是硬科技。因为上半场新能源汽车里涉及到的太阳能、电池、显示屏等，都是产业链上的事，这些都已经被中国解码了。而在让汽车变得更有智慧的芯片方面，中国跟美国还存在代差。在张维的视野中，除了半导体产业，被纳入硬科技范畴的还包括航空发动机、工业软件等。

这些产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研发成本高、周期长。在一些关键点位，需要依靠政府、银行、科研院所的合力投入才能突破，但近些年随着创新体制的放开，更多年轻创业项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风投资金也开始深入其中。

张维把创业者分为“老钱”与“新钱”。“老钱”是指那些早已在传统产业上功成名就的创业者，“新钱”则是代表着新经济的新兴创业者。“老钱”对未来的信心不大，犹疑变化，他们伴随着中国地产行业和普通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正徘徊受挫，而“新钱”面对未来充满活力与干劲。他说，“我们愿意为‘新钱’提供支持。”

硬科技应抓住“双重机会之窗”

2024年4月，以“体制变革与科技创新”为主题的2024中国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创新大会在武汉召开。张维表示，中国人的勤奋和聪明，可以席卷大多数制造业，难点在于半导体、工业软件在内的硬科技。

张维认为，硬科技需要长时间投入，需要企业家精神。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时间点，面临着罕见的技术创新与国产替代相结合的“双重机会之窗”，应紧握这一机会窗口，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提升企业家信心。

据介绍，基石资本目前正牢牢把握技术创新与国产替代的双重主线，对一些重点领域进行了投资：在半导体领域，基石资本进行了涵盖原材料、设计、封测、制造等各个环节的全产业链布局，投资的企业包括格科微电子、长鑫存储、壁仞科技、好达电子、芯动联科、韦尔股份等；在智慧汽车与机器人等具体应用层面，基石资本投资了商汤科技、百川智能、云从科技和第四范式等人工智能龙头，文远知行、元戎启行和速腾聚创等智慧驾驶龙头，中创新航、欣旺达等动力电池龙头。

张维说，这几年基石资本的投资结构，也全面进行了转型，在硬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投入占比非常之大，金额占比超过70%，这些都是持续进行了几年的积累，并不能简单的为跟着国家的方向去同频共振，还是得深刻理解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宏观政治的影响。基石资本的投资结构转型之后，现在聚焦在三个领域：新兴产业、硬科技，生命科学。

光鲜的股权投资行业，参与的是一场注定残酷的淘汰赛。遴选优质项目并投资，通过推动其上市获得回报的创投行业，工作难度和风险不言而喻。

在硬科技的赛道上，如何判断企业质地，张维的标准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是否具备原创的、世界级的、平台级的技术，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能否改变世界。

后记

张维每年都会花时间去到处调研，去见很多企业家。调研并与优秀的企业家交流，无论出身、年龄、背景，去发现他们的个性，感受这些人身上蕴藏的蓬勃旺盛的想要爆发的生命力，是他做投资之余的一大乐趣。他尝试用企业化、商业化的方式，用资金帮助更多创业者，为有才干、有理想的年轻人提供支持，实现他们改变世界的理想。

“我希望把基石资本做成一家有情有义有抱负有理想有使命感的企业，而不是唯利是图的企业。”张维说。

当被媒体问及退休后的打算时，张维说，自己最后的职业就是做天使投资。因为天使投资本质上是一种公益，用商业化、可持续的道路、有效率的运营，从而把它的公益范围做大，而不是简单的撒银子。传统公益基本上是无偿捐赠，新公益是从传统的“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不再限定为非营利，而是通过营利的方式去做。一旦做成一个可持续的事情，就可以利用更多的资金帮助更多的人实现他的想法。

尽管很多同行者很多已经开始享受生活，对于未来，张维却还是有着雀跃向往之心， “茫茫星空，繁星闪耀，我要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