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初期，有一位江东士族鄱阳人陶侃。这位仁兄先后讨灭过张昌、杜弢等人的起义军以及苏峻、祖约等人的叛乱，为东晋偏安江左立下过赫赫战功。后被擢为荆江二州刺史，大司马，长沙郡公。

由于东晋政权的特殊社会制度，士族从一出生起就享有了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所以，陶侃死后，其子陶茂、其孙陶逸也都顺利进入了公务员行列，做到了地方太守。

本来，陶侃的地位已经够高了，自己又是士族，照说他的子孙似乎不应该仅仅做到太守的位置就封顶。

这里牵扯到一个江东士族和中原士族的关系。西晋灭吴后，江南人被中原人称为"亡国之余"，因此，江东七族开始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挤。东晋初建之时，这一情况仍未得到改善，朝中得势的都是南迁的世家大族。相较而言，江东士族的待遇就比较凄惨了。若非自己建立过不世的功业。很难坐上高级公务员的位置。

因此，陶茂、陶逸爷儿俩虽然进入了公务员的行列.但由于自己并没有多大的能力，借着陶侃的功劳，能捞个太守来混，已经相当不错了。

某年某月某日，陶逸也有了自己的儿子。

这个孩子不仅出生年月及姓名无可考，甚至就连出生地也无据可查。关于他的名字，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他名渊明，字元亮，晚年才更名为潜；而另一种说法认为他名潜，字渊明。

虽说是士族，但平时陶逸在工作岗位上干得实在是一般，也就没给陶渊明留下什么政治本钱。更麻烦的是，陶渊明九岁时，陶逸还撒手而去，本来就比较紧巴的生活也就变得更为紧巴了。

为了抚养陶渊明和他的妹妹，陶渊明的母亲不得不将两个孩子带回了娘家，和陶渊明的外公孟嘉一起生活。

孟嘉，在当时可是一位以才学名满江南的人物，还受到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器重，在桓温府中当过一段时间的参军。史书载其潇洒儒雅，放荡不羁，嗜酒如命。

受孟嘉的影响，陶渊明也开始慢慢变得有点他外公的遗风了。

孟嘉家中有很多藏书，这给了陶渊明阅读大量古籍和历史的条件。由于酷爱书籍，陶渊明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道家典籍《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

小小的陶渊明受到儒、道两家思想的熏陶，不仅自己才华横溢，而且开始表现出来两种不同而统一的志趣。这表现在他的诗文上，一为"性本爱丘山"，一为"猛志逸四海"。

"性本爱丘山"，是说自己本性只爱田园山水，享受那恬淡的时光。这是一种典型的道家思想。而"猛志逸四海"，又是指自己有着超越四海的壮志，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儒、道，两个不同的极端，陶渊明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同时，家世的特殊背景、家境的破落，再加上时代的风云，又铸就了陶渊明自傲又自卑的心理与人格。

因此，在这种特殊的心理作用下，陶渊明开始一生三仕三隐的痛苦彷徨。

陶渊明29岁左右时，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出仕，职务是江州祭酒。

可以说，陶渊明的仕途是很顺利的，毕竟第一次做官就做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位置。但是，陶渊明在这个位置上却只待了几天。

至于原因，《晋书》中做了解释，说他在真正做官之后，看不惯官场上门阀森严，自己作为江东士族处处受人排抑的社会风气，因此，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他选择了回家读书种田。

但是，陶渊明的名头太大。不久，王凝之又来召他去做官，许诺的职位是江州主簿。在魏晋时，州主簿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王凝之很看得起他，但陶渊明谢绝了。

陶渊明不愿把自已置身于一个黑暗的官场旋涡之中，因为这违背儒家的教条，也就违背了他自己的教条。

陶渊明这一待，就是六七年。在这六七年中，陶渊明或弹琴赋诗，开卷读书，闲来自己种点粮食蔬菜，以补家用，日子倒还过得悠闲，同时也慢慢开始喜欢上了这种躬耕田园怡然自得的生活。

但陶渊明也没有忘记自己"大济苍生"的愿望，在他三十六岁时候，陶渊明等来了机会。这时候，荆州地面上的桓玄声誉渐隆，受其影响，陶渊明投入到了桓玄帐中，做了一名幕僚。当时，桓玄还没称帝，行为也还算比较正常。因此，陶渊明很想好好地在桓玄这儿实现自己的抱负。

但是，一年以后，陶渊明还是感到了不爽。因为此时的桓玄控制着整个长江中上游地区，其野心不断膨胀，发现桓玄不怀好意的陶渊明当然不肯与其同流，找了一个借口，再次回到老家，继续读书种田。

此后政局再度发生变化，刘裕以讨桓玄为名起兵。听到消息的陶渊明非常兴奋，他认为刘裕作为一个寒门起家的人物，或许能够真正改变东晋腐朽的官僚制度，或许能够真正救民于水火。因此，陶渊明想到了再次出山。

当时，陶渊明还在江州，而这儿是桓玄的地盘。为了避免引起桓玄的警觉，陶渊明乔装打扮以后，顺利来到了建康，找到了刘裕。

面对陶渊明的来访，刘裕很高兴，而且在面试的过程中，刘裕对陶渊明的见识也相当满意。于是，刘裕任其为镇军参军。

此后刘裕的管理还算不错，陶渊明开始对刘裕产生好感。

可惜，好景不长。刘裕讨灭桓玄后，由于私人原因，诛灭了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重要官职。

陶渊明又一次失望了。在他眼里，刘裕也不会是一个什么好人了。因为他在刘裕身上看不到公正不阿的影子。尽管后来，陶渊明又在刘敬宣府中当过一段时间的幕僚，但他对官场却实在是感到厌烦了。

从刘敬宣府中归来后，由于不好拒绝叔父陶逵的好意，他到彭泽地面上做了一个小小的县令。这一回，他当了80天地方官。一件小事让他彻底打消了为官的念头，回归到"丘山"的怀抱中。

在彭泽县令第80天任上，陶渊明碰到了浔阳郡派来检查工作的督邮，这位督邮大哥有个嗜好，他喜欢受贿。谁要是给了他好处，那么工作业绩自然就是优或良，否则肯定不及格。

陶渊明生气了∶"我又怎么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呢?"

既然不想折腰，那这县令也当不成了。好在陶渊明很看得开。没有任何不满地挂冠而去。

这一次，他是彻底与统治阶级决裂了。

在他看来，刘裕，也不过是一个打着"济世救民"幌子的野心家而已。这种人，不值得他为其效力。除了归隐，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