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春，在香港的张国焘实在穷困潦倒难以为继，于是厚着脸皮委托新华社香港分社向北京转交信件，希望回到祖国生活。看过信后，毛主席当即表示:“回来可以，但必须做检讨并有自新保证”。
张国焘
张国焘认为，自己回国后生命安全肯定不会有问题，但会被批判和教育。若是当年的老朋友和老同志们说几句倒还可以，可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后辈们羞辱，于是陷入犹豫和矛盾之中。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情局派其驻港负责人连续多次拜访张国焘，向他了解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要员的情况，同时支付可观的报酬以解燃眉之急。之后，堪萨斯大学出资邀请他撰写回忆录，从而完成了《我的回忆》，但经济上仍然不富裕。
问题来了，曾经呼风唤雨的张国焘如何走向潦倒？曾经的革命者如何沦落为反革命？本着实事求的原则和客观公正的态度，文史不假为您讲述历史，竭力还原那段历史。同时声明，本文只发表于“头条号”和“百家号”这两个平台，拒绝任何形式的转载。
张国焘出生于1897年11月26日，原名张特立，字恺荫，江西省萍乡人。他曾是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更是我们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因为分裂组织和分裂军队而遭到批判，最后出逃叛变沦为可耻的罪人，1979年12月客死在加拿大。
张国焘
1897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三年，张国焘出生在江西萍乡的一户官绅世家，父亲张鹏霄不仅担任过象山知事，而且还经营着一家钱庄。作为这种富庶人家的长子，他自然被寄予了无限厚望，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楣。
1905年，面对国内外局势的变化，满清统治者开始被迫进行改变。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等重臣奏请下，慈禧太后最终同意废除科举制度，由新学教育取代旧学教育。受此影响，张国焘转而接受新学，同时兼学四书五经。
在革命党人推动下，全国多地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加速了满清帝国的摇摇欲坠之势。而为了筹措军费镇压革命，清廷居然在邮政大臣盛宣怀的建议下宣布“铁路收归国有”，立即就捅了马蜂窝！
之前清廷国库空虚，这才明确支持商人从洋人手中买回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路权后自主经营。现如今，竟然强行将铁路收归国有，而且还没有补偿，无异于一次赤裸裸的打劫。因此，广东、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都相继爆发了“保路运动”，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1911年10月10日晚，革命党人蒋翊武和孙武等人率领新军工程第八营起义，成功掌控武汉三镇并且建立了湖北军政府。以此为标志，辛亥革命的大幕终于被拉开了。
趁此机会，袁世凯强势复出并且逼迫庆亲王奕劻和摄政王载沣放权，自己掌控了军政大权。之后，他在清政府和革命党之间左右摇摆，最终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领导北洋系开始统治中国，国家进入到了持续动荡时期，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在他的一系列暴行下，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思索，终于意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民众意识未醒。
1915年，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等人带领下，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从此以后，作为该运动发源地的北京迅速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成为了每一名热血青年的朝圣之地。
1916年，踌躇满志的张国焘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舞台。凭借着出色的鼓动能力，他很快就成为了风云人物，成为了学生领袖。或许，正是这种顺风顺水的经历，造成了性格中的骄傲和激进，也为悲剧埋下了伏笔。据他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记载:
当年，我是一个心直口快的青年，常常因为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而与人激烈争辩。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进一步提供了自由环境和民主氛围，使得校内呈现出了“兼容并蓄”和“海纳百川”的景象。不久，他还亲自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和杨昌济等进步人士任教，同时裁减了一大批的腐儒老朽。
早在1915年9月时，陈独秀便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倡导科学与民主。随着他进入北大任教，自然也带来了许多的进步思想和理念，其中就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从此，张国焘接受熏陶和洗礼，开始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却遭遇了惨败，直接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1919年5月，在广大青年学生的带动下，北京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并且向全国蔓延，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在“五四运动”期间，思想激进和能力出众的张国焘再次成为风云人物，被推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演讲部部长。不过，由于太过执着和高调，他立即遭到了北洋政府的逮捕和关押。
