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日本汉籍特藏拥有从五山版、古活字本到江户时期刻本的较完整序列。五山版《大川和尚语录》具宋刻浙本神韵，文字精善，《标题句解孔子家语》是著名的伏见版古活字本，套红印刷的《孝经参释》反映了日本学者“本土化”中国典籍的努力，《古文真宝》《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等典籍在中土流播稀少，却在海波彼岸盛行不衰。这些版刻现象和文本接受情况表现了在形式多样的文化传播中，古代传统典籍如何通过不同的解读方式和角度，层累地锻造出古典中国的丰富意蕴。
关键词：汉籍 日本 刻本 活字本
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日本汉籍善本举要
韩进
中国儒家典籍很早就传入日本，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其官方主流的文化范本。从镰仓时期开始，经过南北朝，直至室町末期，即十三世纪中后期到十六世纪，以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为中心出现的五山版，其中不少由东渡的中国版刻工人操刀。到十五、十六世纪，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汉文化圈兴起一股活字印刷的潮流。日本接受了朝鲜成熟的活字技术，应用到汉籍印刷中，形成了著名的“古活字版”。其中就有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经》、《史记》、《千字文》等。五山版和古活字版是东亚汉籍圈中的代表性出版物。日本这股活字印刷文化勃兴的势头，从十六世纪末的文禄、庆长时代，一直延续到元和、宽永年间。官方（伏见版《标题句解孔子家语》）、寺院和坊间都参与其中。
江户时期，中国经史子集的出版物通过长崎口岸，大量流布扶桑，成为两国古典精神流通的载体。京都、大阪书坊的众多与繁盛，与中国或无二致。金圣叹、袁枚、厉鹗这些个性鲜明的的才子文人，在那里同样赢得广泛的拥趸。文化的授受从来都是活泼的，双向的。日本汉籍中的鳌头本（山本长兵卫刻《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后集》）、可连读的套红印刷（《孝经参释》），创造了别具特色的版刻形式。日文注释、训读的添加（太宰纯、冈白驹注《孔子家语》）和众多“翻案”文本的出现显示了其本土化的努力。《古文真宝》《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等在中土流播稀少，甚至于湮没无闻的重要典籍，却在海波彼岸盛行不衰，回流归来，赋予中华文明更丰富的内涵。对这些汉籍的关注，不仅仅是文物学或文献学的学术命题，更表现了在形式多样的文化传播中，古代传统典籍如何通过不同的解读方式和角度，层累地锻造出“古典中国”的丰富意蕴。兹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日本汉籍特藏为考察对象，举其善本数例，来扼要呈现相关的版刻现象和文本接受情况。
一、五山版
1. 《大川和尚语录》二卷 南宋普济语录 元恺编 五山版
一册。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半叶版框18.4×11.7cm，开本22.5×14.3cm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五山版《大川和尚语录》。
南宋高僧大川普济的名字常和《五灯会元》联系在一起。对于普济在《五灯会元》的编撰工作中具体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学界尚有争论。[1]从《五灯会元》在元明以后借大川以行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位高僧的地位和盛名。他先后出任庆元府妙胜寺、宝陀观音禅寺、岳林大中禅寺、嘉兴府报恩光孝禅寺、庆元府大慈名山教忠报国禅寺、绍兴府兰亭天章十方禅寺、临安府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和景德灵隐禅寺等八座寺庙的住持。
