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阴真经》，金庸笔下最神秘、最令人疯狂的武学宝典，天下多少英雄豪杰为了这部武林奇书而明争暗斗、自相残杀。金庸借周伯通之口向郭靖讲述了《九阴真经》作者黄裳其人其事：本是大内文官，奉命编修道藏，修书过程中无师自通习得道家心法，终成绝世高手。
《九阴真经》是假，黄裳其人为真，只是此人并非武侠小说中的绝世武学奇才，而是北宋时期的福州郡守，政和年间，用了 7 年的时间（1111—1118）监造了一部共 540 函、5481 卷的中国第一部道藏。该藏经被赐名为《万寿道藏》，又称《政和万寿道藏》。这一部作品在中国道教史上地位非凡，同时也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九仙观，地处于山东麓，原为闽王王延钧所建的宝皇宫旧址，是福州现存规模最为宏伟的一座道观。北宋崇宁二年（1103），宋徽宗赵佶为镂刻道家大藏经，下诏在此营建此观，赐名为“天宁万寿观”。朝廷将所收集道教经典经校订后送至此处，命龙图阁直学士、中大夫、福州郡守黄裳“役工镂版”监造道藏。
黄裳监造道藏的于山九仙观玉皇阁
据说黄裳除了亲自招募考核工人之外，更一字一句精心校对，7 年时间共校经书 5000 多卷。基于这段监造道藏的真实经历，金庸将其刻画成通晓道家武学的绝世高手，也非全然空穴来风。可惜的是，小说里《九阴真经》最后不知所踪，历史上《万寿道藏》同样不能幸免，各个版本先后毁于各朝兵灾。
虽然未能存世，但无损道藏在世界宗教史的非凡声誉。
值得后人关注的是宋徽宗为何不辞万里将道书送往位于东南海滨的福州进行刊刻，而不选择都城开封或是距离更近、更为繁荣的杭州、金陵等地？
只因为北宋的福州已晋升为中国雕版印刷中心，中外书籍交流的重镇。
《书林 • 清话》曾盛赞：“闽中造纸印书，宋时极盛。”
福州刻书始于五代，有史料记载，福州当地最早的雕版印刷就出现在王审知治闽期间。王审知曾为莆田文人徐夤刊刻诗文集《钓矶文集》。徐夤因此写下“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的诗句，以描绘诗稿被刊印成册的盛况。
福州多山，林海浩瀚。雕版所需竹木、纸张、油墨等物资材料，储量丰富，应有尽有。入宋之后，福建的造纸基地在全国首屈一指，雕版印刷技术同样领先全国。
两宋福州经济高度繁荣，经济发达带动了教育进步和文化繁荣，福州官学私学遍布全城，“城里人家半读书”，“巷南巷北读书声”。很多文人纷纷著书立说，在福州就地刊刻，更通过海上航路远销海外诸国，福州刻书业迈入黄金时代。
福州刻书还以种类繁多、刻印精美著称，当地甚至出现了与京师的琉璃厂相媲美的南后街书市，海内外不少的作者、书商千里迢迢来到福州刊刻、购买书籍。依托原有的港口优势，福州因此成为海内外书籍的刊刻和集散中心。
自宋元时期开始，伴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普及，以书籍的对外贸易和传播为载体，形成了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甚至远到欧美等地的“海上书籍之路”。“海上书籍之路”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地输送中华民族的宝贵智慧和文明成果，提升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作为刻书中心与集散中心的福州无疑是最重要的输出端口。
盛名之下，宋徽宗自然将刊刻道教经典的重任交给了福州。
《万寿道藏》一书共有 5481 卷，按照一位熟练的刻书工人每日可以刻 100 字计算，7 年时间需要多少熟练的技工？再加上描红、装帧等多道工序，如此浩大的工程，福州又需要为此提供多少相关劳力？光承担一部万寿道藏，福州需要多么庞大的刻书产业作为支撑。
2013 年 3 月 8 日，北宋元祐五年（1090）刻隆兴元年（1163）印本《大威德陀罗尼经》卷四顺利入藏福建省图书馆，这是该馆藏的唯一一本宋版书，也是唯一一本《崇宁藏》。图片来源：江苏古籍保护网
更令人惊叹的是，除了道藏，福州刊刻了另外两部规模宏大的佛藏。
福州东禅寺历时 23 年（1080—1103）完成《崇宁万寿大藏》（简称《崇宁藏》），共有 580函 1440 部 5108 卷。
福州开元寺历时近 40 年（1112—1151）刻成《毗卢大藏》（简称《毗卢藏》），共有 595函 1451 部 6132 卷。
