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红军长征的那段日子，大家伙儿心里头总会浮现出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王明。
红军第五次跟国民党围剿战斗那会儿，王明和那个共产国际派到咱们这儿的军事顾问李德，俩人实际上把控着红军的军事指挥。就是因为他们俩在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时，搞的那一套“左倾”路子，让红军吃了大亏，损失惨重。这事儿直接导致红军在1934年10月没办法，只能开始长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打响的时候，王明又回到了中国，他这回是以中国在国际上的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回来的，直接到了延安。那会儿，距离毛主席在我们党内军事方面的领导地位稳固下来，已经过去了两年多。
王明心气挺高，琢磨着在延安再拼一把，找回他认为自己在党和军队里本该有的地位。可没想到的是，以前一起在苏联共事的康生，这时候却给他当头一棒：“别做梦了，你斗不过毛润之。”
那么，康生到底是基于啥缘由，会对王明讲出这样一段话呢？为啥在那个时候，大家伙儿心里，毛主席的位置那么稳固，谁也动摇不了？
说到底，“实际行动比啥辩解都强”。看看毛主席和王明他们俩的革命路程，还有他们为中国革命出的那些力，你就能懂为啥连王明以前的战友都那么佩服毛主席了。
王明，本名其实是陈绍禹，他1904年在安徽六安县的一个穷苦农民家里呱呱坠地，比毛主席年轻了整整11岁。到了1920年，陈绍禹有幸进了“三农”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教育界的热心人朱蕴山等人一手创办的。因为家里穷，他的一部分学费被减免了，这才有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陈绍禹在学校那会儿，学习特别拼，心里还老装着国家大事。五四那会儿，他还参加了反对买日货的活动。到了1924年，他靠全县第一的好成绩，考上了武昌商科大学，这个学校现在就是武汉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院。在大学那个思想碰撞的地方，陈绍禹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结果在1925年就入了党，他的人生路也因此变了样。
当陈绍禹还在学校里头刻苦学习那会儿，毛主席已经投身革命好多年了。早在1921年，咱们中国共产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毛主席就是那十二个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里头的一个。等到1925年陈绍禹加入党组织的时候，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那会儿，都已经当上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代理了。
虽然陈绍禹后来在苏联的共产国际里摸爬滚打了好些年，老爱拿这段经历来显摆，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但说实话，要是按入党时间和工作经历来算，毛主席在党内那可是陈绍禹的前辈，资历深厚得多。
陈绍禹，论资历确实比不上毛主席，但他究竟是怎么后来超过的，最后竟和李德两人一起掌握了红军的军事大权呢？
得聊聊1925年陈绍禹去苏联深造的事情，这对他的整个人生来说太重要了。当时，多亏了湖北党委的推荐，陈绍禹这个学习特别努力的学生，才有了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的机会。陈绍禹在学校里挺活跃，所以引起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巴威尔·米夫的注意。后来，米夫还成了苏联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关键顾问。有了米夫的看重，陈绍禹就慢慢在我党里升到了高层。
1929年春天，4月份的时候，陈绍禹结束了在苏联莫斯科多年的工作，回到了祖国。他一到家，就被我们党中央宣传部给盯上了，让他去当党的主要报纸《红旗》的记者。可没想到的是，1930年，陈绍禹在上海参加工联会的一个活动时，被国民党给抓了，然后就给扔到了提篮桥监狱里。那时候，他故意打扮得像个工人，想瞒过国民党，刚开始还真没被发现。但坏就坏在，他后来想了个办法，收买了一个看监狱的国民党士兵，想通过他往外面送信。结果，这一送，就把我们党报纸《红旗》的藏身之处给露馅了，给《红旗》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陈绍禹因为不小心把秘密说了出去，犯下了大错，这可是我党的大忌。所以，党组织给了他一个狠狠的警告，这事儿成了他一辈子都洗不掉的污点。
不过，就在陈绍禹的工作快要保不住的时候，他以前的老师米夫站了出来。他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和苏共中央，提议让陈绍禹进我们党的中央政治局。结果，尽管陈绍禹之前闹出过信息泄露那档子事，他在党里的地位却没降，反而升了。这事儿也为他后来能掌控红军的指挥大权，悄悄铺好了路。
1931年春天，4月份那会儿，因为顾顺章叛变的事情，在上海秘密干活的陈绍禹他们，没办法只能把党中央的办公地儿从上海挪到江西瑞金，那是毛主席他们搞起来的农村革命地儿。这样一来，上海党组织里那股“啥都听共产国际的”的风气，也跟着跑到了红军的革命队伍里头。到了那年11月，陈绍禹因为工作得换个名字，就选了个“王明”，打那以后，“王明”这个名字就跟他绑一块儿了，一辈子都没变。
王明到了江西瑞金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后，他一向觉得苏联的革命路子才是最对的。所以，当他看到毛主席、朱德他们选择在农村搞革命，还打游击战，他心里头特别不乐意。他老说毛主席带着红军东躲西藏，这是“逃跑”，他觉得红军应该硬气点，直接去打国民党的大城市，跟蒋介石他们来个了断。
