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还记得中国七十年代，中央领导层有位女强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桂贤吗？

她是中国首位女性国务院副总理，也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理（37岁任职）。

她的人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从纺织女工到国家领导人，再到退休后的企业家和公益人士，展现了不同时代的奋斗轨迹。

吴桂贤，1938年生于河南巩义一个贫苦家庭，13岁时因生计所迫，谎报年龄进入西北国棉一厂成为纺织女工。

她凭借勤奋和热情，迅速成长为技术骨干，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接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的组长，多次获评全国劳模。

20世纪70年代，她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突出表现被中央关注，先后担任陕西省委副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5年，经毛主席提议，她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轻纺工业、卫生及外交事务，并推动“大寨精神”的农村经济模式。

七十年代，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的吴桂贤，当初原本是陕西省咸阳市纺织厂的一个劳动模范，对经济建设作过贡献的先进人物。

一场荒唐的政治风暴，把她卷入旋涡，成为国内外瞩目的人物，当过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3年国务院的副总理。

这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吴桂贤常对人讲：“我做梦也没想到当国家副总理。”至今回忆起来，吴桂贤都觉得自己的一生，充满着太多的不幸与幸运。

她5岁随父母从河南逃荒到陕西。1951年，她13岁，进纱厂当童工，在以后的十几年中，她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或“五好工人”。

1963年，全国劳模、党的“八大”代表赵梦桃逝世后，她接班担任了闻名全国的赵梦桃小组的党小组长。

吴桂贤每当向别人回忆起“文革”中那段史无前例的荒唐岁月，她都啼笑皆非。

她记得，1969年初，有一天，“上面”突然找她去，让她反反复复填了许多表格，连祖宗几代都写到了。

4月初，她到了北京后才知道这是叫她参加党的“九大”。

“九大”公报发表后，人们才从中央委员的名单中发现了吴桂贤的名字。接着，在1973年召开的“十大”上，她又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还担任了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陕西省委副书记。

不久，第四届人大上，她又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

对于吴桂贤当过4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3年国务院副总理的生活，有不少的传言。

有人说，她从北京回来时带的东西有一车皮；有人说，装了两卡车，电视机、冰箱、高级家具，啥都有。

实际上，根据当时帮她搬东西的工人说，车子是有两辆，都是吉普车，其中一辆是省上送她回来的人坐的。东西不太多，书差不多占了一半，是中央给政治局成员发的。

有个工人说，她亲眼看见有一个进口大彩电箱子从车上往下搬，后来到吴桂贤家没看见搬出来，有一次忍不住有人要求吴桂贤拿出来给大家见识见识，吴桂贤听了忍住笑，从床底下把那个大彩电箱子拖出来，打开一看，“啊！满满当当的全是书。”

提起这些事，吴桂贤说：“在北京，公家确是给我配了20英寸彩电、进口冰箱、华生牌电扇、精美的茶具。我认为这是工作需要给我配的，现在我离开领导岗位了，我不能带回来，要考虑影响，人总要有点精神嘛！”

吴桂贤说：“说起来许多人不会相信，从1975年到中央工作，直至1981年，我的工资一直都是67.2元，每月由工厂开支，在北京工作期间，中央办公厅每月另给生活补贴，每天一元。”

“我在北京头一个月吃饭花了60多元，吓了我一跳，我只好给伙房师傅说实话，叫他们降低标准，更不要给我买温室菜了。”

“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喝龙井茶每次收费3角，月终结算，这笔开支也得想法免掉，于是我只好说我不爱喝。”

“那时，搞穷社会主义，连我这个当了‘大官’的，日子也过不去，就象陕棉十厂工人看到的，确实没有家当，这几年我的月收入从67.2元增加到200多元，和爱人合起来快400元。”

“1984年又搬进了这四室一厅的住房里，才算有条件搞‘基本建设’。你看，这个大沙发是1984年做的，夏普18英寸彩电是1985年买的，夏普175立升电冰箱是86年春节前添置的。如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确实是强国富民的政策。”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十一大”吴桂贤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77年9月，即“十一大”刚结束，吴桂贤向中共中央要求回陕西基层工作，得到了批准。

