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中曾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军长，于抗战时多次立下大功。在抗战与解放战争的那些年，他依靠坚定的信念与勇气引领抗联部队，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多次进行绝地反击，为东北的解放立下了显著战功。那为啥这样一位功劳很大的将军在1955年没有被评衔呢？接下来小史就带大家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1902 年，周保中出生了。他小时候家里很穷，他的母亲是李家的童养媳，之后嫁给了他父亲奚发霖，而他原本叫奚李元。好像从一开始，命运就给他带来了诸多考验。
才六岁的他得了天花，当时都觉得他活不成了，可在那生死一线间，他竟奇迹般地扛过了这场灾祸。这一遭不光让他的命运来了个大反转，还让他对生命有了新的领悟。尤其是在学业方面，周保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
1915 年，13 岁的他成绩出众，考进了大理第二中学。可命运多舛，他家遭到歹徒打劫，积蓄被抢光，他没法再上学了，只能回乡种地。虽说生活艰难，让他暂时没法求学，但周保中没有丢掉对知识的渴求。他照样日夜读书，知晓外面的情况，还在心里暗暗种下了革命的苗子。
15岁的时候，周保中决定去参军，走一条全新的路。他跟着堂叔到了昆明，进入云南陆军学校，就此开启了全新的军事生活。靠着出众的才智和持续的努力，他很快就在军校里表现优异，崭露头角。
1923 年，周保中又一次报考了云南陆军讲武堂，这所那时能和黄埔军校相媲美的军事学校，培育出了不少杰出的军事人才。在讲武堂学习的时候，周保中仍然表现优异，毕业之后被保送进入工兵科进一步学习。
1928 年的上海，周保中跟妻子在地下工作中短暂相聚后，很快又被革命的浪潮冲开。之后他被派往苏联，没想到从报纸上得知家人遭遇海难去世的悲痛消息，这让他心痛万分，然而他并没有被击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周保中坚决地回到国内，冲到东北抗日的最前沿，那白山黑水之地便是他战斗的地方。在苏联的时候，他曾碰到一个姑娘，心中刚产生些情意，却又很快分开了。他发誓，不把日寇赶走，就不考虑结婚的事。
然而命运安排他和王一知相遇了。这女子来自吉林的农家，17 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凭借着坚定的信念与勇气，在抗联里多次立下大功。她既美丽又坚韧，和周保中一同并肩战斗，共同经历风雨。王一知原本是秘书处胥杰的妻子，胥杰牺牲后，周保中出于责任和敬意，打算照料她。在一同战斗的过程中，两人的感情慢慢变得深厚，从彼此尊重发展到深深爱恋。
1939年的某个秋夜，在黑龙江的宝清县兰棒山上，一场与众不同的婚礼在敌人的枪炮声里进行着。周保中在战友们的歌声当中，向大家表明心意：“我都快四十了，可心里还是渴望着爱情，小鬼子的侵略使我没工夫考虑自己的幸福。王一知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促使我下定决心，就算是在战火之中，我也要和她一起走过这辈子。”
婚礼办得简单又郑重，周保中跟王一知讲：“明个早上我就得出发去打仗了，这一路上是生是死不好说。”王一知眼神里透着坚决：“要是你先走了，我肯定给你报仇；要是我也没了，那咱就在地下碰面。”第二天一大早，风雪猛地就来了，就好像是老天想把人留住。周保中借着这一天，把后面的工作给安排了，还亲自写了向党组织申请结婚的报告。
婚礼结束后的第三天，周保中就出发前行了。而王一知留在了后方，持续为抗日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他们俩的心由于共同的信仰和理想紧密地连在一起，不害怕任何风雨，也不畏惧做出牺牲。他们明白，只要心里有爱和信念，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够体会到对方的温暖和力量。
1932 年 10 月，东北国民救国军展开进攻，旨在打击日军并威慑日伪，其中就包括黑龙江的宁安县。第二别动队的指挥官周保中，没有像一般指挥官那样留在后方，而是亲自领着一支临时组成的敢死队，冲上了敌人的城头。
