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藏在春耦斋之中的功臣像长卷与紫光阁中的功臣像立轴分享了同样的人物与图式。无论是群像还是单人像，画面仅描绘了文武功臣的个人形象，它们都是一种不具备故事情节的战争图像。但由于形制、陈设空间以及观者的不同，它们因此也具备了不同的功能。本文以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功臣像长卷《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为例，从画面内容出发，结合乾隆朝的文武关系，试图探讨乾隆朝功臣像的功能、所传达的政治意涵及其对清朝帝国形象的表现。

紫光阁功臣像同汉唐以来的功臣像传统一脉相承，在表彰功勋、彰显统治实力的基础上，这批功臣像还具备一定的特殊性。除悬挂在公共空间紫光阁的大幅单人立轴，还留存与立轴分享同样人物与图式的群像长卷。在过往的研究中，这样的长卷被指认为“呈览稿本”[1]，即在立轴完成前呈献给皇帝审阅的小稿或小样[2]。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

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广木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记载：

乾隆五十八年（1793）五月（广木作）：

五月，初六日，员外郎大达色库掌舒兴来说，太监鄂鲁里交紫檀木雕龙手卷匣一件（上刻 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签字）传旨：著照样配做紫檀木雕龙手卷匣一件得时刻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像签字。钦此。

于十二月初六日员外郎大达色库掌舒兴催长恒善笔帖式延祥来说，太监鄂鲁里交：御笔平定伊犁回部五十功臣像雕龙紫檀木手卷匣一件，御笔平定两金川五十功臣像雕龙紫檀木手卷匣一件，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雕龙紫檀木手卷匣一件。

传旨：将此手卷匣三件，并现做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雕龙紫檀木手卷匣一件，共四件，配素紫檀木外套匣一件盛装。钦此。[3]

根据以上史料可知，乾隆帝在结束最后一次平定廓尔喀战役（1792），同时也是在完成最后一次功臣像制作后，将四卷功臣像手卷分别配做“雕龙紫檀木手卷匣”，然后用“素紫檀木外套匣”一并盛装。

根据《钦定石渠宝笈续编》中对藏地的分类记载，《御笔平定伊犁回部五十功臣像赞》[4]《御笔平定两金川五十功臣像赞》[5]《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6]均记录在卷七十六，“西苑等处藏一，瀛台一”[7]这一条目之下。最后一卷《御笔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虽未被记录在案，但根据以上材料可推测应是一同藏于此处，即春耦斋。

若是手卷单单起到“呈览稿本”的小样作用，乾隆帝大可不必在晚年大费周章将其聚集，配匣盛装，并存放在消夏小憩的书房春耦斋之中。可见，乾隆朝的功臣像在形制、藏地、观者等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下，还具备了其他的延伸功能。

一、以《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卷为例

目前唯一保存最为完整的功臣像长卷《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图1）是乾隆朝倒数第二次的功臣像制作，完成时间相对较晚，而且此时的功臣像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固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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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ˉ 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ˉ31cm×1060.5cmˉ 贾全绘制ˉ 乾隆题赞ˉ 私人藏

画心从右至左，依次以一人一赞的形式，描绘了平定台湾战役中以阿桂为首的二十位功臣。通过直观的画面描绘可见，画中的二十个人物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为着补服者十一人，第二组为着常服者九人。根据题赞中的官职信息可知，后九人皆为武将。常服常应用于祭祀、凯旋等多种场合，具备行动便捷等特点。加之九人皆佩戴刀、弓箭、箭囊等各式兵器，使得其武将的身份与形象跃然纸上，一目了然。而比较复杂的是第一组中的十一位身着补服者。补服常与朝服或吉服套穿，用于上朝、嘉礼庆典、吉礼祭祀等较为正式的场合。第一组人物以文官居多，整体上呈现出庄严肃穆的恭敬形象。但夹杂于其间的，仍有三位人物身份值得注意：即排在第四位文武兼任的协办大学士（文）、吏部尚书（武）、陕甘总督（文）福康安；以及两位武将，分别是位列第五位的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位列第十一位的成都将军鄂辉。笔者对此种排序与表现方式提出疑问，并引出以下的讨论。