大川，名普济，淳熙六年（1179）生于四明奉化张姓人家，排行第三。卒于宝祐元年（1253），享年七十五岁。早年业儒，游学乡校。十九岁入佛门，先在香林院，后负笈赤城，以律宗入门，参悟性具之理。或因性之所近，大川转习禅宗，禅学修为得到天童无用禅师的印可，拜杭州径山浙翁如琰为师。同时遍游当时名宿之门，交游很是广阔，与朝廷关系密切，数次迁任都得到朝中高官的支持。[2]
当时提倡“文字禅”，语录盛行。普济幼年习儒，具有文化修养。又曾任知藏一职，职掌天童寺的经藏，接触到大量的佛教典籍，亦为其师如琰校订过语录。他自己在八个禅寺的语录则由其弟子元恺编录成册。《大川和尚语录》上卷八个部分，即分别为大川在八处寺院的法语。下卷汇编小参、举古、颂古、赞跋、偈颂、小佛事等。卷末附《灵隐大川禅师行状》。全书凡六十九叶，版心镌“大川语一”至“大川语十四”，下标页码，十四个部分都各自单独计算，但书末《行状》标总叶数“六十六”至“六十九”。
普济秉性沉厚，“孤硬趣操，严冷面目”。但细读其语录，揣摩个中机锋，于严冷决断之外，也常可见到生动的趣味。
监收上堂。去日炎威重，归时秋半过。林间坐磐石，不觉笑呵呵。不笑仰山插锹叉手，不笑地藏播饭栽田。二胜米料人人有，笑他饿死饭箩边。（《庆元府宝陀观音禅寺语录》）
上堂。风头稍硬，暖处商量。才到煖处，便见瞌睡。生逼鲇鱼上竹竿，曹谿路上，少室峰前，也要打草蛇惊，何似大慈巡堂吃茶。（《庆元府大慈名山教忠报国禅寺语录》）
上堂。东去西去，南来北来。残羹馊饭，门外安排。吃则从君吃，不吃任东西。更觅一单挂搭，灵山罪不重科。（《住临安府景德灵隐禅寺语录》）
睡浓天晓弗梳头，洗面无汤也即休。大底还他肌骨好，不搽红粉也风流。（《颂古·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一我一人装一担，不知出入几胞胎。铁围山岳高如许，撞破髑髅归去来。（《偈颂·枯髅人我担》）[3]
这些文字借世俗生活的物件和体验阐明佛理，字语之间透彻洒脱，蕴涵禅机，又深入浅出，趣味盎然，易为受众所接受。
五山版以禅宗典籍为主，馆藏此本《大川和尚语录》即其中之一。《大川和尚语录》后来又收入《续藏经》，是流传较广的版本。[4]取与馆藏五山版相校，可以发现《续藏经》本鲁鱼豕亥之处所在多有，爰举数例：
（一）“无限平人被陆沈”，《续藏经》本“陆”误作“陵”。（《大川和尚住庆元府妙胜禅院语录》）
（二）“施主一声惭愧，化主当面着贼”，《续藏经》本“惭”误作“慢”。（《绍兴府兰亭天章十方禅寺语录》）
（三）“瞎人天眼目，云门胡饼”，《续藏经》本“门”作“明”。（同上）
（四）“上御书殿额云‘觉皇垂迹在金轮，宝殿巍巍表至尊’”，《续藏经》本“在”误作“左”。（《住临安府景德灵隐禅寺语录》）
（五）“大地山河皆震吼”，《续藏经》本“皆”作“背”。（《赞佛祖》）
（六）“玲珑八面露尸骸”，《续藏经》本“尸”作“死”。（《偈颂·大死》）
（七）“二由一有一莫守，回首面南看北斗”，《续藏经》本“回”作“面”。（《偈颂·示资寿慧一监寺》）
以上例句，或音同而误，或形近致讹，依赖刻梓时间较早而文字精善的五山版的留存，才能还其本来面目。
《大川和尚语录》开本与中国古籍很接近，而不同于日本后来江户时期常见的偏方形制。外封为典型的和刻本制法，由两张比半叶书稍大的厚纸，上下左右四边内折，与书内叶齐平，来作封面和封底。此本外封为暗红色，装订线单股染色，几与封面同色，四孔线装。装订眼等距分布，也是不同于中国古籍的地方。书皮多处脱色斑驳，残破处以同色纸修复。正文纸张质地介于中国纸和较晚期日本本常见的粗厚楮皮纸之间，较后者薄，纤维也没有那么明显。
书皮内粘页有一椭圆形朱印“宍户氏文库，第2272号，共册”，其中“2272”为墨笔所填。卷端钤一朱文阳印“大通”，还有“密宗”阳文印、“宍户昌藏书记”阳文方印，以及一方墨色阳文印“沙罗树园”、一长方墨色戳记“武城西鄙人 可流斋”。书内偶见朱墨二色批点、填补缺字，或标日文训读符号。
日本川濑一马氏考定该书版本年代不晚于南北朝（按，1336—1392年）早期，或许可以追溯到镰仓末期。诸本《大川和尚语录》补刻的情况比较复杂，川濑一马氏曾对几种日藏本的相关情况加以描述：
在初刻基础上加刻较多的有藏于大东急纪念文库（墨书识语“应永二十年永觉”，二册）的一本，藏于石井氏积翠轩文库的两本（识语“明德壬申，三年”，朱印“听松院”、“法山退藏院”）。大东急纪念文库藏本，补刻内容是：宝陀语四、岳林一至三，报恩三、四，大慈三，兰亭（天章）二、三，净慈四、五，景德一、五，小参一、二，举古二、三，赞佛祖以下至卷末。
