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国论》，被不少人视为亡国之论，认为其导致人心混乱，引发了蜀汉的最终灭亡。

正因为如此，该文遭到历代中国正统儒家学者的强烈批判，认为这是在为投降主义鸣锣开道，丧失了民族气节。

如今网络上甚至有人将谯周比作戈尔巴乔夫。

《仇国论》的负面导向不容置疑。但与其相关的一些细节却意味深长。

257年，此文发表后，谯周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倒还升迁为光禄大夫。

也就是说，谯周的行为还得到了刘禅的认可与支持。

这就让人不解了。因为在此前不久的253年，维护益州势力利益的首辅费祎被刺身亡，益州派的荡寇将军张嶷也在甘肃战死，益州势力遭受了极大打击。所有这些“意外”都没有受到任何查办和追究。

显然当时刘禅对于益州势力的态度是以打压和抑制为主的。

为何短短四年过去，刘禅态度大变，转而支持益州势力，甚至不惜自毁长城，打击全力支持汉室的凉州派将领姜维呢？

这场有关《仇国论》的朝堂博弈背后，是益州投降派的精心布局，让蜀汉陷入了彻底分化和崩盘。

将蜀汉说死了的谯周

在费祎时代，益州势力开始反弹。

费祎限制北伐，让荆州派开始没落；同时他又宣布大赦，减轻对益州势力的打压。这样此消彼长，让益州势力显著增强。

刘备诸葛亮时代蜀汉的结构，是依靠荆州派，团结和信任东州派，限制使用益州派。

荆州派之所以能够唱主角，就是依靠北伐的带动。靠着不断北伐，荆州派获取军功，占据资源，成为蜀汉的核心力量，并消耗和压制住益州的反对势力。这个方法，和曹魏的汝颍集团差不多。以司马懿为首的汝颍集团通过在西线战场与蜀汉对峙，拥兵自重实力快速增强。

而费祎一再反对和限制姜维北伐。

我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何况是我等呢！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以其功业等待有能者去继承，不要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果不如其志，悔之无及。

没有了北伐的驱动，荆州派再也获取不到军功和资源，在朝堂上的地位下降，实力和影响力便大不如前，而荆州派又不像益州本土势力那样有人有地有产业，其整体实力很快便走起下坡路。

而在没有了北伐的消耗之后，益州本土豪强便开始了休养生息、做大做强，其势力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而削弱荆州派不说，费祎还强化了益州派。

246年秋，费祎宣布大赦。在益州本土势力眼中，这场大赦可以说是非常必要且及时。

过去刘备刚拿下益州，就严法治蜀，打压益州本土势力，展现蜀汉朝廷的权威。在这种形势下，肯定有大批蜀人因为不满而喜提免费吃住的待遇。

而费祎的大赦，让这些反对蜀汉的蜀人重获自由。

反对北伐，动摇了蜀汉根基；多次大赦，颠覆了过去的治蜀理念。

如果放任费祎干下去，很快蜀汉就会成为益州势力的天下。

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刺杀行动便开始了。为益州势力代言的费祎、张嶷一死，益州势力遭受了沉重打击。

费祎死后，由于董厥、诸葛瞻、陈祗和姜维四人共同执政。

这四人中，董厥是义阳人，诸葛瞻是南阳人，陈祗是汝南人，姜维是天水人。他们均非益州本地人。其中董厥和诸葛瞻属于荆州派，姜维属于凉州派，陈祗与姜维是合作关系。

这样看来，在费祎遇刺后，荆州派和凉州派得到了重用，重新成为了蜀汉的支柱。

费祎玩崩了盘，被刺而亡

四人共同执政，有一个很显著的好处，就是不会一家独大，让刘禅远离权臣噩梦。

但这也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内耗。

诸葛瞻是诸葛亮之子，因为其父的缘故，他被人们过度美化，但其实能力平平，被认为“言过其实”。而其军事能力在绵竹之战得以体现。所以他既无经验也无能力再次发动北伐，无法带领荆州派重现昔日荣光。

但这丝毫不影响诸葛瞻阻挠姜维的北伐。作为荆州派的领袖，诸葛瞻自然不愿凉州派后来居上。

因为姜维作为诸葛亮的学生，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其战绩实在太耀眼。

姜维在蜀汉掌军权三十年，其间主动伐魏共十一次，大胜一次，小胜三次，相拒不克者五次，大败一次，小败一次。胜多败少，论伤亡也是魏重蜀轻。姜维率蜀军一度将北伐的出发点由诸葛亮五出祁山时沿秦岭西县和子午谷一线，推进到西县以北金城和渭水南岸的芒水一线。洮西之战，姜维大破魏国雍州刺史王经，斩杀魏军数万余人，取得了蜀汉立国之后最大的胜利。

魏陈留王曹奂因此说道：“蜀所恃赖唯维而已。”

其实凉州派的崛起，能在蜀汉朝堂上形成“荆州派+凉州派”的模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挽回荆州派的颓势。

但诸葛瞻格局很一般，他不允许有任何势力凌驾于荆州派之上，甚至死前还在痛惜：

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

出于对姜维和凉州派的仇视，荆州派开始试图排挤姜维。

他们开始做局。

荆州派将领胡济在战场上给姜维挖了坑。

256年春，姜维试图扩大洮西之战的战果，他整顿兵马出兵天水，并与镇西大将军胡济两路出兵，约定在上邽会合。秋八月，姜维到上邽，胡济失约不至，导致姜维在段谷被魏将邓艾击败，死伤甚多，“星散流离，死者甚众”。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瞻便取得了扳倒姜维的口实。

