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复核死刑这件事，与汉文帝有着极大的关联。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西汉初年的山东淄博，有一位名医淳于意，曾任齐国太仓令。

他的医术精湛，妙手回春，名声远播，许多诸侯王和世家勋贵都想聘请他为私人医生。

然而，淳于意却始终不肯，耿直地拒绝了所有邀请。

他这种毫不妥协的态度，惹恼了那些权贵，最终被他们联合起来陷害，判处了极刑。

死刑是先秦时期就已存在的刑罚，与现代社会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量刑标准截然不同。

先秦时期，拘禁并不常见，砍手、砍脚、砍鼻子等肉刑才是最常见的处罚方式，甚至死刑也多以血腥的方式执行。

秦国时期，死刑的执行最为精细化。

秦朝建立后，为了管理庞大的帝国，法律体系极其精密，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虽然《睡虎地秦简》显示秦律并非想象中那么严苛，但其过于细致入微，也超过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肉刑与监禁的区别在于，监禁仅仅限制人身自由，受刑者尚有一线生机；而肉刑则直接造成永久性伤残，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环境中，等同于失去生存能力。

淳于意因拒绝为权贵服务而被判肉刑，这让他和他的家人陷入绝望。

淳于意膝下无子，只有五个女儿。

虽然汉朝对女性的压迫不如宋代以后那么严重，但让女儿们为他鸣冤，仍旧充满难度。

一方面，加害淳于意的都是汉朝权贵，地方官府不敢受理此案；另一方面，当时的判决执行速度极快，淳于意被押解到长安后，就要立即执行肉刑。

即使收集到证据洗清冤屈，来回奔波也于事无补。

在押解途中，淳于意悲痛欲绝，他的五个女儿也跟随其后，哭声不断。

淳于意无奈之下感叹道，如果生了个儿子，或许还有转机，但女儿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更无法保护他。

这话刺激了大女儿缇萦。

她意识到，依靠官府已无望，便决定直接向汉文帝上书申诉。

在长安，缇萦的冤情得到一些官员的帮助，最终呈报到汉文帝面前。

缇萦请求汉文帝免除父亲的肉刑，并愿自为官奴，替父赎罪。

据《史记·孝文帝本纪》记载，汉文帝刘恒看到申诉后，立即下令停止执行肉刑，并召集大臣复审此案。

刘恒指出，百姓犯法，并非完全是百姓自身的问题，也与朝廷的教化失职有关。

无罪之人，应还其清白；有罪之人，也不能动辄施以酷刑。

汉文帝的介入，不仅源于淳于意的冤案，也与西汉的法律制度与先秦相比有所不同有关。

汉高祖刘邦进入关中时，深知肉刑的残害性，故而“约法三章”，并与萧何共同精简秦律。

汉朝建立后，除了保留秦朝的军功爵制度，许多其他刑罚都被废除，肉刑的使用也受到严格控制。

西汉初期的社会氛围相对平和，汉文帝深知这一点。

他认为，律法核心在于惩治破坏社会稳定的违法行为，并给无心为恶者改过自新的机会。

肉刑显然与他的理念相悖。

因此，在这次朝会上，汉文帝不仅为淳于意平反，更重要的是彻底废除了肉刑，以鞭刑取代砍手砍脚，受贿滥用的官员则直接处以死刑。

汉文帝废除肉刑，并亲自审核冤案，开创了皇帝介入刑罚判决的先河。

此后，中国古代法律逐渐将重大案件的判决权从地方转移到朝廷，直至南北朝时期。

到了北魏时期，皇帝开始亲自复核死刑判决。

到了隋朝，更是出现了死刑三复奏制度，虽然文帝并非亲自复核每一例死刑，但这项制度的施行，使得中国古代法制向前迈进了一步。

由此可见，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并非影视剧中所描绘的那样，皇帝动辄草菅人命。

像南北朝时期那样权力滥用，草菅人命的现象，在历史上其实并不多见。

几千年来，我们的先人一直在探索法律的平衡点。

到了唐代以后，皇帝亲自复核死刑成为惯例。

司法机构只能先判决，最终裁决权仍掌握在皇帝手中。

即使皇帝年幼不能亲自主理，也必须由皇帝授权的大臣或太监进行批复。

例如，万历朝初期，张居正处理了许多政务，但死刑复核这一环节，他仍需与年仅十一岁的小万历皇帝商议。

万历二年，李太后因信佛，想赦免当年的一些死囚，以积攒功德。

小万历皇帝还在犹豫，张居正便立刻拒绝了。

他指出，如果皇帝怜悯罪犯，那些被罪犯伤害的受害者又该如何？

至于说赦免死囚就能积功德，张居正反问道：寺庙里的和尚有多少人暗中收取钱财，比官员还多？

向他们求功德，岂不是自欺欺人？

小万历皇帝听后，顿时明白了其中利害关系，当场就决处了三十多名死囚。

缇萦救父的故事，不仅让淳于意冤案得以昭雪，也间接推动了中国古代律法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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