功臣像长卷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即画面上的御题赞语（见表1），从中我们不仅明确了人物身份、官职、获赏封号，同时也了解各位功臣在战役中所起到的作用。乾隆帝在第一次制作功臣像，即平定准部回部的像赞序中就有写道：“各系以赞，不过誉，不尚藻，惟就诸臣实事录之。”[8]可见，赞语对人物在战役中所起到的具体作用的描述是十分准确可靠的。但是，在赞语之中，对于文武官员的表述有着显著的差异。简单来讲，文官在战役中起到的作用更多与“军务”等有关，而武官更多是“杀敌擒贼”的作用。正如乾隆帝在御制诗中所提道：“进剿（福康安）、坐谋（李侍尧）力各尽。”[9]

在上文提及的第一组人物中，以其中官职较为特殊的福康安（图2）与海兰察（图3）为例，翻看乾隆帝的御制文《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10]《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纪事语》[11]《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文》[12]等记述，就已经突出点明了福康安与海兰察二人在此次战争中的表现及作用：

福康安、海兰察等画谋奋勇，不负任使，固不待言。[13]

福康安示之以兵威、使知畏，给之以赏项、使之怀。其经画周密，贤于施世骠、蓝廷珍远甚。又得海兰察率百巴图鲁攻坚陷锐，遂得前后生获二囚。[14]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曰福康安，智超谋深；曰海兰察，勇敢独任。三月成功，勋扬古今。[15]

图2ˉ 福康安

图3ˉ 海兰察

根据对这一时期记录在《钦定平定台湾纪略》中的御制诗的不完全统计，约有63首，其中仅在题目上与福康安、海兰察直接相关的就有11篇之多。通过这些题目就可窥见二人军功之显赫，如：《福康安奏大剿诸贼，开通诸罗，并进攻斗六门，贼势溃散信至，诗以志慰》《福康安奏报攻克斗六门，诗以志事》《福康安奏报攻克大里杙贼巢，诗以志事》《福康安等奏攻剿小半天山贼匪并围截贼首情形，诗以志事》《福康安摺奏生擒逆首林爽文信至，诗以志事》《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信至，诗以志喜》《福康安奏台湾地方宁谧情形，诗以志慰》《福康安奏报抵厦门登岸并巴图鲁侍卫等皆平安渡海凯旋，诗以志慰》《赐凯旋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等宴，即席成什》《命于台湾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诗以志事》[16]等。

透过这些诗文的内容及诗注，更是可以看到福康安与海兰察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及英勇作战的场面，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乾隆帝给予二者的高度评价：

百巴图鲁驰骁将（朕既命福康安、海兰察迅赴军营，仍带同巴图鲁百余人前往），万林爽文空鹘拳（古称勇士一以当百，今巴图鲁皆系选锋劲旅，久经行阵，又得奋勇带兵之人，是巴图鲁百人，即可敌林爽文万人而有余矣）。[17]

撇捩允资众军勇，勤劳实藉两人贤（前此，台湾进剿之兵不为不多，特以领兵不得其人，皆致懦怯。自易将以来，转怯为勇，新调之兵更为生力，一鼓作气，奋勇无敌，则福康安、海兰察二人实为首功）。[18]

两臣一忠效，百勇万军兼（上年驻此时，正值筹剿台湾逆匪，虑常青不能灭事，因令福康安驰赴山庄，亲授方略，命为将军，并命海兰察为参赞，率巴图鲁侍卫章京百余人，又调遣川、粤、黔、楚劲兵近万人前往。二人果能同心共济，未及三月，生擒林爽文、庄大田二逆首，余匪亦歼戮殆尽。于是海疆底定，人庆更生；何莫非陟降之灵，默为佑相，俾得成功如是之速耶）。[19]

同时，也有对其他作战武将的称赞及赏赐记录：

百战雄皆胜，诸臣嘉不禁（福康安、海兰察、鄂辉、恒瑞、普吉保、袁国璜等，此次夺据石卡，奋勇剿杀，百战皆胜，其属可嘉，已先行交部议叙。）[20]

并自侯封俾爵晋，叠加勇号待功竣（军营将弁中奋勇出力，如梁朝桂、袁国璜、穆克登阿、官福等二十余人，已节赐巴图鲁名号……）[21]

可以说武将的解围歼贼、奋勇杀敌对此次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福康安与海兰察等在其中更是具备一定的领导性。同时福康安兼任文武官，不仅于战场杀敌，也参与了战后的筹度善后：“台湾逆匪靖，海峤期永固；因留福康安，诸政资展布。”[22]故上命于台湾建福康安功臣生祠，并作诗以记之，可谓功不可没。