诸葛瞻等人试图推举荆州派将领、永安都督阎宇替换掉姜维。

孙盛《异同记》记载：诸葛瞻、董厥等人以姜维好战无功，国内疲敝，宜表刘禅，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

但荆州派和诸葛瞻的能量已经远不如往昔，姜维并没有遭受致命打击。

既然他们在实力上不足以对姜维形成压倒性优势。那么要彻底击垮姜维，就还需要一样东西：民意。

节骨眼上，益州势力站了出来。

毕竟这些益州豪强们是主场作战，他们的态度举足轻重。

当初汉中之战时，诸葛亮听取了益州派杨洪支持的态度后，才下定决心派兵汉中与曹操决一死战。

此刻荆州派想要借民意扳倒姜维，那么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势力正好可以与之合作。

谯周的武器便是《仇国论》。

献上奇文

谯周写《仇国论》的背景，是258年，朝堂之上，谯周与尚书令陈祗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

这可以看作是荆州派、益州派制约姜维的决胜之战。在辩论的当年，陈祗就去世了，此后姜维在朝堂上再无盟友。

为了占据舆论制高点，《仇国论》便应运而生。

《仇国论》中，谯周举了两个虚构的国家“因余”和“肇建”为例子，因余是小国，肇建是大国，两国世为仇敌，因余国人高贤卿问伏愚子，身为小国在面对大国时该使用什么战略，伏愚子举周文王与勾践为例子，说明与民休养生息，民心安定就可以取得胜利。而因余和肇建都已经立国很久了，不是秦朝末年动荡不安的时候，如果南征北讨，人民疲劳，国家就会瓦解。

其中还以商汤、周武王为例，认为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战而胜，如果他们一味穷兵黩武，不能审时度势，则就算有智者也不能相救了。

《仇国论》到底厉害在哪呢？不妨对其分析一番。

先看其形式。这篇小作文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指桑骂槐。它并没有明目张胆地指着姜维鼻子骂他的行为有多不靠谱。但却通过比喻的方式暗度陈仓，把想说的统统都说完了，打满了伤害。

再看其目的。谯周之所以这么写，就是想通过模糊化来减少阻力，让该文能够获得最大限度传播，而不会因为触发某些人的警惕而被干掉，从而尽可能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这说明其对传播规律上的造诣颇深。

最后看其观点。谯周十分巧妙地避实就虚，他只重点强调战争让老百姓受苦，激发更多人的共情。可却绝口不提蜀汉的未来：一没提到蜀汉的战略空间越来越狭小；二也无视魏吴的战争越玩越大，三国早没有了安宁的净土，只有斗争才能求生存。

可见此文着重于煽风点火，聚焦并放大矛盾，同时张冠李戴将魏蜀吴都面临的民生问题说成是蜀汉一家的问题，激发起人们的无名怒火，等火势变大后再来一招移花接木，将所有矛盾归因于姜维北伐。

《仇国论》一出，杀伤力极大，等于是对姜维及其战略的全面否定。从而为益州势力在朝堂上的强势反弹做好铺垫。

姜维一介武夫，哪能抵挡谯周的唇枪舌剑？

对于这种没头没脑的指责，姜维更是不好应对：如果说是指责他的，人家没有指名道姓，总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如果置之不理，人家这火是越烧越旺，等到真指向他姜维的时候，基本上就难以控制了。

姜维如何应对的呢？

史料中看不到姜维实施了任何有效的反击，反倒在谯周等人的施压下，他被迫改变了防守汉中的措施。“適可御敌，不获大利”，如果按照过往实施旷日持久的防守，姜维感觉会触发新的舆论攻击，他只好追求战果以堵住悠悠众口。这便是舆论带来的效果。

262年，姜维厌恶黄皓专擅，向刘禅请求将他处死。可黄皓仅仅是刘禅的心腹爪牙而已。此时宦官势力和益州势力已经由制造舆论变为实质性操作，开始通过“擅权”挤压姜维的空间了。

但宦官势力只是刘禅的心腹爪牙而已，从本质上来说并非姜维的敌人。

而躲在阴影之下激化矛盾，反对姜维北伐，甚至反对姜维抵御魏军的益州势力，才是姜维真正的死敌。

在谯周的挑拨下，荆州派、益州士族、宦官势力都将姜维视为共同的敌人。

或许刘禅和荆州派的本意，是用荆州派将领将姜维替换掉，从而扩大荆州派在朝堂上的影响力。

姜维也确实不得不离开成都，屯兵沓中。

当初共同执政的四人组，仅剩下诸葛瞻和董厥两个荆州派。少了姜维的凉州派，荆州派有能力填补其空出的权力空间吗？

显然不能。姜维出走后，其在朝堂上的权力统统被益州士族和宦官势力所瓜分。

而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谯周写了《仇国论》后，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重用。

荆州派和宦官势力乘虚而入，益州势力得以进入蜀汉朝廷的核心中枢，这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昏招。

比起忠心耿耿的姜维，居心叵测的益州势力，更难控制。

而诸葛瞻说出“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这句话时，或许没有意料到他的最大问题在于高估了自己和荆州派，他们不仅没能联合姜维和宦官势力，反倒在益州势力的挑拨下与两者争斗，让益州势力最终渔翁得利。

这一篇《仇国论》，不仅仅搞垮了姜维，也最终毁了朝堂上脆弱的平衡，让蜀汉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