那时战局极为紧张，周保中领着队伍攻城，敌人的火力那叫一个凶猛。在满是硝烟的战场上，周保中顽强地进行指挥，全然不顾自身安危，带着队员们拼命往前冲。就在局势刚有转机的时候，一颗敌方的子弹正巧打中了他的左腿。这一下虽说要不了命，可也能让一般人丧失战斗能力了。即便这样，周保中还是执意指挥，就怕自己一走，会对部队的士气以及战局的发展产生影响。他死死咬着牙，尽管伤口疼得厉害，却丝毫没有后退的意思，接着战斗。一直到战斗获胜，他总算再也撑不住了，一下子摔倒在地，脸色煞白。
然而接下来出现的问题让大伙都没了办法——周保身体里还留着一颗子弹，要是不赶紧取出来，肯定会引发感染，还可能危及性命，战地的医疗条件差得很，伤员身旁连麻药都找不到，手术用具也相当简陋，这样的状况毫无疑问给医生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周保中瞅着医护人员着急却没啥办法的样子，宽慰着说：“这当口咱不能胆怯，刀子就在这儿呢，快去从老乡家里借个钳子来。”医生听了立马去找工具，但是，借来的钳子太大了，压根没法用来把子弹取出来。周保中看到这情况，眉头稍稍一皱，沉着地吩咐道：“别担心，把刀子口子再开大一些，钳子就能伸进去了。你瞧好了，赶快动手！”
医生心里直打鼓，可周保中那坚定的眼神让他没法再犹豫。接着，他哆哆嗦嗦地，依着周保中的吩咐动起手来。子弹总算取出来了，然而伤口还在淌血，周保中瞧了一下，不由地皱起眉，讲道：“这儿的腐肉得弄掉，不切掉会发炎的。”他的沉着和刚强把在场的人都惊到了，就连那些胆子小的战士也都低下头，不敢去看。
手术结束后，周保中满头大汗，可他始终头脑清醒、沉着冷静，没吭一声。就算疼得厉害，他也彰显出了顽强不屈的意志，为全体战士做出了坚不可摧的表率。
这场战斗过后，周保中在东北抗日战线上的名声愈发响亮。大家都在讲述他的英勇故事，特别是“刮骨取弹”的事儿，在当时的东北被传为美谈。不少老百姓都赞他是“刮骨的大英雄”，而且在东三省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刮骨取弹的大英雄，比当年的关云长还厉害。”
1940 年 10 月，周保中、李兆麟等抗联高层将领前往苏联伯力市参加重要会议。在该会议中，周保中获选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李兆麟成为副总司令，魏拯民担任政治委员。不过，这一任命需要得到党中央的正式认可，可由于抗联和中央的联系断开了，批准的流程始终没能走完，这样一来，周保中就肩负起了更为艰巨的责任。
从1940年年底开始，有一部分残余的东北抗联队伍陆续撤进苏联。因为1941年3月苏日签了《苏日中立条约》，撤到苏联的抗联队伍没法回东北接着打游击了。这样的变化对抗联的战略安排产生了很大影响。到1941年年底的时候，大部分队伍都已经全部撤离了，就剩下少量抗联战士一直坚持到1944年，在特别糟糕的环境里跟敌人拼死战斗。
在 1942 年夏天，周保中建议把所有撤进苏联的抗联部队重新整编为一个统一的教导团，好开展长期训练并做足准备。苏联方面答应依据他们军队的标准，给抗联部队实施系统化的军事训练。周保中和苏方商量后，决定把这个教导团提升为教导旅，并且按照苏联军队的方式来编制。这事上报后，斯大林同意了这个方案，还把它定名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这一举措大大超乎了周保中的预想。那时，撤到苏联的抗联队伍仅有大概700多人，根本不足以构建一个完备的军事单元。然而，即便情况如此，斯大林准许把“苏联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这一苏联军队的番号授予这个部队，同时决定给其配备充足的武器装备与补给，还把该旅的花费归入苏联远东方面军的预算当中。这一决定让抗联部队在物资方面和待遇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所有的军官和士兵都能享受到和苏军一样的待遇。
1942 年 7 月 22 日，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阿帕纳先科会见了周保中和李兆麟，将“苏联远东红旗第 88 独立步兵旅”的番号正式授予他们，该部队的代号是“8461 部队”。自那之后，周保中整天琢磨的事儿，就是怎样把这支部队再次训练得强大起来，为夺回东北努力战斗。
