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是台湾作家齐邦媛讲述了自己一大家族（主要是自己）自奉军郭松龄起兵反奉遭奉系军队与关东军联手镇压以后。因其父亲齐世英参与郭松龄反奉之举，尽管张作霖宽宥了绝大多数参与反奉的将领，然而奉系高级将领却认为其父亲齐世英乃是奉系资助的留日、留德公派大学生。受封建思想的浸染，认定其父亲齐世英是“吃着张家饭，还反张家人”的负义之辈，故而绝不宽恕。由此，他们一家被迫一路由东北流亡至南京，其父亲齐世英转投国民党。

其后，又因抗日战争爆发一路从南京辗转至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虽曾短暂返回东北祭祖。然而，紧接着解放战争旋即拉开帷幕。其父亲因为是国民党的高官，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他们一家子再度奔逃至台湾。作者齐邦媛以自身的亲身经历为切入点，通过对自家家族史的讲述，详尽地记录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中华民族史诗。

摘自作者在南京上高中时候关于自己读书的片段。

《时与潮》编辑部叔叔们大约觉得我该有超过吃花生的知识，对于我由浅入深的问题也比较看得起了，常将他们不用或用过的有趣英文稿子借给我看，有风土异闻、文化趋势等。后来，我随杂志社到防空洞去躲警报时，总编辑贾午伯伯最喜欢说：“来来，我来考考你。”他考我的那些章句，指引我读英文文章的重点，早已超出高中英文范围（南开的英文水准已比别校高）。如此日积月累，到大学联考时，英文科英翻中的题目是英军三十八师在缅甸深入丛林与我军会合的故事，对我而言是小场面，如果敢放肆的话，会当场大笑三声。

驻英特派员刘圣斌先生也教了我很多英国的事情和礼貌，他来台后做了“立法委员”，但不久就去世了。另一位驻美特派员邓莲溪先生，从大陆来台湾时坐太平轮，失事丧生。他太太先来，行李也都运来了。他死后，太太打开行李箱，箱里有很多书，她就叫我去选，因为他是外文系的，我拿了一些他的书。睹物思人，回想他们在那间编辑室里日夜赶稿的情景，不胜欷歔。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教育的不平等。齐邦媛所接受的乃是最为优质的教育，并且还有众多文人墨客予以熏染。以至于大学联考之时所出的题目皆为日常交流的内容。而处于同一时代的《白鹿原》中的鹿兆鹏、白孝文，虽所受教育在当时亦属较好之列，但也仅仅是聘请私塾先生于祠堂讲授“四书五经”。

尤其是出身地主阶级的白灵。着实应该庆幸有一位宠溺她的父亲，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竟能够有幸就读西安女子学校。否则，极有可能与冷先生的女儿一样，早早嫁人。倘若不幸摊上一个如白小娥那样的父亲，结局想必也与白小娥相差无几。即使是这样，和作者一比都差距太大。再想想绝大部分出身农民阶级的像“黑娃”一样的广大群众。受教育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了。差距不是一般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