内阁文库藏本（一册，改装）比上述两本后印，补刻的状态基本没变，应该与大东急纪念文库藏本（墨书识语“庆长十五年”，两册）是同一版，在此基础上又有补刻（宝陀语一至三、五，岳林四至六，报恩一、二、五、六，大慈一、二等）。蓬左文库藏本（卷端“御本”印记，依序为大慈、妙胜、宝陀、岳林、光孝、天章、净慈，卷末缺，一册）也类似，书陵部藏本（金地院旧藏，墨书“舍入菩提树院”、“明松”，室町期笔，朱印“巢云”，一册）也是相同等级的印本，补刻略有增加。
岩濑文库藏本（一册）从卷首开始为新补刻的，灵隐三、五，天章一、三、四等可见“余”这一刻工姓名。东洋文库藏本（偈颂、小佛事为新写，一册，洒竹文库旧藏）与岩濑文库藏本是同一版本。三井家旧藏的一本（“瑞龙寺”朱印，一册）亦属此类。[5]（翻译：阎琳）
又说“（《大川和尚语录》）传本较多，印刷清晰的印本很少，真正初刻的初印本仅仅在市场上见过一次，印有‘大通’字样的朱印，在各馆的库藏中都没见过。”“大通”一印与今见本相吻合，未知是否即为同一本。细按馆藏此本，卷端页与日本书陵部藏本相同，为初刻。因地理之便，五山版中的中国刻工多为福建人，但这部《语录》首篇《大川和尚住庆元府妙胜禅院语录》深得中国宋刻浙本神韵，弥足珍贵。后面则纸张、字体数变，是递经补刻而成。《灵隐禅寺》至《小佛事》末，断版严重，印面较邋遢，多处经墨笔填补，是后印的效果。
二、古活字版
1. 《标题句解孔子家语》三卷附《新刊素王事纪》一卷《圣朝通制孔子庙祀》一卷 元王广谋句解 庆长四年（1599）古活字版
四册。每半叶七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版框22.4×16.6cm，开本高26.9×19.3cm
此本为著名的伏见版古活字本。这是庆长前半期（1599—1606年），德川家康命令在京都伏见圆光寺居住的三要元佶（足利学校庠主）主持制作的木活字，又称“圆光寺本”。[6]刊行的书主要有《六韬》《三略》《孔子家语》《贞观政要》《周易》等中国古典名著。[7]卷末跋署：“庆长第四龙集己亥仲夏吉辰，前学校三要野衲于城南伏见里书焉。”天头有活字摆印校记，《新刊素王事纪》中有整版印刷图像。
2. 《纂图附音增广古注千字文》三卷 梁周兴嗣编 李暹注 元和三年（1617）古活字版
一册。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双鱼尾，四周单边，版框22.4×15.7cm，开本28.2×19.4cm。
书前有李暹《注千字文序》。序文内容与古注上野本有异同。正文版式以别致的花鱼尾为特征。四字或八字一节，大字书正文，下为双行小字注。注文罗列书证，反切字音。此本属《千字文》古注系统，是宋代以后增广的本子，与清注不同。就正文而言，与今通行本有数处异文，如“推位逊国”中的“逊”字，今本作“让”字。也有摆错的地方，李暹序误署“李逻”，“执热愿凉”误作“热愿凉执”，“荣业所基”中的“基”误作“墓”。卷末有“元和三丁巳历二月辰日”一行。
3. 《新刊鹤林玉露》十八卷 宋罗大经撰 宽永年间古活字版
三册。每半叶九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版框20.8×15.9cm，开本27.5×20.0cm
《鹤林玉露》是一部文学评论典籍，议论精当，每见隽语，在日本同样得到推崇。在庆长、元和时期，坊间就有该书的古活字版出现（公元1622年以前）。[8]日本古活字版吸取了朝鲜活字的字形特征。但朝鲜活字排字工整，墨色均匀，经常很难辨别与刻本之间的差别。日本古活字版做不到这一点，字体歪斜和墨色参差的现象比较常见。这部《鹤林玉露》就是如此，但阅读起来，也觉得别有趣味。《鹤林玉露》有十八卷本和十六卷本，十八卷本更接近罗书原貌，在中国比较罕见，但在日本却迭经印行，具有重要的版本和文化价值。
三、江户时期刻本
江户时期，中国经史子集的出版物通过长崎口岸，大量流布扶桑，成为两国古典精神流通的载体。京都、大阪书坊的众多与繁盛，与中国或无二致。金圣叹、袁枚、厉鹗这些个性鲜明的的才子文人，在那里同样赢得广泛的拥趸。文化的授受从来都是活泼的，双向的。日本汉籍中的鳌头本（山本长兵卫刻《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后集》）、可连读的套红印刷（《孝经参释》），创造了别具特色的版刻形式。日文注释、训读的添加（太宰纯、冈白驹注《孔子家语》）和众多“翻案”文本的出现显示了其本土化的努力。《古文真宝》、《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等在中土流播稀少，甚至于湮没无闻的重要典籍，却在海波彼岸盛行不衰，回流归来，赋予中华文明更丰富的内涵。