可见在大量史料的记载下，平定台湾战役是由福康安、海兰察等人所主导的。但在排序上仍以阿桂等大多数文臣身居前列，这些跻身前列的文官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而这样的排序又反映了怎样的现实关系？究其背后原因，应从乾隆朝文武关系的现实背景出发来进行讨论。

二、文武关系现实下乾隆帝的改善与期待

“每一朝开创时都是尚武的”[23]，对于以骑射征战为主的满洲人更不例外。特别是当满洲作为异族政权进入广大以汉人为主的社会时，更是有赖于武力所带来的保护。因此，即便是到了乾隆时期，清宫仍保持着以骑射为主的训练，以及像木兰秋狝等尚武的活动。但是，古谚语云“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故武力与士大夫相结合方能治天下。所以当尚武的满洲贵族与文官政治系统相结合时，清代延续了自宋代以来的传统，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文驭武”[24]的政治手段。而在互动的过程中，文武关系的不平衡成了必然的产物。

文武关系不平衡的现实表现，比如在官阶方面，文职的职阶多于武职四阶，这就造成了处分文武官员时不合理情况的出现。例如文职降级处分，降一级可以凭借正品、从品计算，但武职降一级即降一品。罚俸也同样如此，制度规定“向例无级可降微员，文职将俸银分为十分，每降一级扣一分，武职则将俸银全扣”。可见，武职处分远重于文职。[25]处于官场中的臣僚也发出过“国朝重文轻武，武职需受节制于文职”[26]，“偏向文员，意为曲徇，而于武职，不啻秦越视之”[27]等感叹。

同样，反观《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的画面，以文官协办大学士阿桂为首。在史料的记载中：

去岁在山庄筹办台湾军务，其时阿桂留京办事。七月，又命往河工会办堵筑事宜。是此次军务，阿桂并未办理。惟间有指示方略，谕令阅看，覆奏每多意见相同。及后报捷之时，阿桂甫得差竣回京，是以一体予以议叙。且以班次在前，故列为功臣之首云！[28]

阿桂因其他事宜，并未直接参与到此次战争中，仅覆奏指示方略若干次，但因其班次在前，故列功臣之首。同样，大多数并未参战的文臣，也仅根据班次，就排位于直接参与战争、厮杀于战场的武将之前。

造成以上现象的深层原因有很多，如制度的不完善，受历代重文轻武根深蒂固的思想影响，甚至是官僚之间的相互倾轧争斗等。针对这种“以文驭武”关系下的文武不平衡现状，乾隆帝注意到了其中利害，若是文武官员不能达以平衡、各司其职，终将酿成大祸，并指出此次台湾事件发生的缘由之一便是如此：“武职不以操防为事，文职专以肥橐居心，于是彼此牟利，遂致吏治兵防日以废弛，而逆匪无所顾忌，竟至酿成大案。”[29]

因此，乾隆帝坚守着有清以来文武并重的治国思想，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以求改善。在上文提到的文武处罚方面，乾隆帝对其中的不当之处做了多方调解和纠正，从立法角度明确官员职责，则处分公允，从运作中调节，尽可能做到“一秉至公，从不肯存倚重倚轻之见”[30]。在学校教育方面，早在入关之前，清朝就设置许多名目的学校，来教导宗室、八旗子弟满汉文的知识以及必修的骑射。乾隆年间仍保持此传统，如乾隆二年（1737）盛京宗学觉罗学、乾隆十七年（1752）八旗世职幼学、乾隆四十年（1775）健锐营学等。[31]它们皆借着文武并重的教育宗旨，做到人人在任官上，既可充当文官，又可担任武将，[32]达到“文武兼备，以储实用”。[33]此外，乾隆帝本人也曾提到“自古制治经邦之道，揆文必兼奋武”，也屡降谕旨告诫诸臣“毋生歧视”，要“僚采之间同心合志”，这样才能有裨于国家政治。[34]

乾隆三十六年（1771），因皇太后八旬万寿，赐三班九老宴游香山，除致仕九老外，另有文职、武职老臣各九人，在《䜱䜪亭集》卷三十二《香山直庐次彭咏莪（蕴章）少司空韵》中记载：

秋林绚烂岭云开，曾见三班九老来。（乾隆三十六年，赐三班九老宴游香山，盖以文职、武职、致仕老臣各九人，为三班。君曾祖尚书公，时以兵部侍郎致仕，为九老之一）香案词臣感先泽，枢垣履迹接中台。欣陪儤值簪豪侣，每羡登高作赋才。□载书斋惭后辈，白头吟望重低回。[35]

