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彭的灿烂笔记
编辑|小彭的灿烂笔记
声明：本文陈述内容参考的“官方信息来源”，均赘述在文章末尾，感谢支持。
【前言】2025年3月，李嘉诚因为出售了全球43个港口核心资产，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大关键港口，而陷入舆论风暴。
这笔价值228亿美元的交易不仅引发了商界震动，更让爱国人士霍启刚等人公开反对，认为此举损害了国家利益。
面对种种质疑，李嘉诚之前的言论也被网友们扒出，他曾多次表示：“过去和现在的政府，没给我一丝一毫的特权。”
那么李嘉诚如今的成功，究竟是纯粹的市场行为，还是暗含了时代的红利与政策的支持呢？他当时的言论又代表什么呢？
【李嘉诚的“特权”言论】李嘉诚多次强调，自己在商业上的成功完全基于“守规矩”，并未获得任何特权，而这一说法却难以完全服众……
1990年代，以北京东方广场项目为例，该项目位于北京长安街北侧，地理位置极为敏感和重要。
按照当时北京旧城的规划要求，该区域建筑限高45米，而李嘉诚的东方广场设计高度却达到了60米，这一设计明显突破了当时的建筑限制。
为了推进项目，李嘉诚方面进行了多番努力和协调，虽然最终项目得以通过审批，但这一过程无疑显示出他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资源优势。
该项目原本因高度限制和文物保护问题难以获批，但李嘉诚以“迎接香港回归”为由，成功推动项目落地。
从普通企业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特殊的沟通渠道和一定的影响力，想要突破如此明确的规划限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一事件表明，在东方广场项目上，李嘉诚获得了超出普通企业的待遇，这种待遇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特权”。
在香港本地，李嘉诚在民生行业的长期垄断经营也备受争议，他旗下的企业掌控着香港多个关键民生领域，如电力供应、房地产、超市零售等。
以香港电灯为例，其供电覆盖率高达76%，在香港电力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在房地产领域，长江实业囤积大量农地，利用《土地收回条例》漏洞制造稀缺，从1997-2022年，香港房价暴涨368%，而家庭收入增幅仅89%，社会财富向地产资本集中。
在超市零售方面，李嘉诚旗下的百佳超市和惠康超市共同占据全港75%零售市场份额，形成典型的双寡头格局。
香港大学研究显示，这种市场结构使食品价格较内地高出47%，租金成本传导至终端消费的效应显著。
这种长期的垄断经营，不仅使得市场竞争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也反映出李嘉诚在香港市场的特殊地位。
这种地位的形成，与政府在市场监管和行业准入等方面的政策执行密切相关。
在其他正常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很难出现一家企业在多个民生领域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的情况。
因此从香港民生行业的垄断经营情况来看，李嘉诚享受到了特殊的市场环境和政策待遇，这与他所说的“没给我一丝毫的特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特权”言论的两面性】近年来，李嘉诚的商业布局，尤其是在港口业务出售等方面的决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质疑。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他的这一言论或许是为了回应外界对其商业成功背后是否存在特权支持的猜测，试图维护自己商业形象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从商业角度来看，李嘉诚一直强调自己的成功源于对商业机会的敏锐把握和不懈努力。
他秉持着“在商言商”的理念，希望外界将他的商业成就单纯地归结于商业运作本身。
在他看来，自己在各个商业领域的布局和发展，都是遵循市场规律，通过公平竞争获得的。
因此他发表这一言论，也是对自身商业行为的一种辩解，试图表明自己没有依赖任何特殊的政策照顾或政府特权。
而从更宏观的社会层面分析，这一言论也反映出李嘉诚对当前商业环境和舆论压力的一种回应。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对企业家的期望不仅仅局限于商业成就，还包括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
李嘉诚的商业行为，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国家战略资源和民生领域的决策，引发了公众对他是否考虑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质疑。
他的这一言论，或许是在试图扭转公众对他的负面看法，强调自己在商业活动中的独立性和纯粹性。
从商业角度看，李嘉诚的行为无可厚非，他敏锐地捕捉市场机会，低买高卖，为股东创造了巨大价值。
正如他所说：“我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懂政治。”
而商人的逐利行为不应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巴拿马港口交易不仅涉及商业利益，更关乎中国的战略安全，正如霍启刚所言：“国家利益永远高于家族账本。”
与李嘉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和已故企业家霍英东。
任正非在华为被美国打压时，宁可少赚钱也要保住技术；霍英东则在建国初期冒着风险为新中国运送物资。
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企业家的家国情怀，而李嘉诚的“全球逐利”模式则显得过于功利……
【李嘉诚商业帝国的崛起之路】李嘉诚的创业之路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的香港，经济正处于从转口贸易向工业化转型的关键时期。
二战结束后，全球经济逐渐复苏，香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港政策，吸引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涌入。
1950年，年仅22岁的李嘉诚抓住了这个时代赋予的机遇，毅然投身商海，创立了长江塑胶厂。
在创业初期，李嘉诚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发现了塑料花这一商机。
凭借着高质量的产品和灵活的营销策略，长江塑胶厂的塑料花迅速打开了国际市场，订单源源不断。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长江塑胶厂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了香港塑料花行业的领军企业。
李嘉诚也因此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为他日后的商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香港政府对制造业的支持政策，如提供土地、税收优惠等，也为李嘉诚的创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同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枢纽的地位，也为长江塑胶厂的产品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
可以说，李嘉诚在创业初期的成功，既是他个人努力和智慧的结果，也是时代机遇和政策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
在塑料花生意取得成功后，李嘉诚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市场。
20世纪60年代末，香港房地产市场开始崛起，李嘉诚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商机。
他认为，随着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将持续旺盛。
于是，他果断决定进军房地产行业，成立了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江实业在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布局堪称经典。李嘉诚采取了“低进高出”的策略，即在市场低迷时大量收购土地和物业，等待市场回暖后再进行开发和销售。
除了房地产行业，李嘉诚在港口业务领域的拓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9年，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成为长江实业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李嘉诚由此获得了对香港黄埔码头的控制权。
他看到了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巨大潜力，决定大力发展港口业务。
如今，和记黄埔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港口运营商之一，其港口业务遍布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等地区。
这些成功案例不仅体现了李嘉诚卓越的商业眼光和决策能力，也充分说明了政府政策和社会环境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可以说，李嘉诚的商业成功是在时代的浪潮中，充分利用政府政策和社会资源的结果。
【结语】李嘉诚的言论与行为引发了关于商人角色的深刻思考。在商业逐利与国家利益之间，商人应该如何权衡？
李嘉诚的成功固然令人钦佩，但其“特权”言论却难以掩盖时代的红利与政策的支持。
在国家和民族的大义面前，商人的天平不应只倾向个人利益。
正如巴菲特所言：“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做空自己的祖国而成功。”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