（一）汉文学的普及与影响
1. 《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后集》十卷 不题撰人 正保三年（1646）书林丰兴堂刻本
二册。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版框22.3×16.1cm，开本27.5×18cm
《古文真宝》是一部童蒙入门书，收文平易自然，极便学习。该书明末之后在中国渐渐废绝不用，却成为日本、韩国重要的汉文学选本，有教科书的作用。[9]《古文真宝后集》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流播中，产生了不同的版本，文字、篇目和编排方式都有改动，差异明显。日本通行的“魁本”系统主要是按照文体分类，盛行于江户时期，有数百种刊本之多，被众多学者、文人奉为文章鉴赏和创作的圭臬。在利用的过程中，该书出现了多种笺解、校注和插图本，是汉文学普及和推广的关键文本。
2. 《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后集》十卷 不题编者 （日）山崎祗载注 宽文六年（1666）山本长兵卫刻本
五册。本文每半叶七行，每行十三字；鳌头评论每半叶十八行，行二十九字。白口，双鱼尾，四周单边。版框24.3×17.5cm，开本27cm×19.5cm
3. 《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后集》十卷 不题撰人 延宝五年（1677）书林平乐寺村上勘兵卫刻本
二册。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框20×16.4cm，开本28.1×19.5cm
4. 《画本古文真宝后集》初编五卷 署（日）有台藤应著 旭辉斋画图 嘉永三年（1850）东都书林玉山堂学而堂刻本
五册。每半叶九行，行十五、十六字不等，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框19×13.7cm，开本22.7×15.8cm
日本嘉永三年（1850）东都书林玉山堂学而堂刻本 《画本古文真宝后集》初编五卷。
此本编排方式同“魁本大字”一系，以不同的字体书写各篇标题、正文、注文，每篇绘图一到三幅不等。原文汉字右侧傍注日文假名读音，题下与文末原有笺注以日文意译，文字之间多所损益。
5. 《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三卷 宋周弼选 元释圆至注 裴庾增注 享保三年（1718）含英堂明诚堂刻本
三册。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行三十三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框21.5×16.7cm，开本27.6×19cm
《三体唐诗》是南宋周弼编的唐诗选本，讲述诗歌创作的方法和技巧。在明代格调派盛行之后，《三体唐诗》版印渐稀，增注三卷本几无传本。传入日本的《三体唐诗》有古本、新本之分，包括裴庾注三卷本（五律、七律、七绝），圆至注二十卷本（七绝、七律、五律），以及以圆至注为主，截取裴庾注作为增注的三卷本（七绝、七律、五律）。[10]日本享保九年（1724）以后，《三体诗》渐让位于《唐诗选》，但依然有新的翻刻和注本出现。
6. 《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备考大成》十九卷 （日）熊谷了庵编 延宝三年（1675）雒阳吉田四郎右衙门刻本
十册。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二十四字不等，白口，四周双边，双鱼尾。版框21cm×16.6cm，开本26.7cm×19.1cm。
这是江户时代的日人注释本，对圆至、裴庾增注本中的用典、人物、事迹加以训释。训释以“备考”“注”“增注”的形式出现，低一格行文。
7. 《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二十卷 宋周弼选 元释圆至注 文政四年（1821）尚友堂刻本