同样也由参与过功臣像绘制的西洋画家艾启蒙绘图表现：

谨案乾隆辛卯，恭逢皇太后八旬万寿，赐三班九老宴游香山，画院艾启蒙绘图。文职九老：显亲王衍璜、恒亲王崇志、大学士刘统勋、协办大学士官保、吏部尚书讬庸、户部尚书素尔讷、刑部尚书杨廷璋、刑部侍郎吴绍诗、工部侍郎三和；武职九老：都统四格、曹瑞、散佚大臣国多欢、散秩大臣衔甘都、副都统伊崧阿萨、哈岱、李生辉、富僧、阿色瑞察；致仕九老：刑部尚书衔钱陈群、内大臣福禄、礼部尚书陈值华、兵部侍郎彭启、丰礼部侍郎衔邹一桂、副都御史吕炽、内阁学士陆宗楷、詹事陈浩、国子监司业衔王世芳。[36]

可见，经由宴游香山事件及画面中九位文官、九位武官的选择，也同样能够反映出乾隆帝对文武平衡的期望。回到《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这一长卷上，文臣九人，武将十一人，一人为兼任；着补服者十一人，常服者九人。可以说在画面的直观呈现上，带来的也是一种文武平衡的表象。

此外，清代的文武界限并不十分清晰。虽然文武官职有划分，但文职与武职之间也存在着变动。以阿桂为例，在做大学士之前，阿桂也是武将出身，曾带兵参与平定新疆等诸多战役。清朝还有很多类似的作为武将出身的文臣，这种文武兼任，抑或是文武将身份的变迁转换，也成了解释画面前一组人物中存在着补服武将的可能性之一。着补服者并非一概而论的文官，穿补服并无特定的情境需求，加之文官武将的身份转换与二者边界认同的不确定性，如此描绘应是为画面协调统一及表象平衡所作的贡献。

通过对画面背景及内容的分析，联系到其外在的形制、陈设空间与观者，这样的文武形象塑造是否可以引发其他思考？

三、从紫光阁到春耦斋：帝国形象的内外呈现

上文提到功臣像长卷存放于春耦斋，其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位于丰泽园之西，静谷之北。

庭中引水为池，左右有廊相通，斋后修竹万竿，其西即春耦斋也。由德昌门折而西，有门东向，入门循山径，纡曲而南，为春耦斋。

北向东室联曰：即事既多美，托好有常因；又曰：晓露兰陔外，香风麦陇间；又曰：心澹水木秀，兴幽鱼鸟同。西室联曰：林薄浓阴藏别院，汀洲新水涨前津。阁上联曰：萦洄水抱中和气，平远山如蕴藉人；又曰：润浥云霞气，真参泉石灵；又联曰：雨余迎目润，春满入怀欣；又联曰：土香阶草才苏纽，风细盆梅欲放荣；又联曰：闲情空外寄，妙道个中参。[37]

根据聊联及史料记载可见其大殿七间，抱厦五间，平面呈凸字形，歇山双卷棚顶。斋内以紫绿石铺地，斋前仿照苏州狮子林叠石为山。[38]

园之内有斋兹以春耦名之，而阐其说如右。石渠宝笈中旧藏唐韩滉五牛图，农部尚书蒋溥因进其父故大学士蒋廷锡仿项圣谟摹本，继又得项圣谟卷，古今名迹一时会合，良称艺苑胜事，夫服畴力穑牛之资，用最钜并贮斋中。[39]

三卷著名的《五牛图》由乾隆帝合藏于这一隅斋室内。春耦斋的命名也与此相关，在此处寄托了注重农耕的希望。[40]乾隆帝自丁丑年（1757）起，几乎每一年都要书写与春耦斋相关的诗句。如：“习罢春耕小憩迟，绮窗点笔更馀思。”（《圣制春耦斋诗〈癸未〉》）[41]“候安将欲御园迥，取便春斋小憩来。”（《圣制春耦斋诗〈甲申〉》）[42]等。字里行间透露出小憩于此的闲适，而春耦斋也逐渐成了乾隆帝消夏的茶室与书房，同时也有更多的书画聚集于此处，据记载约43件。[43]