通过蔡元培和陈独秀等人的积极营救，张国焘终于获释出狱。为了避免再度被捕，他只好逃往上海居住，被安排在学联工作，待风头过后才返回北京，成为了热血沸腾的青年革命者。据《我的回忆》记载:
那时候，我每天就睡在办公室，而且只睡几个小时，其他时间都用来工作。
1921年7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一大终于在上海秘密召开了。期间，张国焘和毛泽东、李达、陈公博、何叔衡、李汉俊、邓恩铭、陈潭秋、董必武、王尽美、刘仁静、周佛海和包惠僧一共13人参加了这次会议，选举产生由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组成的第一届中央局。
刚刚成为领导后，张国焘的一些旧习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他好大喜功，认为学生运动应该无所畏惧；他狂妄自傲，认为不上大学就不算进步青年；他目空一切，认为除了“南陈北李”外再无他人堪配为师……
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短暂的亲密合作。不过，随着他在北京不幸病逝，国民党逐渐背离革命道路越来越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反共”为名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以“清共”为名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此以后，被寄予厚望的大革命失败了，而长期在国共合作中坚持右倾路线的陈独秀也遭到了批判。
在此背景下，张国焘在组织内部的地位快速攀升。第二年，他被委派前往莫斯科学习，还成为了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且受到过列宁接见，思想和行动变得更加左倾和激进。
1931年初，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张国焘从苏联回到上海，很快就被委派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之后，他以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成为根据地内的最高领导。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宣布成立，下辖有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由陈昌浩担任政治委员，由刘士奇担任政治部主任。这是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要标志，为今后机动作战和战略扩张都创造了条件。
为了树立自己在鄂豫皖苏区的绝对个人权威，张国焘的恶习和左倾思想再度蔓延开来。很快，他对苏区原有的许多成绩都通通予以否定，除了改弦更张以外，还盲目进行肃反运动。
原鄂豫皖苏区的领导层大多出自地主家庭，张国焘抓住这个客观事实，肆意歪曲和大做文章，甚至上纲上线进行排斥异己。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位于上海的博古等人也充斥着“左”倾路线，竟然默许了他的激进之举，将原本团结稳定的苏区搞得乌烟瘴气，甚至人人自危。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载:
肃反对象主要是三种人:一是从白军转变过来的，不论起义、投诚还是被俘都要严审；二是从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论平时表现如何都要严审；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特别是上过私塾的都要严审。而且，对这些被审查的对象也是简单粗暴，或关押，或清洗，或杀掉。
在错误路线影响下，我们组织内弥漫着不计后果的斗争策略，虽然对敌人造成了有限的打击，但自身的损失却更大。甚至于，就连位于上海的总部机关也都变得岌岌可危，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
无奈之下，总部机关只得分批分次搬到了位于江西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里已经被毛泽东和朱德经营得生机盎然。不过，随着左的错误路线扩散到军队，博古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红一方面军被迫开始长征。
在长征初期，博古和李德继续指挥军事作战，又犯下了严重的“逃跑主义”错误，导致红一方面军大幅减员。一场湘江战役，使得八万多名红军损失过半，只有三万多人渡过了湘江，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在随后召开的“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洛甫和王稼祥等人多次向博古、李德提出建议，希望能尽快召开会议及时纠正错误路线。1935年1月，通过遵义会议顺利召开，重新确立了毛主席对军队的指挥权，也在事实上确立了以他为核心的领导层。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红军越战越勇，通过一系列出神入化的战役扭转局面，将革命转危为安。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强渡大渡河，在汉源击败四川军阀杨森后翻越大雪山，成功到达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了著名的“懋功会师”。
