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是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的军政全能战将。他在红四方面军战斗力最强悍的红四军做过政委，又在华东野战军做过8总司令兼政委。可是他在建国后的54年，全军大授衔的前夕，犯下以“功臣自居”的错误，差点错失上将军衔。

虽在56年又补授了，但在这之后他又长期担任副职，一直做副手。王建安是有独当一面的资历和能力，政治才干也不俗，为什么会在建国初期就“翘尾巴”，招致 半坏不好的结果呢？

王建安参加过著名的黄麻起义，在做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师第30团政委前，他一直都是军事干部。任团政委的半年后，他升任为师政委。当时红四方面军在建设和保卫川陕根据地，著名的反“六路围攻”中，王建安率军与敌激战近80天时间，挫败敌十余万大军的多次猛烈进攻。

王建安因此战，名字被方面军指挥徐向前知道。1934年秋，王建安升任红四军政委。他从副班长到副团长，共花费五年时间；从主力团政委到王牌军政委，却花费不到两年时间。

王建安的党性和政治觉悟如何，可从长征结束后，他揭发老搭档许世友（曾任红四军军长）带人出走一事可以看出。新中国的57位上将，王建安应该是最被低估的之一。

抗战时期，王建安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时，曾辅助过徐向前、朱瑞等人，而且王主要负责的是军事指挥工作。除山纵副指挥一职，他还直接兼任过山纵第一旅旅长一职。

王建安在抗战初期和抗战后期，独自指挥一部，歼灭日伪军数万。他不是纯粹的军事干部，政治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对部队进行过整军、内部整顿等较为细致的政治活动。

王建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一手带出了华野两支主力纵队：4纵和8纵。指挥打仗和带部队是两回事，或者说是分为是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两人的工作。但是王建安一人，既能做好军事主官的工作，又可以做好政治主官的事。

从某种程度、某些方面上看，王建安比传奇上将许世友优秀不少；反正王建安肯定是不会比许世友差的。而且王建安是个优秀的“救急”干部。1948年春天，徐向前病重，无法单独担负起繁重的指挥工作，军委急调在河南奋战的王建安，放下部队进山西辅助徐向前。

恰好在此时，山东兵团司令许世友病倒，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急忙致电中央，盼望王建安来接许的担子，指挥山东兵团。

到底把王建安放哪？毛主席致电少奇同志、周总理和任弼时商讨，最后决定把王建安调到山东，跟谭震林组搭档，打津浦、取济南，由周士第接替辅佐徐向前的工作。

几个月后，王建安又被任命为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副政委，但未到任。从这不难看出，中央认为王建安，不管到哪都能做好分内工作、做出一番成绩。许世友休息养病后，王建安成为山东兵团代司令。著名的淮海战役，王建安就使用兵力、兵力分布，也提过一些意见。

1949年年初，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下辖7、8、9、10四个兵团。王建安与陈士榘、宋时轮和叶飞一块，成为华野兵团司令。王建安做兵团司令，可谓是众望所归，没有人不服。

1952年8月，军委又任命王建安为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兼政委。收到任命后。他火速上任，率领23、24两个军开赴朝鲜。在朝鲜战场上，王建安也有亮眼的表现，对停战协定的签订，做出了莫大贡献。

1954年春天，王建安本还在朝鲜指挥的，奈何突发高血压，病得很严重。于是他被送回国内接受苏联专家治疗。在青岛疗养的1954年5月10日，那时候王建安应该还没康复，华东军区会议上通过一份报告，称王建安犯有以“功臣自居”的错误。

其实这事说白了，就是王建安在朝鲜作战期间，高、饶在国内暗地搞阴谋诡计，被中央和毛主席发现并处理掉，王得知后没反应过来，没有正确的认识，不愿对饶漱石进行揭发和批判。

解放战争中，饶漱石对王建安特别赏识和重视，对王的工作十分支持，提供了不少帮助。所以不过几年时间，饶就犯下大错被处理，王有些接受不了。

王建安本该是稳稳的上将军衔，但由于这件事，遭停职、降级（从正兵团级到副兵团级）处理。鲜为人知的是，中央曾有意授予他中将军衔，但被主持评衔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劝阻，说应给他一个改过机会。

1956年1月，因认错态度良好，王建安被补授上将军衔。不过在这之后，王建安长期在地方大军区担任副职，如沈阳军区副司令、济南军区副司令、福州军区副司令。这跟曾经同为“山东双虎”之一的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广州军区司令），形成强烈对比。

曾有老部下为王建安鸣不平，说首长啊，您好多老部下都成您的上级了，凭您的贡献和资历，不该老当配角啊。王建安不以为然，甚至批评了这位老部下：“干革命，不能计较这些高低得失。”

后来叶剑英元帅都对从无怨言、尽职尽责的王建安感慨道：“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