从春耦斋所藏书画记录来看[44]，可分为“皇上御笔书画”“列朝名人书画”“本朝臣工书画”三项。有趣的是，除了三卷《五牛图》外，还有四卷“千尺雪”题材的书画，分别是董邦达所绘《西苑千尺雪图》卷，钱维城所绘《避暑山庄千尺雪》卷，以及乾隆御笔画《盘山千尺雪图》卷，御笔书《寒山千尺雪》卷。功臣像长卷应亦是如此，按主题成套贮藏于此。

唯一保存完整的《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卷，现如今仍保持着乾隆时期的原样装裱，包首是乾隆时期的织锦，题签“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臣贾全恭绘”（图4）。本幅“蜡笺本，纵一尺，横五尺八寸五分”。[45]行书后钤印“古稀天子之宝”“犹日孜孜”，亦有鉴藏宝玺：“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万有同春”“笔花春雨”“漱芳润”“研露”“化工四气为全施”“大块假我以文章”“学镜千古”“寓意于物”“用笔在心”“和顺积中”“齐物”“得大自在”“半榻琴书”“落花满地皆文章”“绘月有色水有声”“经史笥”“忘机心宇旷”“古希天子”等20方[46]。

图4ˉ 题签

其中，画面上所钤印的“太上皇帝之宝”（图5）制于乾隆六十年（1795），这方印鉴并未被记录在《钦定石渠宝笈续编》之中。从制画、制印以及著录的时间节点来看，这方印鉴成了此幅长卷被乾隆帝晚年赏玩、观看的一个重要证据。以上完备的画卷条件，以及从右至左的展卷观看方式，加之钤印的先后顺序，乾隆帝作为收藏者以及最直接的观者，使这幅功臣长卷具备了鉴藏与赏玩的性质。

图5ˉ“太上皇帝之宝”

文武功臣的形象塑造，不仅仅是针对个人形象的塑造，同时也是一种对清帝国形象的塑造。而这种对帝国形象的呈现其实是与画作所陈设的空间及其所面向的观者息息相关。

首先，在紫光阁空间中，悬挂收藏着与长卷分享同样人物图式的立轴形式功臣像。根据史料功臣名册记载包括：平定准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平定准部回部后五十功臣像、平定两金川前五十功臣像、平定两金川后五十功臣像、平定台湾前二十功臣像、平定台湾后三十功臣像、平定廓尔喀前十五功臣像、平定廓尔喀后十五功臣像，共计二百八十人。

紫光阁除了陈列功臣像、战功图等，每逢出征、凯旋皆宴请文武官员。此外每年上元节的前后，还会一并宴邀外藩和蒙古王公等。姚文瀚存世的一幅长卷《紫光阁赐宴图》（图6）就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乾隆二十六年（1761）正月初二，即平定准部回部之时,乾隆帝于修葺完成的紫光阁前举行筵宴。据记载，赐宴的对象有傅恒以下诸位功臣、满汉文武大臣、蒙古王公台吉等一百零七人，以及入觐的回部郡王霍集斯等十一人，[47]可见观者面向之众多。另有三套铜版画也包含类似的紫光阁赐宴内容。[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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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ˉ 紫光阁赐宴图ˉ 绢本设色ˉ 姚文瀚ˉ45.7cm×486.5cmˉ 故宫博物院藏

而相比于长卷所呈现的文武平衡的功臣形象，更多的武将功臣立轴集于此处。面对如此之多的观众，功臣像的功能也在紫光阁这一空间中得到延展。对于功臣本身而言，被悬挂的单人功臣像无疑是奖赏的一种；对于当朝满汉文武大臣而言，则起到了表率与楷模的作用；而对于远道而来入觐、进俸的外藩及蒙古王公等而言，功臣像所呈现的则是清朝强大的帝国力量，展示的是乾隆帝在统治中，其十全武功之下“文以治国，武以定国”的对外帝国形象。

然而，当我们的目光从紫光阁回归到春耦斋这一较为私密的空间中，帝国形象成了一种对内的表现。联系到上文所提到的乾隆帝所提倡的文武并重观，功臣像长卷在这样的消夏书房中，对于观者乾隆帝个人而言，成了其对内治国理念的体现，是其对文治武功平衡的政治期许与表现。此外，从过去大量的研究来看，乾隆帝的内府藏品承担着重要的君臣唱和方式以达到同心同德的效果。作为这样一件政治意味强大的作品，更是不能排除君、臣观赏后，自上而下所传递“文武并重”治国理念的政治意涵。