在红一方面军抵达懋功前，张国焘已经动起了歪脑筋，让红四方面军打出了“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标语。作为总指挥，徐向前认为部队长征前都没有30万人数，经过沿途的减员牺牲，怎会实现扩充呢？
对此，张国焘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可依然还在大肆宣传红一方面军装备精良。原来，他是有意在事前虚假宣传，这样才能在事后形成巨大落差，降低中央在红四方面军的威信，从而提升自身威望。
1935年6月25日，毛主席和周恩来等领导人与张国焘如约见面，随即进行了两军会师后的庆祝活动。当他看到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穿着破烂不堪，部队人数和武器装备都大幅缩减后，心中已经打起了小算盘。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我们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临时会议，商讨下一步的行军方向和政治路线，史称“两河口会议”。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凯丰和张国焘等人。
在会上，作为临时总负责的洛甫首先发言，通过分析当前的国内外形势，提议“北上抗日”并且在川陕甘交界处建立根据地。经过充分讨论，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他向北发展的建议，张国焘本人也投下了赞成票。
“两河口会议”后，各级指战员都开始准备行军事宜，只有张国焘纹丝未动。他非但不准备北上抗日，反而认为这是错误路线，暗中蛊惑红四方面军拒绝执行，提出“向西康发展并建立川康政府”。
面对张国焘的行径，洛甫和毛主席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了让步，同意由其代替周恩来出任红军总政委。不过，他却更加肆无忌惮地索要军权，甚至向红一方面军进行军事警戒，威胁的意图非常明显。
为了避免红军对红军作战，为了挽救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只能单独北上。1935年10月，他们成功抵达了陕北地区与刘志丹会师，取得了长征的阶段性胜利。
与此同时，张国焘不仅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而且还在卓木碉另立了“中央”自任主席。从此开始，他分裂组织、分裂军队和分裂革命的企图已经不加掩饰。
为了提防中央军和红军入川，“四川王”刘湘不断增强川军的战力，大张旗鼓进行了整编和改制。之后，部队兵力被缩减三分之一，总计80个团，实现了建制满员和装备更新。
遭遇川军的坚决抵抗后，张国焘受阻于百丈一带连续数月，从而被迫陷入消耗战。这里地势开阔，非常便于大兵团展开，敌人利用人数优势和装备优势，整团整营成建制地投入进攻，加之还有飞机轮番轰炸，红军的损失非常惨重。激战七日后，我方牺牲近万人，敌方伤亡1.5万人。
对于拥有80个满员团的川军来说，损失5个团只是毛毛雨，但对于红四方面军而言却是触目惊心。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陆续后撤转移，百丈战役以失败告终，红四方面军从此开始由盛而衰。1988年10月，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样总结原因:
一、对川敌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二、与此相联系，我军高度集中并且兵力不够；三、战役的选择失当。凡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林育英化名张浩被派回陕北传达会议精神。通过数月的长途跋涉，他终于通过蒙古后才入境中国，成功抵达了陕北。
林育英
1935年12月，林育英在瓦窑堡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向他这样表示:
目前情势下，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过去他听不进去。而且，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也很为难，很吃力。他比较相信共产国际，如果你能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去做工作，他可能会听。
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不过，语气上并没有过分刺激对方，还为迷途知返和重新北方留有足够空间。
张国焘深知这封电报的重要性，在回电中将罪责全都归咎于张闻天、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为了挽救他，林育英并没有立即戳破，反而通过多次回电进行规劝。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载:
林育英这些电报给我的印象，似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
受此影响，加之战事的发展也并不顺利，张国焘逐渐缓和了之前的强硬态度。同时，留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和徐向前等人也不断劝说，他终于表示愿意服从组织上的指挥。
1936年7月27日，我们组织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担任书记，任命任弼时担任副书记。从此开始，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起合兵北上，继续完成长征。
到了1936年10月，随着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长征终于胜利结束。在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张国焘立即遭到了党内的严肃批判，他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径，多次表示愿意悔改。
