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末，我作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正与几个助手在明斯克地域实施首长--司令部演习。

参加演习的有军区骑兵兵团和几个坦克兵团的指挥员、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人员。

演习结束后的6月1日，我们在位于明斯克的骑兵第3军司令部进行讲评。突然，军区军事委员苏赛科夫（师政委级）通知我，刚才莫斯科电话通知，令我立即动身，明天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到。

我乘上受命后通过此地的第一趟列车前往莫斯科，6月2日清晨，走进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室。

在人民委员手下工作的赫梅利尼茨基奉命接待，他说罗希洛夫已在等我：

“你进去吧，我马上去命令给你准备远行的行装。”

“什么远行？”

“进去吧，人民委员会告诉你一切的。”

进门后，我向人民委员报告，已奉命来到，伏罗希洛夫向我问好后，对我说：

“日军突然侵犯我友邻蒙古的边界。根据1936年3月12日的苏蒙条约，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这是入侵地区5月30日的情况图。”

我走近地图，他指给我看说:

“日军长时间的对蒙古边防人员进行小规模的挑衅性袭击，而在这一带，日军的海拉尔警卫部队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并袭击防卫哈勒哈河以东地区的蒙古边防部队。”

伏罗希洛夫接着说:

“我认为，这里孕育着严重的军事冒险。无论如何，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你是否可以立即飞到那边去，而如果需要的话，把部队的指挥权接过来？”

“我马上可以起飞。”

他说:

“非常好，你乘坐的飞机16点可准备好，在中央机场。你到斯莫罗基诺夫那儿去，在他那里你可以拿到必要的材料，同时商量一下今后同总参谋部的联系问题。派给你几个专业军官，在飞机上等你。再见，祝你成功！”

和伏罗希洛夫分手后，我去到总参谋部，会见了代副总参谋长斯莫罗基诺夫，我以前见过他。

在他的桌子上，也摊着一张与人民委员那里同样的图。斯莫罗基诺夫说，人民委员已经向我介绍了情况，他没有可补充的。接着，我们安排了一下今后的联系问题。

斯莫罗基诺夫说：

“我请你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弄清当地的情况，然后，坦率地告诉我们你的意见。”

说完以后，我们就分手了。

不久，我乘坐的飞机起飞，向蒙古方向飞去，离开国境以前，在国内停留的最后一站是赤塔。

军区军事委员会邀请我们去军区向我们介绍情况。在军区司令部，我们见到了军区司令雅科夫列夫和军事委员加帕诺维奇。

他们告诉了我们最近的情况，就是日军飞机深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追逐我们的汽车，从空中对它们进行扫射。

6月5日晨，我们到达塔木察格布拉克。在第57特别军司令部，我们见到了军长费克连科、军政委尼基舍夫（团政委级）、参谋长库谢夫（旅级）及其他人。

在汇报情况的时候，库谢夫急忙说明，对情况还没有进行充分地研究。

从汇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军里的领导并不了解真实情况。我问费克连科，他是否认为可以从距战场120公里以外的地方指挥部队。

他回答说：

“我们坐在这里，当然，是远了一点。可是，在发生冲突的地域，我们在作战方面尚未做好准备。前面电话电报线路连一公里也没有敷设，也没有现成的指挥所和着陆场。”

我接着问:

“面对这种情况，准备怎么办呢？”

他回答道:

“我们准备派人去搞木料，然后着手构筑指挥所。”

很明显，这个军的领导人中，除了政委尼基舍夫以外，还没有人到过发生冲突的地域。

于是，我建议军长立即到前边去，在那里仔细地研究一下情况。但是，他借口莫斯科随时可能来电话找他，让尼基舍夫同志和我同去。

在前线视察的朱可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一路上，政委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军里的情况、军的战斗力、司令部，以及一些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情况。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很称职，了解自己的部属，对他们的优缺点很清楚。

通过对发生冲突地域内的地形的观察，与我军和蒙军的指挥员、政工人员及参谋人员的谈话，使我们对已发生的战事的性质和规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对日军的作战能力有了概念。

另外，也发现了我军和蒙军行动中的缺点，最主要缺陷之一就是对日军缺乏周密的侦察。

诺门坎事件中的日军军官 图片来自网络

各种情况说明，这不是边境冲突， 日军并未放弃其侵略我远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疆土的企图，必须估计到，不久会发生大规模的行动。

考虑了全面的情况，我们得出结论：

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第57特别军无力阻止日军的军事冒险，特别是如果敌人同时在其他地域和从其他方向发动进攻的话，该军就更加无能为力。

