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汉盛唐，在对外战争中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和贞观时期，前者有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的武功，后者也有灭东突厥、破吐谷浑、亡高昌、平高丽的辉煌。
然而汉武帝在历史上一直挂着穷兵黩武的标签，西汉的国力也大为损耗，李世民却没有，高宗时期甚至继续沿用贞观时的对外政策，使疆域达到了极盛。
为什么贞观时期，乃至整个中唐以前的对外战争都没有过多的损耗大唐的国力？
其实，这与唐军的构成以及战术思想有关。
一、唐军中有大量的仆从军。汉有丝绸之路，隋有万邦来朝，但要说到胸襟之宽广、风气之开放，民众之自信还要属大唐。
正因为唐人的心态是开放的，眼光是世界性的，所以，比起历朝历代的军队，唐军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混编部队。
唐朝的敌对方，如突厥、回纥、吐蕃等，皆有人在唐军中效力，甚至还成了当时的名将，比如鲜卑人尉迟敬德、铁勒人契苾何力、突厥人阿史那社尔、史大奈、执失思力，以及后来的契丹人李光弼、铁勒人仆固怀恩等等。
另外，对于投降过来的军队，唐朝也能给予充分的信任，比如在征讨西突厥的战争中，担任前锋的，就是此前刚刚收编的东突厥部队。
这也造成大唐虽然军力鼎盛，但总兵力并不多，只有60来万，剩下的多是其他民族的大量仆从军，这与汉隋以及后来的宋明动辄过百万的军队相比，堪称精干。
仆从军的好处，一是可以减少军费开支，毕竟游牧民族的军队既不用发薪水，也不用提供武器装备；二是可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游牧民族那可都是快马弯刀，只要给予信任，统帅没问题，战斗力不用考虑。
所以，大唐的军费开支并不重。
二、唐军后勤人员占比小。俗话说，打仗打得就是后勤，古代军队作战，尤其是境外作战，都会有大量的后勤人员。
比如，隋炀帝第一次远征高句丽时，“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负责运送粮草的人员达到了66%。
第二次远征高句丽，隋军出动60万兵马，其中战兵12万，辎重兵24万，民夫24万，后勤人员占比达到了瞠目结舌的80%。
汉朝军队也不遑多让，比如元狩四年出击匈奴的那次，据《史记》记载，汉武帝以14万匹战马以及50万步卒作为后勤补给兵团，真正的战兵仅有卫霍各领的五万骑兵以及5万战卒，后勤兵的占比也达到了70%。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朝，唐军编制从李靖兵法中可知，两万唐军的话，后勤兵约占六千，比例约为三成，远低于汉军和隋军。
而且唐军的战斗力和作战半径一点也没有因此减弱，因为唐军中有大量的骡马。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四大养马地，河套、塞北、西域和幽云，汉朝据其三，但河套直到卫青北击匈奴，才开始占据，而西域更是到宣帝神爵二年才开始有限的控制。
所以汉武帝得到战马的过程可谓艰辛，据统计，武帝一朝前后共出动骑兵一百二十万，为了获得足够的战马，武帝大力鼓动民间养马，为此甚至将马匹的价格提高到了20万钱一匹，比文帝时提高了四十倍之多，“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
另外，武帝还严格控制马匹，既不允许有盗马行为，又不允许马匹“出境”，《盐铁论·刑德篇》中就说：“今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
从文帝颁布《复马令》，至武帝第一次北伐匈奴，历五十余年，才凑够了出征所需的战马。
而大唐获得马匹就要容易多了，四大养马地不但据其三，而且在安史之乱前就已经是完全控制，因此大唐一直不缺战马。
史载，唐朝骑兵一般是一人三马，陌刀兵是一人双马，甚至部分精锐步兵也能实现一人一马。当然到了步兵这个层面，可能就包含了一部分驴骡。
大量马匹的存在无疑减轻了唐军运输的压力，虽然牲畜也是一笔的消耗，但与人力相比，牲口驮得多，花费少，而且还可以充作军粮，《大唐六典》中就说，马骡可以驮一石五斗，驴可以驮一石，人至多二斗。