主要原因是吴桂贤以“能力不足”为由主动请辞副总理职务，背后有多重因素：

一是她知识局限，缺乏系统教育，曾在外交场合因不了解历史人物（如李时珍）引发尴尬。

二是工作压力大，对中央高层事务的不适应，更倾向基层实践。

三是制度调整，特殊历史时期结束后，工农干部逐渐退出核心岗位。

1977年国庆前夕，吴桂贤即将告别工作了4年多的中央和国务院。她多么想去见见小平、叶帅啊！他们是前辈，也是她所尊敬的老革命家。

但是他们有的正忙着，有的要去外地，她只好在电话里跟他们告别。李先念接了电话后又热情地找她去，谆谆教诲，细细叮嘱，说了许多鼓励、关心的话。

李先念说：“你和他们（指造反起家的人）不一样，你是个老工人，可千万不要跌倒爬不起来啊！”

她默默地听着，仔细咀嚼着每一个字的分量，最后吴桂贤对李先念说：“请您和中央放心，我决不会这样，我不能给工人丢脸！”

1977年辞职后，她回到西北国棉一厂担任党委副书记，继续从事生产管理； 1988年受邀赴深圳参与创办鸿华印染厂，任副总经理，后升任董事长，引进技术并培养骨干，推动企业成为行业标杆。

1977年9月28日回到咸阳的当天早晨，她就戴上了工作帽，系起白围腰，来到车间机台，恢复了十年前一个普通女工的身分。

她顶班劳动，努力完成每日的劳动定额。老姐妹们亲切地叫她“桂贤”，中年人称她“吴大姐”，小青年喊她“吴师傅”。

诚实的劳动，又使她找到真正的人生价值。1981年6月，她被重新任命为厂党委副书记，吴桂贤为国棉一厂“老机改造”、订购纺织机械，奔波于北京、天津、太原、青岛等地。

为发展横向联合，她又随厂长到深圳、珠海、海口等地学习、考察。厂里的同志和亲戚朋友来看她，都埋怨她这么大年纪不该往外跑。

吴桂贤说：“能为振兴一厂办成一件事，苦点累点，可我心里高兴。”

吴桂贤家门口，挂着“五好家庭”的横匾。在家里她是个贤妻良母。

吴桂贤说：“在我们这个四口之家，我有繁琐的家务，也分享着天伦之乐。我的家庭是幸福的。”

她的爱人王振涛，在咸阳一个部属研究所工作，是高级工程师，和吴桂贤的性格相反，显得淳厚、沉稳，很会协助吴桂贤管理家务，有“模范丈夫”的美称。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正上高中，学习刻苦努力，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

当年，已经54岁有点发福了的吴桂贤，在国棉一厂职工的心目中，勤劳纯朴，可亲可敬。

因为“文革”以前她就是有名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些年又致力于振兴和发展国棉一厂。

吴桂贤当时对前往采访她的记者说：“党的十一大以后，许多老同志出来工作，我党得自己留在中央不适宜，自己打报告请求调回国棉一厂。我对一厂有感情，我的根是扎在工人中间的。那时，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当副总理，是潮流”把人推到了那个位置。我们这些人，也是“文化革命”的牺牲品。”

当时她还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转眼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在这有生之年，我能为振兴和发展一厂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后来，吴桂贤又作为纺织系统代表，出席了陕西省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吴桂贤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她性格朴实，工作扎实，认真负责，为人谦虚低调，品格高尚，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她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坚持经济改革，推动轻纺工业技术革新，提升生产效率； 外交方面，她积极协助病重的周恩来总理接待外宾，展现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形象； 他努力提升妇女地位，成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象征性人物。

吴桂贤晚年关注贫困地区发展，倡导“授人以渔”的经济帮扶模式，并支持山区教育。

她于1995年退休后享受正厅级待遇，后恢复副国级政治待遇，与丈夫定居深圳。

吴桂贤育有一子一女： 儿子王建国，毕业于深圳大学金融专业，从银行基层员工晋升至深圳市某银行副行长； 女儿王建华，同样就读深圳大学会计专业，任职于另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

吴桂贤的人生轨迹，折射了新中国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的社会变迁。她的故事体现了：

特殊历史时期，基层劳动者的上升通道有时会意想不到地打开，而且一步升得极高，虽不正常，但也体现了党对工农代表的重视。

她务实与谦逊的品质，体现了主动让贤、回归平凡的勇气，她从政治巅峰到商海沉浮，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

吴桂贤的传奇不仅在于职位的高低，更在于她始终以劳动者的身份，在不同领域践行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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