返回指挥所，与军领导商讨之后，我们发出呈送国防人民委员的报告。在报告中，简略地报告了苏蒙军队的行动计划：

坚守哈勒哈河东岸的登陆场，同时准备从纵深进行反突击。

第二天收到回答，人民委员完全同意我们对情况的判断和下一步行动计划。

同一天，还收到人民委员的命令，解除费克连科第57特别军军长的职务并任命我为该军军长。

考虑到情况的复杂性，我要求国防人民委员加强我们的航空兵部队，增调不少于3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旅的兵力到作战地域，并要求大大加强我们炮兵的力量。

我们认为，不加强这些力量，无法取得胜利。

又过了一天，接到总参谋部的通知，同意我们的要求。给我们增派了空军力量，还派来了21名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领队的是我在白俄罗斯军区已很熟悉的著名飞行员斯穆什克维奇。同时，送来了新型飞机——现代化的伊-16和“鸥”型飞机。

苏联伊-16飞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在我们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训练教育工作，他们把作战经验传授给新来的青年飞行员。不久，这一工作即收到了显著效果。

6月22日，我们95架歼击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王上空与日军120架飞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有不少苏联英雄参加了此次空战，他们狠狠地教训了日本飞行员一顿。

6月24日，日本空军再次进行密集袭击，又一次遭到痛击。失败后，日军指挥部极度混乱地将日机撤出战斗。

6月26日，近60架日机出现在“蒙古鱼”地域贝尔湖上空，与我方歼击机进行了激烈、残酷的空战。

从各种迹象看，日军参加此次空战的已是较有经验的飞行员，但他们仍然未能取胜。后来证实，日军指挥部把在中国作战的所有部队中最优秀的空军力量调来参战。

从6月22日至26日的空战中，日军共损失64架飞机。

直至7月1日，空战虽然没有以前激烈，但几乎每天都有。通过这一系列的空战，我军飞行员提高了技能，锻炼了必胜的意志。

我常常怀着对士兵的感激心情怀念这些卓越的飞行员同志，比如格里采韦茨、克拉夫琴科、扎巴卢耶夫、杰尼索夫、拉霍夫、斯科巴里欣、奥尔洛夫、库斯托夫、格拉西莫夫和其他许许多多的飞行员同志。

他们的指挥员斯穆什克维奇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他是专家，具有精湛的飞行技能。并且极为谦逊，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一个原则性很强的共产党员，所有的飞行员都真诚地热爱他。

日军飞机的活动日益加强，绝不是偶然的。我们认为，很明显他们在追求这样一种目的：

严重挫伤我空军力量并夺取制空权，以保障其部队将要进行的大规模进攻战役。

后来证实，日军6月份确实在哈勒哈河地域集中部队并正在进行准备以实施根据军事侵略计划制订的称之为“诺门罕事件第二阶段”的战役。战役的当前目标是：

——围歼哈勒哈河东岸全部苏蒙部队；

——镀过哈勒哈河，前出至河的西岸，以便消灭我方预备队；

——夺取并扩大哈勒哈河西岸之登陆场，以保障尔后的行动。

为了实施这一战役，敌人把原定在已展开的第6集团军编成内行动的部队从海拉尔调来。

日军指挥部打算于7月上半月应完成这一进攻战役，以便在秋季到来之前结束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全部军事行动。

日军指挥部对日军的胜利十分有把握，他们甚至把一些外国新闻记者和武官邀请到作战地区，观看他们的胜利进军，在被邀请的客人中间有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新闻记者和武官。

7月3日拂晓前，蒙军的苏联总顾问阿福宁上校到巴英查岗山视察蒙军骑兵第6师的防御，完全出乎意外的发现那里有日军，日军乘夜暗偷渡了哈勒哈河，正向蒙军骑兵第6师进攻。

由于数量上的优势，在7月3日拂晓前，日军占领了巴英查岗山及其邻接地区，蒙军骑兵第6师退至巴英查岗山西北地区。

考虑到新形势的危险性，阿福宁上校立即来到苏军（不久以后，到7月15日第57军即扩编为第1集团军群）司令员的指挥所，报告了巴英查岗山的情况。

很明显，在这个地域日军可以毫不受阻拦地对我军基本集团的翼侧和后方进行突击。

鉴于当时的情况，我们所有的预备队在接到战斗警报后立即出动，受命毫不迟延地向巴英查岗山方向前进并向敌人进攻。

在雅科夫列夫旅长指挥下的坦克第11旅受命从行进间向敌人进攻，在费久宁斯基上校指挥下的摩托化步兵第24团加强了一个炮兵营，受命协同坦克第11旅向敌人进攻。在列索维伊上校指挥下的摩托化装甲第7旅受命从南面向敌人突击。