所以，虽然唐军每次出动的兵力绝对值不高，但“质量”却颇为可观，比如贞观十九年出兵高句丽，李世民仅派出了六军七万五千人，但其中的战兵就达到了6万余人。
后勤兵少，还能保证军队的质量，这就是唐军的最大优势。
三、控制出兵的节奏，速战速决。李世民不仅是合格的皇帝，更是优秀的军事艺术家，他总能“好钢用在刀刃上”，具体来说就是控制出兵的节奏，抓住时机，速战速决。
他每次大规模用兵，都是相隔四五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节奏，把握得刚刚好。
我们来看一下贞观年间的战争时间表：
贞观四年（630)，平东突厥；贞观九年（635)，平吐谷浑；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贞观十九年（645)，平高句丽。
可以说，贞观时期，除了几次小型战役之外，几乎每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是五年左右的间隔，显然，这是李世民有意识控制的一个节奏。
其一，间隔五年用兵一次，可以有时间积累物资，不会导致民力的过分损耗。贞观虽然号称盛世，但毕竟刚刚经历过乱世，人口剧减，经济总量也低，而频繁的战争无疑是对国力的极大考验。
所以，贞观时期并不适合大规模用兵，如果必须用兵，那也得有个缓冲时间。五年左右，差不多物资可以支持一次大型战役。
李世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李渊起兵之初，为了获得突厥的支持，曾经称臣，突厥使臣甚至登皇帝御榻，这令李世民极度痛恨。后来他刚刚继位，颉利可汗又来了一个下马威，大唐被迫签订“城下之盟”，这要放在宋朝，皇帝的反应估计是长舒一口气，但对李世民这样的铁血帝王来说，能忍到四年之后才出兵，是非常不易的。
而反观汉武帝，虽然汉初七八十年都在休养生息，储备了大量的物资，称当上是鼎盛时期，但架不住他几乎每年就来一次大仗，结果就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司马迁就在《史记》中公开批评汉武帝的用兵，说他频繁发动战争，不仅造成了国力虚耗，士卒疲敝，厌战情绪又导致军纪不严，物资浪费严重等诸多不好的情况。
其二、五年左右打一次，也是练兵的节奏。就以贞观九年平吐谷浑来说，本来吐谷浑是在青海一带的游牧政权，比较安分，虽然跟突厥一起打劫过边境，却都是些小摩擦而已。李世民出兵的理由并不充分，但考虑到河西走廊的安全，以及要借此来锻炼军队，特别是长途的行军能力，所以才决定出兵吐谷浑，事实也证明，这次作战，是五年之后灭高昌的一次成功的彩排。
另外，李世民从不打持久战。我们来看一下贞观时期对外几次作战的耗时时间。
629年十一月，派李靖、徐世绩、柴绍、薛万彻等数路大军攻击东突厥，至次年二月生擒大可汗，从出兵到彻底灭国共耗时三个月。
638年八月二十九，松赞干布进犯松州，李世民派侯君集、执失思力、牛进达等率步骑五万击之，结果唐军主力侯君集部还没出手，先锋牛进达就于九月初六在松州击败吐蕃，从发出诏命到战胜吐蕃，仅用了一周时间。
639年，派侯君集、薛万彻远征高昌，次年八月初二抵达，初八灭之，从战役发动，仅用六天便灭了高昌。
641年十一月十六，派徐世绩、张俭、李大亮等数路大军迎击薛延陀，十二月十七日就取得了诺真水大捷，唐军追击，薛延陀大军北逃，又遇大雪几乎全军覆没，从出兵到取胜，一个多月即完成了对漠北强敌的决胜。
644年九月，命郭孝恪率步骑三千击焉耆，结果唐军一日之内攻占焉耆城，俘斩七千多人，俘虏国王，另立新王而去。
即便是太宗晚年亲征高句丽，从645年四月到达辽东至六月底夺取大半个辽东，作战三个月，歼敌二十万人，即便没有取得完全之胜利，但李世民还是按照既定计划班师回朝。
汇总来说，李世民是用最少的兵力，最节省的后勤，在最短的时间内有节奏的发动对外战争，虽然同样给百姓造成了负担，但相比汉武帝仅仅依靠雄厚的国力，频繁发动战争，不算经济仗，直到差点倾家荡产，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穷兵黩武，一个是量力而行。
所以世人对二者在对外作战上的风评也就变得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