可见，从紫光阁到春耦斋，无论立轴形制还是长卷形制的功臣像，它们都承担了除表现个人功绩形象外的更深层政治意涵，一并塑造了在乾隆朝复杂文武关系下的清朝帝国的内外形象，呈现了乾隆帝深切的政治期许。

结语

功臣像长卷在制作之初作为立轴绘制参考的小稿，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陈设地点的改变，增加了鉴藏赏玩的性质，扩大了我们以往对紫光阁功臣像功能的单一认知。由于形制、陈设空间以及观者的不同，功臣像立轴展示了乾隆朝十全武功下“文以治国，武以定国”的对外帝国形象，而功臣像长卷则传递了自上而下“文武并重”的对内治国理念。二者一并塑造了乾隆帝统治下清朝帝国的内外形象，通过图像的方式传递出乾隆帝的政治理念与期许。

注释：

[1]聂崇正：《从稿本到正图的“紫光阁功臣像”》，《紫禁城》2015年第10期，第124-141页。

[2]王静灵：《柏林收藏的紫光阁功臣像及其相关作品新论》，《故宫学术季刊》第三十四卷第一期，第153-214页。在王静灵的研究中认可聂崇正的看法。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卷53,人民出版社，2005，第692页。

[4]张照等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七，北京出版社，2009，第3652-3653页。

[5]同上书，第3664-3669页。

[6]同上书，第3678-3681页。

[7]同上书，第3631页。

[8]同上书，第3652-3653页（也称《紫光阁五十功臣像赞序》，载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二册卷二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第328页）。

[9]乾隆五十三年（1788）廷臣奉敕撰：《钦定平定台湾纪略》（上中下），载台湾历史文献丛刊（清代史料类第二辑），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馆，1984，第58页。

[10]同上书，第75-78页。

[11]同上书，第78-80页。

[12]同上书，第81-85页。

[13]同上书，第79页。

[14]同上书，第80页。

[15]同上书，第85页。

[16]同上书，第1-100页。

[17]同上书，第43页。

[18]同上书，第53页。

[19]同上书，第68-69页。

[20]同上书，第23页。

[21]同上书，第51-52页。

[22]同上书，第61页。

[23]John King Fairbank著：《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薛绚译，正中书局，2001，第116页。

[24]蔡承伟：《清代八旗下的文武关系》，硕士学位论文，淡江大学，2007，第84页。

[25]孟姝芳：《乾隆朝对文武官员处分的调节及其局限性》，《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期，第102-103页。

[26]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华书局，1998。转引自孟姝芳《乾隆朝对文武官员处分的调节及其局限性》，第104页。

[27]《东华续录（乾隆朝）》，乾隆八十六卷，清光绪十年（1884）长沙王氏刻本。转引自孟姝芳《乾隆朝对文武官员处分的调节及其局限性》，第105页。

[28]《钦定平定台湾纪略》，第87页。

[29]同上书，第71-72页。

[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上谕档》（第10册），档案出版社，1991。转引自孟姝芳《乾隆朝对文武官员处分的调节及其局限性》，第104页。

[31]叶高树：《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稻乡出版社，2002，第357-359页。

[32]蔡承伟：《清代八旗下的文武关系》，第118页。

[33]《八旗通志》，台湾学生书局，1968，第3114页。

[34]孟姝芳：《乾隆朝对文武官员处分的调节及其局限性》，第105页。

[35]《䜱䜪亭集》，卷三十二古今体诗四十三首，清咸丰刻本。

[36]同上。

[37]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第327-329页。

[38]李文君：《西苑三海楹联匾额通解》，岳麓书社，2013，第75页。

[39]《御制春耦斋记》，载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第327-328页。

[40]张震：《韩滉五牛图进入清宫与春耦斋命名》，《紫禁城》2015年9期，第90-91页。

[41]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左步青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第564页。

[42]同上。

[43]聂崇正：《从稿本到正图的“紫光阁功臣像”》，第127页。

[44]张照等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七，第3681—3689页。

[45]同上书，第3664页。

[46]同上书，第3669页。

[47]清仁宗敕撰：《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二八，中华书局，1986，第1-2页。

[48]林家维：《乾隆朝紫光阁赐宴图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4期。其在研究中指出《平定西域战图》册之《凯宴成功诸将》、《平定两金川战图》册之《紫光阁凯宴》和《平定廓尔喀战图》册之《廓尔喀使臣至京》中的赐宴活动。

高卓，中央美术学院在读博士。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3年第2期第58页~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