同时，蒙军骑兵第8师的装甲营也向这一方向开进。

图片来自网络

7月3日清晨，我来到巴英查岗山地域，命令炮兵第185团的重炮营向巴英查岗山派出观察所并对日军集团进行炮击。

同时，命令位于哈勒哈河东岸用以支援摩托化装甲第9旅的炮兵也向巴英查岗山上的日军进行射击。

我方飞机在接到战斗警报后全部起飞。上午7时，第一批轰炸机和歼击机飞抵巴英查岗山，开始对敌人进行轰炸和强击。

在我方实施反突击的预备队到达以前，用航空兵的袭击和炮兵的火力把敌人箝制并阻止在巴英查岗山，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阻止敌人继续渡河和在巴英查岗山地域集中兵力，我命令加强对哈勒哈河渡口的轰炸和炮击。

上午9时左右，坦克第11旅前卫营的先头分队进抵巴英查岗山地域。双方直接在巴英查岗山地域的兵力对比如下：

敌人在巴英查岗山集中了一万余人，而苏军只有一千多人。日军拥有近100门火炮和60门反坦克炮，而我们只有50几门火炮，其中还包括从哈勒哈河东岸进行支援的火炮。

但是，我方投入战斗的有英雄的坦克第11旅（近150辆坦克），有摩托化装甲第7旅（154辆装甲车辆），还有装备有45毫米加农炮的蒙军装甲第8营，王牌是装甲坦克兵团。

诺门坎战役中的苏军坦克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决定，立即使用它们在行进间歼灭刚渡河的日军，不允许敌人构筑工事和组织对坦克防御，对敌人的反突击绝不能拖延！

因为，敌人在发现我坦克部队到达后，已迅速采取防御措施并开始对我坦克纵队进行轰炸。可是，敌人无处隐蔽，因为周围几百里，完全是开阔地，甚至连灌木丛也没有。

9时15分，我们见到了坦克第11旅旅长雅科夫列夫，他随前卫营的主力前进，指挥该营的行动。

我们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召唤全部航空兵，加速坦克和炮兵的运动，不迟于10时45分向敌人发起进攻。

10时45分，坦克第11旅的主力展开，从行进间向日军发起进攻。下面是一个日本士兵中村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关于7月3日的情况：

“几十辆坦克突然向我们冲来。我们当时惊慌失措；战马嘶叫，拖着火炮前车四处奔跑；汽车也四处乱窜。空中我军两架飞机被击落。

官兵上下都胆颤心惊。我们嘴里越来越常说的字眼是‘可怕’，‘可悲’，‘心惊胆颤’，‘惊心动魄’。”

7月4日，白天晚上战斗都继续着，直至5日凌晨3时，敌人的抵抗最后被粉碎，日军开始仓惶向渡口退去。

但是，他们自己的工兵，由于害怕我坦克的突破，已把渡口炸毁，日军军官全副武装跳入水中，我们的坦克兵亲眼看见他们溺死水中。

侵占巴英查岗山的日军残余部分全部被歼灭在哈勒哈河边巴英查岗山的东面斜坡上。几千具尸体，大量被击毙的马匹，一堆堆被击毁的火炮、迫击炮、机枪和车辆铺满了巴英查岗山。

在这几天的空战中，日军损失飞机45架，其中包括20架俯冲飞机。

日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小松原道太郎（据查，当时日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是荻洲立兵，小松原道太郎是第23师团司令官。——译者注）将军（曾任日本驻苏武官）看到战争的发展不妙，于7月3日夜里即率领作战组退至河对岸。

关于日军司令官及其随从人员撤离战场的情景，司令部的小谷上士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小松原道太郎将军的汽车缓慢地、谨慎地向前开。月亮把平原照得如白昼一般。夜是静悄悄的、紧张的，象我们这伙人一样。月光映照在河面上，河水反映着敌人投下的照明弹的光亮。

多么可怕的夜景。我们终于找到了桥，顺利地渡过河。据说，我们的部队被敌人大量坦克围住，面临覆灭的危险。真要特别警惕。”

7月5日晨，巴英查岗山和哈勒哈河西岸已无枪声。这一带的战斗以日军主要集团被粉碎而结束，是红军积极防御行动的典范。这一仗以后，日军再也不敢冒险跨过哈勒哈河。

此时，在哈勒哈河东岸战斗仍然紧张地进行着。在巴英查岗山被击溃的敌人把残余部队调到河东岸，企图支援担任箝制任务的安冈部队，这支部队也遭到惨重损失，没有获得任何进展。

我军粉碎了日军在巴英查岗山的重兵集团并守住了哈勒哈河东岸的防御阵地，这两个胜利大大鼓舞了我军和蒙军的斗志，部队的指战员真诚、热情地祝贺友邻和朋友的胜利。

在巴英查岗山这一仗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坦克第11旅、摩托化装甲第7旅、蒙军装甲第8营及同上述部队协同作战的炮兵和空军。

巴英查岗山的作战经验表明，一支善于同空军和机动炮兵协同作战的坦克摩托机械化部队，是实施带坚决目的的快速作战行动的决定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