1945 年 8 月 11 日，周保中领着四百来名抗联战士幸存者，跟着苏军回到东北。这个时候，比曾克林出关还早呢。长春是他最先到达的家乡，他依靠自己在抗联里的影响力，很快就组建起一支东北人民自卫军，他自己当司令员兼政委。后来，这支自卫军被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周保中接着担任副司令员。
东北人民自治军逐步发展壮大，之后先后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这一过程中，周保中始终担任副司令员。他还曾在吉辽军区、东满军区、吉林军区等重要岗位担任司令员。
1949年8月，华北战场眼看就要全面胜利了，党的军事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重要时刻，中共中央决定让周保中去北京参加四野高级干部会议，这一决定让他心情特别激动，高兴极了。当收到毛主席亲自发的电报时，周保中兴奋得整晚都没睡好觉。
第二天晚上，他让警卫员给自己收拾行李，说一切尽量简单些，不过在收拾的时候，他特意嘱咐，把那条新得来的虎皮带上。到了北平后，周保中住在北京饭店的中间楼层，他的隔壁是林彪和高岗，那里的氛围很是紧张严肃。
四野的高级干部会议按计划举行，周保中在会上仔细地了解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内容，也听到了毛主席的重要发言。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此次会议，更是周保中得以和毛主席当面交流的珍贵机会。
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周保中。毛主席走进周保中房间的时候，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他用力地攥着周保中的手，言辞恳切且饱含深情地说：“白族兄弟，您辛苦了。”当时，周保中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半晌说不出话来，只是静静地抓着毛主席的手，似乎想要把这份感动和感激牢牢铭记在心底。
在交谈时，毛主席仔细打听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状况，对抗联部队的巨大贡献予以赞扬，还说到了周保中长久以来的艰难不易。“东北这十四年，谱写了感人至深的篇章，有成果，也存在一些问题。”毛主席的认可，使周保中倍感暖心。随后，毛主席和周恩来探讨了周保中的去处。最后确定让他前往云南，肩负起更为重要的职责。
临分别时，周保中猛地记起还没送出去的虎皮带。他赶忙让警卫员把车子清理一下，把那虎皮带往西山上给毛主席送去，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敬意。虽说这一行为或许难以全然展现出周保中内心的敬重之情，但这确是他忠诚和感激的切实体现。
建国后，周保中决定回云南老家，参与地方工作。他出任云南省政府副主席、云南大学校长以及西南政法学院院长等职位，慢慢不再涉足军事系统。1955 年，中央推出军衔制度，明确“非军队人员不予授衔”，所以周保中没能获得这一荣誉。不过，军衔说到底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标识，周保中的功绩和地位是不容小觑的。
1955 年，国家给他授予了三大一级勋章，分别是“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以及“解放勋章”。这每一枚勋章，都象征着他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里的非凡功绩。就算是不少被授予将军军衔的高层官员，也不一定能得到这样的荣耀。
在领取勋章时，周保中淡然地表示：“这些勋章，是给东北人民以及那些在抗联战斗中逝去的烈士们拿的。”这话不但体现出他对待荣誉的开阔胸怀，也彰显出他内心的坚毅信念。就算没有军衔，周保中仍然是那个为国家、为人民奋勇拼搏的将领。对他来讲，真正的光荣并非在于军衔，而是在于他为民族解放、为家园重建做出的一切牺牲和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