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人将和氏璧雕琢称了玉印，并在其上刻下“受命于天，既受永昌”几个大字，并宣称此为玉玺。得之，则是“奉天承运”，乃能长治久安。
因此，玉玺被历代皇帝追捧，一代一代往下传承。
建国后，清朝玉玺不知所踪。于是在1962年的宴会上，毛主席问溥仪：传国玉玺现在何处？
溥仪却显得十分为难，说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回答。
他说了什么话引得章士钊等人议论纷纷呢？传国玉玺又究竟去了哪呢？
毛主席的宴请
1962年新春佳节的某一天，毛主席给身为中国公民的溥仪发来了邀请函，请他前往颐年堂赴宴。
这天上午，毛主席早早到达了宴会厅。随行的还有章士钊、程潜等社会名流一同作陪。
“今天有个贵客，你们可要好好帮我陪好他。”
听到毛主席如此重视，章士钊等人忍不住四处张望了起来。
这时，一个瘦高个、戴眼镜的斯文男人走了进来，前面还有工作人员给他带路。
章士钊几人纷纷站起来，看来这位就是主席说的“贵客”了，不过看起来很面生，即便是在报导上也不曾见过。
而主席看见他却像见了老熟人一样，热情地迎了上去，把他拉到自己身边坐下。
不过几个陪客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这位是谁呢？竟能被主席敬为座上宾。
看他们疑惑，主席便为几人“解惑”，主席说，“这位是宣统皇帝。”
几人恍然大悟，难怪主席说今天的客人很不一般。
令章士钊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曾被自己在报纸上痛批过的“末代皇帝”如今正谦逊地向他们鞠躬问好，一点“皇帝架子”都没有。
“你不必拘束。”主席说这章士钊些人都是他的老朋友，溥仪才是今天的重磅嘉宾。
这段时间国家经济并不宽裕，于是席间只吃了些家常便饭。但这个“皇帝”不仅毫不介意，还吃得很香，连连称赞饭菜可口。
饭后，主席和他闲话家常。听溥仪讲起皇宫里的事情时，主席突然问道，“传国玉玺”现在哪里？
主席说他还没有见过，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能看一看。
说到这个，溥仪显得十分难为情。“玉玺在哪，我也不知道。”
章士钊
此话一出，席间议论纷纷。“皇帝”竟然不知道玉玺在哪？怎么可能！
连主席都好奇地问，“怎么回事？”
玉玺的去处
于是溥仪开始回忆起他尚在紫禁城里的事情。
1924年以前，根据袁世凯优待皇帝的协议，溥仪还有权在皇宫里居住。但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之后就决心将溥仪驱逐出宫。
这年11月5日。正在储秀宫和皇后婉容闲聊的溥仪突然被内务府的大臣惊扰。
绍英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冯玉祥带着军队来了，他叫我们在三个小时内从宫里搬出去。
溥仪自是不肯，连忙找“大臣”去和冯玉祥商榷，但他此时已是个名存实亡的下台皇帝，说话自是不中用。因此只好答应从皇宫里搬出去。
但搬离的命令下达的 太过突然，宫里有许多东西来不及迁移。于是他们便与冯玉祥的手下鹿钟麟等人交涉，最后决定把一切物品暂且保留在皇宫内，但溥仪要立刻搬离。
宫中的太监宫女听闻皇宫要散伙了，纷纷开始争夺金银细软，当时场面一度混乱。
溥仪则在鹿钟麟等人的监视下坐上了提前准备好的汽车前往醇王府。
鹿钟麟
溥仪从皇宫里开后，国务院就派遣包括鹿钟麟在内的十几个人组成“皇室善后委员会”，让他们负责运送清点皇宫内的物品并保存。
当时，传国玉玺也在运输之列，被送到了黄郛与李书城负责的第一科进行保管。
后来，日本人千方百计地与溥仪接近，还通过各种渠道表示对溥仪悲惨经历的同情。每逢重大节日，日本人还以最大诚意登门拜访，替他联络各处的旧臣。
因此，溥仪 整日沉浸在复辟的美梦中。并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重新做起了“皇帝”。
这时他又想起了自己的玉玺，于是，找人去问鹿钟麟玉玺的下落。然而，鹿钟麟却告诉他玉玺找不到了，他也不知道玉玺现在何处。
听到这一回答，溥仪心中又慌又怕，因为玉玺不仅是他的家传之物，而且在历朝历代中，玉玺都被看做是至高无上的。
拥有玉玺则意味着天命传承，没有玉玺的皇帝则会被人看做是白板天子。于是，他连忙要求日本人去帮他寻找玉玺的下落。
这时候，溥仪虽已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傀儡皇帝的身份，却不愿承认，他把日本人看做自己的救命稻草，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重回紫禁城。
而日本人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只把溥仪看做是一个好骗的工具人。所以对这个傀儡的“命令”，日本方面自然不是很放心上，随便找找依旧没有玉玺的下落。
溥仪也看出了日方的敷衍，于是只好联络自己的旧部再去寻找。不过他还没等来消息，就在1945年被苏方捕获，关在了苏联的看守所里。
等回国之后，便又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自此，玉玺彻底杳无音信了。
开国大印
“原来是这样啊。”
“真是太可惜了。”
听了溥仪的讲述，席间几位纷纷表露出叹息之情，本以为是溥仪不愿把玉玺上交于是撒了谎，没想到竟然是在变动中弄丢了。
毛主席听后也有些遗憾，不过随即，他也发表了自己另一番见解：玉玺丢了也没什么，现在早就不是封建时代了，也不讲求君权神授，玉玺搁现在看就是一块精雕细琢的玉石罢了。
况且，新中国不用传国玉玺，我们有“开国大印”。随后毛主席便派人去取来了新中国的“铜玺”。
远远的，只见工作人员端着一块“金灿灿”的大印过来，走进了能看到上面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之印”几个大字。