本着“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原则，组织上对张国焘采取了“批评加礼遇”的政策，并没有处罚或者关押。相反，在毛主席的建议下，他被安排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后来又成为了代理主席。
1937年底，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长期留苏担任共产国际执委的王明也回国了，同时带来了最新指示。他和张国焘矛盾重重，两人之前的相处很不融洽，属于相互看不顺眼。据《我的回忆》记载:
王明俨然就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仿佛是在传达圣旨。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却不考察实际，也缺乏贯彻主张的能力和方法，造成了一些不安的情绪。
由于自己刚刚犯下了滔天巨祸，目前还在观察阶段。因此，张国焘非常惧怕王明，深怕对方会借机给自己穿小鞋，甚至关黑屋。
果然，王明很快开始敲打张国焘，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甚至于，他暗示对方即便不是托派分子，最起码也有重大嫌疑，必须经过严格审查。
其实，张国焘前段时间对于组织内部的批评和教育还能勉强接受，认为毛主席和洛甫等人并非针对自己，而是就事论事。但是，此刻的王明却是显而易见在收拾自己，被打倒只是时间问题。
张国焘怕了？张国焘怕了。张国焘怕了！他开始寻找脱身之法。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终于决定停止内战，一致将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1938年春，为了彰显合作抗日的诚意，特意邀请我方派人共同前去陕西祭拜黄帝陵，共同祭拜炎黄子孙的共祖。张国焘意识到，逃跑的机会来了，于是毛遂自荐主动请命。
1938年4月4日，蒋鼎文与张国焘代表国共两党共同主持祭祀活动。在祭陵礼毕后，各方人士相互道别，他却支开了随行的秘书，擅自逃往西安求助，表示自己愿意归顺。据蒋鼎文回忆:
我那年主祭黄帝陵寝，中共也派代表张国焘陪祭。某日，我起身不久就进来一人跪下求救，自称是张国焘，要我保护他的生命安全。
在蒋鼎文的安排下，张国焘立即被秘密送到了武汉暂时安置。闻讯后，我方派出周恩来前往了武汉，希望能规劝他返回延安。同时，毛主席还专门发出了一封情真意切的电报:
当此民族危艰之际，我们内部尤应团结，方能团结全国，方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面对一次次的挽留，张国焘却始终都不为所动，最终在4月18日被开除党籍。由于他离开延安时非常匆忙，竟然连怀孕的妻子杨子烈都扔下不管。
张国焘叛逃后，杨子烈受到了许多人的冷眼，实在无法继续待在延安。不得以，她只好去求助毛主席，希望能去武汉和自己的丈夫团聚。
毛主席并没有为难杨子烈，不仅同意她带着儿子和妹妹一起离开延安，而且还表示会提供经济上的资助。临行前，他意味深长地要转告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借着张国焘的叛逃，蒋介石在重庆终于可以大放厥词了。于是，许多的国民党媒体都纷纷鼓吹:
看来，跟着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就连其建党创始人都“弃暗投明”了。
对于张国焘的叛逃，毛主席非常冷静，只是借用《西游记》进行了解释。他把唐僧师徒比作是一个集体，“西天取经”是共性，“人物特点”是个性，原话是这样的:
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那么，张国焘“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
起初，蒋介石认为凭借张国焘的影响力必定能够策反不少干部，因而把他安插在了军统担任副主任。在此期间，他开始留恋之前在红四方面军的日子，甚至跟同属军统的沈醉表示:
在长征途上，要是我心狠手辣一点，地位就不是第三第二了。
蒋介石和戴笠越来越发现，这名变节者早已经声名狼藉，完全没有什么“剩余价值”可以榨取。于是，张国焘逐渐被丢弃不用，像抹布一样丢掉了。
到了解放战争期间，随着战场形势日益明朗，张国焘认为自己再不“发挥余热”就更没用了，于是在1948年6月创办了《创进》周刊。为了博取流量，他大肆污蔑和诋毁我们组织:
为了夺取政权而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这种手段是有害而可怕的。
1949年渡江战役以后，张国焘终于意识到国民政府时日无多，自己也势必难以久留。于是，他厚着脸皮去求毛人凤提供前往台湾的机票，自然遭到了无情拒绝和羞辱。
张国焘耗尽家资才乘船来到了台湾，自以为获得了重生。不过，逃来的残兵败将们甚多，各种派系斗得你死我活，谁也没功夫搭理一个没有价值的变节者。因此，他不仅没有获得工作，甚至就连生存都难以保障，在友人资助下才灰溜溜地迁到了香港居住。
看到日益强大的新中国，看到昔日老友成为国家领导，张国焘的内心感慨万分。在1953年，他终于向毛主席写信表示愿意回国效力。对此，伟人亲自批示:
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出于可怜的情面，张国焘在最后关头退缩了，带着妻子杨子烈前往加拿大去投奔大儿子张海威。不过，由于儿子的境况也不如人意，他们夫妇二人只好住进一家救助机构的养老院度日，再也没能回到过祖国。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不幸逝世，当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面对西方记者提问时，老迈的张国焘淡淡地表示:
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979年，已经82岁的张国焘因为中风住进了医院，几个月后便孤独离世。之后，他的遗体被安葬于多伦多东部士嘉堡的松山墓园，从此客死他乡为异鬼，走完了自己高开低走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