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如一艘在风雨中飘摇的破船，内有腐朽之疾，外遭列强觊觎。在这危局之中，新疆局势岌岌可危，沙俄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如一片乌云笼罩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然而，朝堂之上竟有怯懦之声，投降言论甚嚣尘上，令人痛心疾首。

左宗棠，这位铁骨铮铮的晚清名臣，听闻此等言论，怒发冲冠。

他深知，新疆乃国家领土不可分割之部分，若轻易拱手让于沙俄，无异于开门揖盗，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长城以北恐将沦陷，陕甘青宁亦难安宁，国家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于是，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向慈禧上折子，言辞恳切而激昂：“沙俄仿若饕餮恶狼，贪婪无度，喂之不尽。今日予之一骨，明日必索要更多，即便朝廷倾尽所有，亦难填其欲壑，其侵略之步永不会停歇。” 慈禧太后阅后，亦觉左宗棠所言在理，遂点头示意其筹备战事，捍卫国土尊严。

公元 1880 年 4 月，春寒尚未散尽，左宗棠便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

他命刘锦棠、张曜、金顺等将领整顿麾下兵马，秣马厉兵，严阵以待，誓为前方谈判桌上的曾纪泽增添底气，使其在与沙俄的交锋中挺直脊梁。

时光匆匆，转瞬到了 5 月底，已过花甲之年的左宗棠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之举 —— 他下令将自己的棺材从宿州千里迢迢运往哈密，决意抬棺出征。

这一壮举，宛如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照亮了那个黯淡的时代，彰显了他以死报国、捍卫疆土的坚定决心。在他心中，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唯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尊严不可侵犯。

命运的齿轮在此时却发生了意外的转动。

国际舞台上，风云变幻莫测。

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爆发了第十次俄土战争，俄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大败土耳其，其兵锋直逼伊斯坦布尔。

这一战局的剧变，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千层浪。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其从本土到印度的贸易路线被视为帝国的生命线，而俄国的扩张势头让英国深感威胁。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英国迅速做出反应，舰队如利剑般直抵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发出强硬警告：若俄军胆敢再进一步，将不惜再次挑起克里米亚战火。

在军事威慑的同时，英国在外交战场上也展开了谋略布局。为了牵制俄国，其对清朝新疆问题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先前的反对清朝收复新疆，摇身一变成为全力支持的一方。而沙俄方面，经历了俄土战争的消耗，国库空虚，元气大伤。

俄皇仔细权衡利弊后，深知在当前财政枯竭的状况下，难以组织起强大的军事力量投入新疆战场，且面对左宗棠的虎狼之师，胜算渺茫。无奈之下，沙皇被迫选择退缩，寻求谈判解决争端。

然而，清政府的软弱本性却在此时再次暴露。

八月十一日，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出，左宗棠被召回京中面圣。两宫太后此举意图明显，仍对战争心怀恐惧，只盼着俄皇能稍作让步，便息事宁人。沙俄谈判代表却不明就里，误判形势，以为清政府召回左宗棠是为了全力备战。

在这种误判下，1881 年 2 月，《中俄伊犁条约》签订。

虽此条约仍带有不平等的烙印，清朝需赔款白银 500 万两并放弃霍尔果斯河以西部分地区，但相较之前崇厚签订的屈辱条约，已收回了部分权益，伊犁重归祖国怀抱，新疆 1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得以保全。

左宗棠并未因伊犁的暂时收复而停止对新疆未来的思考。

他深知，要想新疆长治久安，必须改革旧制。此前新疆实行的准军事化管理，在伊犁将军的治理下，军政不分，弊端丛生。例如，驻军与当地居民隔离的政策，虽有加强控制之目的，却导致民族隔阂加深，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薄弱，一旦国势衰微，叛乱隐患无穷。

于是，左宗棠上书朝廷，提出在新疆设立行省的构想。他建议在乌鲁木齐设立新疆总督治所，在阿克苏设立新疆巡抚治所，八旗军仍驻伊犁，以郡县制为主，伯克制为辅，实行一省两制。可惜，慈禧太后未采纳这一远见卓识的方案。

好在刘锦棠继承了左宗棠的遗志，于 1882 年 8 月在左宗棠方案基础上拟定新的建省方案，提出将新疆挂靠在甘肃省下，设立甘肃新疆省，仿照江苏模式，添设甘肃巡抚一员驻扎乌鲁木齐，管理哈密周围，而甘肃事务仍由陕甘总督负责。

1884 年 11 月，清政府最终同意这一建议，正式设立新疆省，刘锦棠出任首任甘肃新疆巡抚。

此后，新疆设立四道行政建制，各地民众编入国家户籍，朝廷对新疆的掌控力得到极大加强，乌鲁木齐也取代伊犁成为全疆中心城市。

一年后，左宗棠在福州溘然长逝，享年 73 岁。

临终前，他口授遗嘱，仍心系国家安危，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志在荡平敌寇，扬我国威，今壮志未酬，死不瞑目。”

左宗棠的一生，波澜壮阔，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力挽狂澜，保住了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其功绩彪炳千秋，他的名字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成为后世敬仰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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