溥仪仔细观察，这与他之前见过的玉玺都大不相同，首先是材质上有很大区别，刚看到的时候他以为是金子做的，没想到再一看竟然是铜制的。
见他疑惑，毛主席笑呵呵地说，我看铜做的就很好嘛，既省钱，寓意又不错，代表我们新中国有铜墙铁壁。
另外，大印上的刻字也与其他玉玺不太一样。过去的玉玺都用篆体，而这块开国大印上刻的却是人人都能看懂的宋体字。
开国大印
原来，在打造大印的时候，刻文师傅张樾丞也给出过其他几版方案。但主席看过后唯独敲了敲宋体字的图纸。
“宋体好啊，宋体人人看得懂。”
张樾丞接到敲定字体的消息时十分激动，连连夸赞毛主席真是个处处为民着想的优秀领导人。
溥仪也说出了同样的见解，他激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国家宝藏啊。
不过毛主席又说，用铜制是结合中国当下情况考虑的。“铜玺”和“玉玺”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这个差距意味着中国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原来，主席这是联想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
这次与主席见面，溥仪感慨良多。曾经的封建王朝，无数人为了一块玉玺争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而新中国的大印却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是要为广大人民发声的。
曾经他对弄丢玉玺感到耿耿于怀，今日与主席交谈后溥仪豁然开朗。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今中国有了更好的前路。
饭后，记者为主席和溥仪几人拍照。章士钊笑着说，这张照片好，这是开国元首和末代皇帝的合影，从古至今就这么一张。
从皇帝到百姓
从末代皇帝到新中国公民，溥仪走地并不顺利。
最初他受日本人蛊惑，整日坐着清廷复辟的春秋大梦，被日本人利用，做出了不少残骸百姓的罪孽，后来被苏联俘获，他便想着留在国外。但几经辗转，随后还是重回国内。
这时的他不仅犯过封建压迫的过错，还曾与人民站到对立面，简直是“罪该万死”。没想到想到国家不仅饶他一命，还给他“重新来过”的机会，送他去学习社会主义理论。
所以在抚顺管理所，他不仅积极学习，还认真完成分配的劳务，完全不像一个养尊处优的皇帝。
转机发生在1959年。
这年9月17日，人大会议上通过了一项特赦战犯的提议，国家将释放一批弃恶从善，在改造期间表现积极的战犯。
在抚顺管理所内，最高人民法院宣读了第一批被释放的人员名单。正装出席的每一个战犯都紧张地竖起耳朵，盼望着自己的名字能在名单上出现。
“爱新觉罗·溥仪。”
第一个名字在会场上响起。这一声犹如惊雷在溥仪脑子里炸开，以至于溥仪一时之间没有分辨出，这是自己的幻想还是真实发生的。
直到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旁边人纷纷向他道贺，溥仪才反应过来，自己终于要离开这个呆了十年的地方了。
虽然溥仪退位已久，但他的影响力依旧很广。因此这一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正如他被驱逐出宫时那样，他被特赦的话题也遭到了热议，“封建皇帝竟然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改造？”
5天后，周总理在北京接见了首批特赦的几十名战犯。见到溥仪时，周恩来热情地和他打了招呼，并问他接下来的打算。
“让我去工厂里当个工人吧。”
不同于年轻时的心高气傲，多年受共产主义的熏陶，溥仪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理性的看法。
周恩来闻言开怀一笑，看来他们把“皇帝”的改造很成功嘛。但人到50也算上了年纪，去工厂恐怕吃不消，于是把他安排到了北京植物园。
这段时期 ，溥仪真正过上了中国公民的生活，按时劳动，闲时还能写写书。虽不比做皇帝时的锦衣玉食，但相较于在战犯管理所的日子要好的太多。溥仪对此十分满意。
1962年与毛主席见过面后他还听从主席的建议，与作为护士的李淑贤结为夫妻，过上了普通百姓那样幸福的小日子。此后，溥仪每天除了劳作外，还致力于编写《我的前半生》一书。
这一举动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毛主席亲自鼓励他继续写下去。
除了精神上的鼓舞，主席对溥仪的生活也多加照料。1964年，毛主席在主持春节座谈会时又说到溥仪。听说他工资只有180元，便提出要拿自己的稿费给他贴补生活。
主席说他毕竟是锦衣玉食长大的，“长铗归来兮食无鱼。”
两笔稿费由章士钊给他送去。溥仪知道后大受感动，他说《我的前半生》已经出版，也即将有一笔稿费，生活没什么问题，于是说什么也不肯收。
后来在章士钊的一再劝说下只好不再推辞，收下了这笔“修房款”。当晚，溥仪就写给主席了封感恩信，发自肺腑地说出了“欣逢春雨获新生，倾海难尽党重恩”的感言。
虽然新中国要与旧制度争个你死我活，但与旧社会里的人却并非不能共存。溥仪的经历不仅展现出了新中国对国民出身的一视同仁，也印证了社会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更具有优越性。
溥仪的“皇帝”之位就像他的玉玺一样，在历时更迭中终究变成了一种没有意义的符号。
在新时代里，我们更需要的是“铜玺”所传达出的深刻意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关心国计民生，这才是真正的“奉天承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