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清算“四人帮”罪行，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特别法庭，对四人进行立案审理。

审判人员罗列出几人种种罪行，当时有不少人鉴于江青的所作所为，都主张判处她死刑。

陈云在此时却站了出来，力主“不能杀”，甚至在之后表示：如果非要杀，请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

这是为何？

1976年10月6日晚，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的谋划下，对江青一伙实行了“隔离审查”，不费一枪一弹，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而且其实这场挽救了党和国家的特殊斗争中，其实陈云陈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鲜少为人知道。

毛主席逝世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开始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他们将主要目标盯向了华国锋。

对他步步紧逼，华国锋开始一边麻痹江青一伙，一边联络老同志李先念、叶剑英等人，希望能获得他们的支持。

对于江青等人的野心，党内老同志自然看得清楚。于是纷纷支持华国锋，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最初通过合计，得出了两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一那就是借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通过合法手段将“四人帮”搞下去。

其二就是采取特殊手段，必要是用“武力”解决“四人帮”。

对于这两种方法，到底采用哪种，因为考虑的因素很多，当时一直久久未定下来。

左右为难之际，叶剑英想到了在党内声望很高，又擅长谋略的陈云。于是委托王震找陈云商量此事，希望他能给出一些建议。

陈云最初是偏向于第一种的，但之后陈云通过对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反复的研究，发现“四人帮”在政治局中的人数虽然占少数，但他们毕竟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毛主席夫人，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

人数虽不占优势，但能量颇大，如果要想在十届三中全会中，一下把他们全部搞下去，其实并没有什么胜算。

况且，在十届中央委员会里面还有着一些不稳定因素，一旦“打草惊蛇”，问题就会比较麻烦。

最终反复衡量，陈云还是认为应当采取更加坚决果断的措施，那就是第二种办法。

10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叶剑英对侄子叶选基说到：你帮我去北长街，把陈云同志请过来，我有事和他商谈。

当晚，叶选基便秘密前往北长街陈云住处，请他到西山叶剑英住所面谈。

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云知道一旦去见了叶帅，就代表着要承担可能的危险。但事关国家命运，他还是毅然决定前往。

据其儿子陈元后来回忆：在临行前，父亲特意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了我，并叮嘱到，一旦发生意外，把保险柜里的文件收一收。

这一举动，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显然，陈云此刻已作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

陈云冒着被“四人帮”发现的危险，就这样来到叶剑英的住处面谈。

进去后，叶剑英随即将谢静宜记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内有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拿给陈云看。

等陈云看完后，叶剑英开门见山地说道：把他们几个（指“四人帮”）抓起来，你看怎么样？

陈云自然把一切看的很清楚，于是坚定地说：我赞成，这场斗争终是不可避免的。

至此，叶剑英心里更有了底，在和华国锋、汪东兴一番商量合计后，最终在怀仁堂布局抓捕张春桥三人，而后在江青住处又将其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扶大厦之将倾。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很多人主张将江青一伙判处死刑，然而陈云却不同，他虽然赞成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但却坚决反对对他们用死刑。

在为期三个月的审判中，“国人皆曰可杀”的气氛中，党内许多人主张判处江青等人死刑，陈云却一反此前抓捕“四人帮”的态度，力主“不能杀”。

这时，或许有人会认为，是不是陈云并未受到过“四人帮”的迫害？其实不然，恰恰相反，陈云也曾多次遭受“四人帮”的攻击。

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在陈云发表完拥护中央对陈伯达的审查后，他在会上受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围攻。

在“文革”期间，他也是几经起落兴复，那既不是如此，为何陈云力主“不能杀”呢？

其中这就涉及到了陈云的思想、品质和特点。

其一，陈云始终心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并努力为之作出自己的贡献。

无论是在从党中央副主席降为中央委员、失去核心政治地位的日子里，还是在下放北京、江西工厂“蹲点”的岁月中。

陈云始终保持这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关注着党和国家的现状与发展。

并不断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然而以此为基础去践行。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敏锐观察，自觉地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相联系，并竭尽努力为之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在粉碎“四人帮”决策时，便是如此。

客观地看，陈云展现出来的这一优秀品质，最具有根本性，是他能够在逆境中刚正不阿、宠辱不惊的主要原因。

其二，陈云是一位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的领导人，敢讲真话。

敢讲真话的底气，来自于注重调查研究和实际情况。

比如他在江西“蹲点”时，对当时江西省主要负责人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就十分反感，当即明确反对简单地把军队那一套搬到工厂，指出“工厂就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只有这样才能改善职工生活”。

在领导外贸工作中，他坚持认为应当按照外贸的形势特点、发展要求和实践规则开展工作。这样才能确实的解决问题。

在江青一伙用所谓“伍豪事件”陷害周总理时，得知情况的陈云，毅然为其真相写出证明材料，有力地回击了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

在“文革”中，他总的说来讲话不多，但也正如他所言：“不乱讲不等于不敢讲”。

而这种敢于讲真话，是以其调查研究和深入实际、掌握着大量实际情况为坚实基础的。这种品质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其三，陈云敏于大势，善理大局。

陈云有着卓越的预见能力，他的先见之明和卓越智慧在“文革”中屡屡可见。

他的许多见解所以如此深刻和准确，源于他对世界形势和国内现状的敏锐观察，对事物萌生与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对党和国家大局的精密思考。

例如，陈云在考察江苏、黑龙江等地时，便极具前瞻性的提出“南水北调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农业过不了关工业也不要想过关、要对东北重工业进行技术改造，使其继续发挥国民经济的骨干作用等思想观点。

可以说相当具有先见性，有的至今仍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实践。

正是基于他始终心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敢讲真话，又敏于大势，善理大局。他作出了反对判处江青死刑的决定。

因为他敏锐的察觉到，这毕竟是一次党内斗争，即是党内斗争，就应当尽可能减少影响，避免波及。

为此，他表示：“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这无疑是站在大局、长远角度来考虑的。

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陈云甚至在最后表示：

“如果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

在陈云的坚持下，后来大多数人慢慢接受了陈云的主张。之后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又改判无期徒刑。

事后看很高明，这一举动，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影响。

这无疑也向人民战事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

事上，在后期的拨乱反正期间，陈云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并再次向世人展现出其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卓越的思想智慧、优良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政治品质和伟大的人格力量。

陈云的这些优秀品质，当然并不只是在此期间才得到充分显示，而是贯穿在他从事革命和建设活动的整个生涯中。

毫无疑问，陈云体现出来的信念、思想、品格和贡献，具有强烈的人格感染力量和久远的历史价值，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值得后来者永远学习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