在短短的 70 年内，光刻这三大藏，福州一地刻书多达 18000 多卷，所用雕版 400000 多块，镌字达 3 亿以上！工程之浩大，所费人力物力之规模，当时全国没有一座城市可与之媲美！可以说是世界宗教史上不可复制的奇迹！
福州开元寺，这座千年古寺是外僧来华研习的佛教中心。
福州开元寺与外国寺院、僧人的交往始于南北朝时期的陈朝。陈朝永定二年 (558)，西天竺( 今印度 ) 优禅尼国僧人拘罗那陀入闽，曾在福州开元寺从事译经与讲经活动。印度密宗高僧般若怛罗大师、日本真言宗祖师空海大师、日本天台宗祖师圆珍大师等都曾经到这座寺庙中修行、学习佛法。
福州开元寺所在的巷子，名叫“经院巷”，这里曾是福州古代最大的经书刻印中心之一。
不同于当时其他官方刊刻的经藏，《毗卢藏》和东禅寺《崇宁藏》的刊刻都是僧人和信众自发自觉的行为，因此更显不易。遥想千年前经院巷内，和尚、居士和外聘的刻工正是在此挥汗如雨、戮力同心，用最虔诚的礼佛之心来刊刻这些佛家经典。制版、备纸、备墨、写样、校正、上版、雕刻、刷印、套色、装帧……
建寺之初，涌泉寺高度重视通过经书弘扬佛法。经过千年发展，涌泉寺收藏许多精品经书。
1936 年郁达夫二访鼓山涌泉寺，在《闽游滴沥之二》一文中写道：“寺里宝藏着一部经典。这一部经文，前两年日本曾有一位专门研究佛经的学者，来住寺影印……佛学史上将要因此而起一个惊天动地的波浪。因为这一部经，是天上天下、独一无二的宝藏……”郁达夫所指的“天上天下、独一无二的宝藏”，正是《华严经疏论纂要》。
福州开元寺
开元寺空海塑像
涌泉寺现保留《华严经疏论纂要》的孤本雕版共 2425 块，这些雕版与 7 册贝叶经、9 部657 册血经一道称为涌泉寺的镇寺之宝。贝叶经大约在明末清初从印度、缅甸等国家传入福州，印度等地的僧人用铁簪将神秘文字刻写在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贝多罗树叶上，再涂以混有特殊药物的颜料制成。这些贝叶经血经则是以高僧鲜血为墨，配金粉、明矾，经过特殊的处理方式保留的书写佛教经书，堪称珍品。除了这三件镇寺之宝，涌泉寺还保存了明代以来 13375 块佛经、佛像雕版，这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直到现在，信众到涌泉寺仍可依古法借助雕版印制佛经。
福州以宗教经典为纽带，以雕版印刷为手段，成为名扬天下的“东南佛国”，不少海内外宗教人士不惜“冒鲸波之险”到福州求经访学。
南宋末年，日本近江园城寺僧人庆政与行一、明仁等其他日僧专程来福州，迎请福州刊刻的经书回国。由于两部大藏的数量确实过于宠大，日本僧人难以悉数购齐，唯有回国后再通过种种渠道陆续购买。日本将所收集到的《崇宁藏》和《毗卢藏》合二为一，合称为“福州藏”。
“福州藏”传入日本，对日本的佛教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日本佛教界刻印佛经，便主要以“福州藏”为模板，并从福州聘请刻书技师，在日本进行大量仿刻。日本五山版汉籍是日本雕版印刷史上的典范，也是汉文化东传的载体。包括“福州藏”在内的福建刻本与福州刻工对日本五山版汉籍的刊刻与出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山版《大川和尚语录》书影
虽然到了南宋时期，闽北建阳超越福州，一跃成为中国的雕版印刷中心，但是福州印刷出版业仍然平稳地发展，而雕版印刷业的蓬勃也助推着当地文教事业的兴盛。
两宋时期福州一共出了文状元 10 名，武状元 11 名（若加上恩科状元，则有文状元 18 名，武状元 12 名），进士 2247 名，是全国的儒学重镇。北宋太平老人在《袖中锦》中称“福建秀才，天下第一”。南士人龙昌期曾留下“等闲田地多栽菊，是处人家爱读书”的诗句，盛赞福州的读书风气。两宋期间，背上书箱、进京赶考的闽人常占全国之半，著名文学家吕祖谦写下《登郡城》：“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袍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从诗句中不难看出福州当年浓郁的读书氛围，“海滨邹鲁”的美誉不胫而走。
书籍教化的力量将儒家、佛家、道家等多元中华文明中冲淡平和的元素渗透到福州人的性格中，为福州人增添几分儒雅的书卷气。源自于闽越时期那种好斗、勇猛、叛逆的血性，在梵音暮鼓和街头巷尾的读书声中得到沉淀和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