三册。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版框20×14cm，开本25.8×18.1cm。
属“二十卷”本一系，以明经厂本为底本。正文卷末有刊记“文政四年刊”，书后有“尚友堂制本目录”，内有“三体诗法笺注”，据以判断其版本。
（二）本土化与“另一只眼”
8. 《孝经参释》不分卷 （日）川崎履释 庆应四年（1868）小林新兵卫刻朱墨套印本
一册。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框19.2×14cm， 开本25.7×17.8cm
此本墨色刷印《孝经》原文，穿插川崎履所撰红色补文，并添加假名训读，以便于阅读，反映了日本学者“本土化”中国典籍的努力。与中国传统朱墨套印本中的评点形式不同，此本朱墨二色文字可一并连读，《孝经》变得通俗化。[11]
9. 《海外新话》五卷 （日）岭田枫江撰 嘉永二年（1849）刻本
五册。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框17.5×13.1cm，开本25.3×17.6cm
此书以小说的形式描写鸦片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可以看出当时日本人对这场战争的反思，正如撰者所言“海国要务在知彼，预备严整恃有待”，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的开国和维新。[12]此书在日本曾遭禁毁。
10.《绘本通俗三国志》七十五卷 （日）湖南文山译 池田东篱亭主人校 葛饰戴斗画图 天保七至十二年（1836—1841）群玉堂刻套印本
七十五册。每半叶十一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框18.6×13.7cm，开本高22.4×15.6cm
《三国志演义》的完整日译本出现于日本元禄年间。署湖南文山以李卓吾批评本为底本，并添加部分文字，翻译出《通俗三国志》。[13]江户时期，与学习唐话的热潮相联系，出现了多种改编本、摘要本和插图本。此本初编卷一为画像、姓名、或问，卷二始为《三国志演义》译本正文。书中有多色套印的插图，人物的容貌或服装多为和式，别致有趣。
注释
[1]参见黄俊铨：《禅宗典籍<五灯会元>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5-24页。
[2]见（宋）大观：《灵隐大川禅师行状》，《大川和尚语录》，日本五山版，第67-69页。
[3]以上引文均出自《大川和尚语录》，日本五山版。
[4]《灵隐大川济禅师语录》，《日本续藏经》第二编二十六套，民国十二年（1923）涵芬楼影印日本京都藏经书院铅印本，第156-174页。
[5]（日本）川濑一马：《五山版研究》，东京：日本古书籍商协会，1970年，第112页。
[6]（日）川濑一马：《古活字版研究》，东京：日本古书籍商协会，1967年，第211页。
[7]关于《孔子家语》的辨伪和版本研究的情况，可参见刘进有：《改革开放40年来的<孔子家语>研究综述》，《济宁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7-15页。
[8]王瑞来《<鹤林玉露>版本源流考》，自宋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
[9]参见姜赞洙：《中国刻本<古文真宝>的文献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10]陈斐：《<三体唐诗>版本考》，《齐鲁学刊》2010年第2期，第115-120页。
[11]陈正宏：《套印与评点关系之再检讨》，《文学遗产》2010年第6期，第134-136页。
[12]（日）内藤湖南著，武琼译：《清史九讲》，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年，第78-79页。
[13]武鹏，高文汉：《吉川英治<三国志>底本问题考究——兼考<通俗三国志>的底本问题》，《学术界》2016年第7期，第105-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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