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过19次遣唐使团。这其中有13次真正到达了唐朝。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其实中日之间的交流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前汉光武帝就曾册封过日本列岛的倭奴国。那时日本列岛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权，而是分布着大大小小百余国。这些所谓的“国”其实还处于由原始氏族部落向国家政权过渡阶段。

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又册封日本列岛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从公元413年至478年五代倭王先后九次遣使中国南朝。从公元600年起日本先后向中国派出过五次遣隋使。在此期间隋朝也曾派鸿胪寺掌客裴世清回访过日本一次。等到隋唐改朝换代后遣隋使就变成了遣唐使。公元630年日本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第一批遣唐使出访15年后日本开始了大化革新。公元653年革新八年后的日本派出了第二批遣唐使。

遣唐使的构成大致有四类：一类是使者四等官，一类是航海人员，一类是翻译、厨子等专业保障人员，最后就是担负学习重任的留学生、学问僧。日本朝廷对留学生的赏赐仅次于大使和副使。这么做当然是为激发学子入唐求学的热情。留学生入唐后被允许进入国子监学习。国子监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国子学只有唐朝三品以上高官子弟及外藩皇子王孙才能学习，其余五门学问对包括日本留学生在内的所有来唐人员开放。

日本的刑律专家大和长冈、书法大家橘逸势、高僧空海等人均有留学中国唐朝的背景。更为中国人熟知的应该是阿倍仲麻吕：他给自己取了汉语名字“晁衡”。他在文学方面极有造诣成就，因此与李白、王维等当时的顶级文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治比县守在唐朝出使期间要求”儒士授经“，唐玄宗命四门助教赵玄默去鸿胪寺为他讲课。包括阿倍仲麻吕在内的很多日本遣唐人士还被唐朝授予官职。

入唐留学生中有留唐为官者，也有人选择返回日本。那些回到日本的留学生就成为推进大化革新的主力军：藤原葛野麻吕、朝野鹿取、菅原清公任等遣唐使后来都成为日本中央或地方的各级文武官员。他们将在唐朝学得的知识用于日本的政治施策中，为日本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遣唐使和留学生、学问僧归国时往往携带有大量典籍器物：从中国带回的典籍多倍保存在正仓院作为传世之宝。

《乐书要录》一书后来在中国因战乱而失传，幸亏日本尚有保存才得以重新引回。遣唐使和留学生的这种搬运工作直接促进了日本文化的繁荣：儒家经典开始成为日本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学问僧道昭入唐后师曾从玄奘法师，归国后创建了日本南都六宗之一的法相宗。公元663年中日之间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战争冲突——白江口之战。在这场中日千年首战中唐军几乎全歼了四倍于己的日军。

战败后的日本并未排斥大唐文明，恰恰相反向大唐学习的风尚更加普遍：第七至第十次遣唐使（669~733年）的规模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这一数据大约是战前的两三倍。公元701年日本颁布《大宝律令》标志着以中国为模板的政治改新基本完成。日本大化改新其实是个逐步的过程：改新期间由于旧势力的反扑一度恢复过落后的部民制，大约经历半个多世纪后改革的纲领才在实施中不断完善和修改。

《大宝律令》使改革成果以法律形式得以巩固。《大宝律令》实施以唐制为框架的政治体制：日本借鉴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日本把中书省冠名为中务省，部门首长称为中务卿，如果是皇室亲王担当则称中书王，但没设置相当于门下省的部门，没把敕书的立案和审议工作分开。日本太政官相当于尚书省，部门首长为太政大臣，下设左右大臣。隋唐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日本则设有负责国防治安的兵部省、负责司法刑讯的刑部省、负责工程建设的宫内省、负责官制人事的式部省、负责度支财务的民部省、负责教育礼仪的治部省、负责纠察官员的弹正台。遣唐使中对日本历史影响最大的当属吉备真备。吉备真备22岁时随第8次遣唐使入唐，此后在唐朝游历学习长达17年。他所学习的范围涉及三史、五经、名刑、算术、历道、天文、汉音、书法、音乐、秘术、占杂等诸多领域。

吉备真备回国后根据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创造了“片假名”。这与空海和尚根据汉字草书偏旁创造的“平假名”一同构成日文字母。由此可见大唐文明对如今日本文字体系的影响。吉备真备归国后视图顺畅：先后任大学助、东宫学士、春宫大夫等职，先后给大学寮学士传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等学问，还给孝谦女帝讲授过《礼记》。吉备真备56岁时再次奉使入唐，再度归国后负责主持太宰府军政。

天平宝字八年（764）藤原惠美押胜叛乱，吉备真备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平定了叛乱，从此平步青云一直做到右大臣之位。不过并不是所有遣唐使都能有吉备真备这样幸运，事实上日本当时落后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使每次遣唐使团的出行都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早期遣唐使的入唐路线是：自难波（今大阪）出发经九州博多（今福冈）向西通过朝鲜海峡，然后循半岛西岸北上，而后向西渡过黄海，最终在唐朝登州（今山东蓬莱）上岸。

这条路线尽管航程远，但由于大部分时间是沿岸航行，海面相对平静安全，也能比较容易获得补给。即使如此第四次遣唐使还是被逆风吹到南海小岛，船上人员多被岛人杀死，只有5人逃到唐朝。白江口之战后遣唐使大多改走南岛路。南岛路从博多出发，沿九州西岸南下至萨摩、种子岛、屋久岛、奄美大岛，而后横渡东海登陆。后期遣唐使中的第7、8、9、10次均取道此路。

这条逐岛南下的路线不惜大绕远路以求获得补给，但离岛航渡浩瀚莫测的大海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极其危险的。除了第8次出使往返皆平安之外其余几次均不同程度出现被风漂流、船毁人亡的惨剧。第9次遣唐使团中的第三船和第四船就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有4人活着回来。第11次遣唐使开发了第三条路线：从大津浦出发，向西南驶抵值嘉岛（今长崎平户岛和五岛列岛），而后径直横渡东海，最终抵达长江口。

这条线路的起点与终点都大致与南岛路相同，只是省却了逐岛南下的冤枉路。第11次遣唐使只用10天便到达唐朝海岸，然而从第11次到第13次遣唐使在这条新航线上次次遭难：尤其是第13次遣唐使回国时第一船被海浪打沉致使日本副使小野石根等38名日本人以及随船赴日访问的唐使赵宝英等25名唐人遇难。在两国的使者队伍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唐日“混血儿”：在两百多年的交往中日本人在唐结婚生子和唐人在日本结婚生子的现象并不稀奇。

中国人所熟悉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后来就改名晁衡居留中国。公元734年作为第十次遣唐使的护送使前往日本的唐朝音乐家袁晋卿、皇甫东朝及其女儿皇甫升女后来都留居日本，他们的“混血”后代一直热衷传播大唐文化。在日本遣唐使赴唐的同时也有中国人赴日。这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鉴真大师。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一月十五日双目失明的鉴真大师在五次东渡失败后率弟子40余人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启程渡海。

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登岸，然后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鉴真大师开创了日本佛教的南山律宗。日本从此才有了正式的律学传承。鉴真东渡不仅丰富了日本的佛教文化，还带来了中国的建筑、绘画、塑像等各种先进工艺。日本的豆腐业、饮食业、酿造业等行业技艺最初均为鉴真所授。鉴真还被日本人民奉为医药学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