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贺子珍来到上海居住后，作为老战友的陈毅市长，便给予了她特别的关照，还不时到家里嘘寒问暖。

然而，由于贺子珍的身份特殊，陈毅市长也不得不考虑得多一些，以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做文章。

1956年，由于身体不好，贺子珍被安排到华东医院，接受治疗。此时，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由于工作调动，到西安担任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局长去了。

自从贺敏学离开上海后，贺子珍的心里的安全感便越来越少。对此，贺敏学也是知道的，于是便在见到老战友赖少其的时候，托他代为照顾。

对于赖少其，贺子珍也是认识的，也是有一定的信任的，当然也知道他曾经担任过南京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

7月的一天，偶然发现赖少其竟然也在医院接受住院治疗，并刚刚办好出院手续，准备出院时，贺子珍立即大喊道：“赖部长、赖部长……”

赖少其回过头，发现是贺子珍时，便走上前去，问：“贺大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听到赖少其问，贺子珍带着急切的语气，说：“赖部长，我没有病，不愿意住在这里，请你带我回家吧！”

赖少其多少知道贺子珍的一些情况，便仔细地观察了她的全身，发现贺子珍既苍老又憔悴，而且神情有些紧张，明显不够健康时，便劝她说：“贺大姐，你身体不好，住在这里，是组织的照顾和关心……”

赖少其的话还没有说完，贺子珍便打断了他的话，急忙说：“不，不，不，赖部长，我确实没有病，我见到这些穿白衣服的人就害怕！”

看到贺子珍这样，赖少其的心里生出了怜悯之情，便对她继续劝慰了一番，要她安心留在医院治疗。

见赖少其劝自己继续住院，贺子珍心里非常着急，一把将赖少其手里的文件袋抢过去，大声说：“不，不，你出院，我也要出院！我哥哥不在，你就要负责把我送回去。”

后来，赖少其和闻讯赶来的医生和护士边拉边哄，最终才将贺子珍带回了病房里。

在被带回病房的过程中，贺子珍不断地回头看着赖少其。那一刻，赖少其的心里非常难受。

回到家里后，赖少其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最终提笔给上海市委写了一封信，向上海市委反映了在医院遇到贺子珍的事情。这封信的大意是：

“贺子珍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负过重伤，身体不好。现住在华东医院，经常又哭又闹，而那里也住了不少党外的民主人士，影响不好，希望贺子珍能得到更好的照顾。上海还有一些空着的花园洋房，建议找一间让她住进去，再安排专人照顾，对她的疾病治疗，对党的工作，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

很快，赖少其的这封信便被呈递到了上海市长陈毅的面前。

看完信后，陈毅立即产生了警觉，担心有人借此大做文章，便把这封信的撰写人赖少其请来谈话。

见到赖少其时，陈毅市长问：“你为什么写这封信？”

听了陈毅市长的话，赖少其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诚实地向陈毅市长作了汇报。

原来，赖少其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受了老战友、贺子珍哥哥贺敏学的委托。

1915年，赖少其出生在广东省普宁县下市乡（今普宁市池尾街道办华市村）。1932年，赖少其考入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系，开始致力于木刻创作。

日本侵华后，身怀爱国情怀的赖少其，先后在广东和广西，举办了巡回抗日木刻漫画展览，以此来激励国人抗日。

1938年，赖少其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的理事。

那时候，赖少其还担任了广西桂林《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抗战刊物的编辑兼发行人。

1939年10月，赖少其参加了新四军。

1940年10月，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国民党何应钦和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发来电报，强令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1个月之内，开赴到黄河以北。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要求，朱德等人复电进行了驳斥，并表示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可以把在皖南地区的新四军，转移到长江以北。

1941年1月，在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到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了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8万多人的拦击。

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新四军在叶挺军长指挥下抗击了七天。最终，在弹尽粮绝后，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2000多人分散突出了重围。

在这次战斗中，新四军损失非常惨重，就连军长叶挺也在与顽军谈判时，被扣押起来。

这次历史事件，也被称为皖南事变。

在皖南事变中，赖少其虽然没有牺牲，但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了“上饶集中营”中。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赖少其表现得坚贞不屈，并与他们作了顽强的斗争。后来，赖少其成功越狱，最终回到了苏北解放区。

此后，赖少其先后担任了《苏中报》副刊编辑、新四军一师宣传部文艺科长、四纵队二十九团政治处副主任、四纵队宣传部副部长、八纵队宣传部部长。

正是在新四军中，赖少其认识了贺敏学，两人还成为了好朋友，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在解放战争时期，因创建“立功运动”赖少其获得了“干部一等功臣”的光荣称号。建国前夕，赖少其还以第三野战军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建国后，赖少其先后担任了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处长、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南京市文联主席。

1952年，赖少其调到华东局工作，担任了中共华东局文委委员、华东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后又担任了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美协副主席、兼上海中国画院筹委会主任。

1956年，在华东医院见到贺子珍时，赖少其想起贺敏学对自己的信任所托，看到贺子珍十分可怜，对贺子珍的遭遇产生了同情，这才给上海市委写了这封信，希望改善贺子珍的医疗待遇。

当时，听了赖少其的汇报，陈毅市长经过思考后，认为赖少其并非受人指使，而是出于对老同志纯粹的关心和爱护，便采纳了他的意见。

不久后，在陈毅市长的批示下，贺子珍离开华东医院，回到了家里。

1959年，赖少其被调到安徽工作，担任了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

据说，赖少其这次调动工作，就是因为那封为贺子珍陈情的信，被扣上了“对毛主席的家政进行干涉，分明是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

为此，赖少其还多次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作过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