实际情况显示，王明的军事策略显然走不通。他一到江西瑞金，掌控了红军的军事领导权后，红军试图攻打长沙、南昌等大城市的行动，全都以惨败收场。特别是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时，红军因为采取了过于激进的军事策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毛主席他们多年辛苦建立起来的农村革命基地，在王明的错误带领下，短时间内就化为乌有。
王明指挥打仗没头没脑，不光在党内，在红军队伍里也是让人反感得很。毛主席把王明那种硬碰硬的打法，比作“乞丐跟龙王斗富”。彭德怀呢，更是直接，他那个直性子，有次直接冲到和王明一起来到江西瑞金的军事顾问李德那里，冲着他就喊：“你们压根就不会打仗，光在后面瞎嚷嚷！这样下去，红军可就要毁了！”
彭德怀无意间吐露的那句“牢骚话”，其实挺在理的：1932年8月份，王明因为工作有变动，又一次回了莫斯科。这也就是说，他从上海跑到瑞金，在江西那片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就待了不到一年光景。王明只在农村待这么短的时间，他又怎么可能真正搞清楚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那些斗争，还有红军在前线打仗的实际情况呢？
不过，那时候的王明好像压根儿没发现自己的毛病。自打1932年8月去了苏联后，他就在莫斯科搞起了“隔空指挥”，借着苏联共产国际的旗号，一而再再而三地给红军发去些不着边际的战斗指令。
王明在军队策略上的错误观念，哪怕长征已经拉开序幕，还是给红军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长征刚开始那会儿，王明居然把红军的战略撤退方案当成了“全面迁移”方案来实施，就连那沉重的苏区印钞设备，红军都给背上了，结果导致红军错过了最理想的撤退时机。到了湘江那一仗，红军由于行动缓慢，再加上采取的“硬刚”战术，导致中央红军的人数从最多时的8万多人急剧减少到了3万人。
不过，路上的坎坷并不会挡住前方的希望，革命历程中每次遭遇的大挫败，最后都会以更大的胜利重新出现。说起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的失败，红军上下没人能忘，每个参加过恶战的红军战士都深深明白，硬碰硬的打法行不通。到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主席的打仗思路又被大家认可了，而王明之前那套太冒险的打法，也就慢慢没人再提了。
最终，在毛主席的带领下，红军战士们成功走完了长征路，时间是1936年。到了那年12月12号，西安那边出了大事，就是西安事变。这时候，党中央的一帮领导，主要是毛主席，那真是聪明绝顶，想办法让事变和平解决了，还帮着搞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以后国共再次联手打鬼子铺好了路。
说实话，王明在过去某个阶段，确实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出过一份力。就拿1935年来讲，他亲手起草了《八一宣言》的初稿，号召中国、苏联这些国家手拉手，一起在国际上搞个反法西斯的大联盟。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眼看要打响了，王明那会儿在苏联工作老久了，他也想办法帮咱们国家在打仗的时候从苏联那儿弄点援助来。
不过，王明一直没搞清楚自己的能力边界。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发现自己没法像之前从上海回瑞金时那样，随意指挥革命队伍了。没办法，王明又开始搬出自己在共产国际的那套老经验，硬说自己代表共产国际说话，要我党抗日时“全听统一战线的，全走统一战线的路”，却对我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只字不提。
之后，我们党安排了任弼时跑到苏联莫斯科，去弄清楚共产国际的真实想法。结果他发现，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共产国际压根就没给王明“当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利。打那以后，王明的那些看法和提议，在党内就更不受待见了。到了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王明那一套教条思想在党内被好好清理了一番，他也慢慢从革命的核心舞台上消失了。
新中国一建立，王明就被选上做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会的一员，主要负责中苏之间的外交事务。不止这个，他还当上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的头儿，由他带着大家制定了新中国头一部《婚姻法》，这事儿在中国的法律发展道路上，算是给他自己留下了个记号。
但是，王明到死都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错误。1954年的时候，王明说自己老毛病又犯了，之后就没再参与新中国的任何事务。到了1956年1月，王明带着老婆去了苏联治病，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回过中国。
1957年那会儿，毛主席亲自跑到苏联去搞外交。他抽空让赖祖烈和黄树则去找王明，想请王明回来。王明对赖祖烈和黄树则非常热情，好吃好喝招待着，但他自个儿却说不打算回国。
1974年3月27号，王明在苏联的莫斯科去世了，享年69岁。苏联那边呢，就称他为“共产国际的老战友”，然后把他的遗体安葬在了莫斯科城外的新圣母公墓里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