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你好，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每天读本书学堂，每天搞懂一本书，日拱一卒，每日精进。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明暗之间：鲁迅传》。
鲁迅，我们实在太熟悉了。上学时，我们学过鲁迅的课文，现在还能背出来两句：“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学这些课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鲁迅的文字略有点儿别扭，这太正常不过了，他的语言受到了古文的影响。关于这点，鲁迅专门写文章回应过。
上海有家期刊说，要写好白话文，必须也要读好古文，鲁迅的古文就读得好。鲁迅看到后，写了篇文章回应说：“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鲁迅还在这篇文章中说，在进化的链条上，一切东西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
这些话体现出了鲁迅对自我的认识。他把自己看作一种过渡性的中间物：既懂得古书上的思想，了解它们的害处，也致力于通过自己的文章，变革这些封闭的思想，寻求新声。他还写过这样一句话，“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这是鲁迅为自己选择的生存方式。而这种生存方式，正是日本学者丸尾常喜写这部鲁迅传的立足点，他想知道，一个人，主动背负了自己作为中间物的命运，是如何活下去的。
丸尾常喜被誉为日本战后鲁迅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1937年出生，毕业于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专业，毕生都致力于翻译、研究鲁迅的作品。丸尾常喜主要研究鲁迅的小说，发表过多篇论文，还出版过一本学术著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这本书在中文学界引发过强烈反响，因为它拓展了关于鲁迅与中国传统的研究空间。
丸尾常喜为鲁迅研究作出了很多学术贡献，不过，他写的这本《明暗之间：鲁迅传》并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一本写给大众的通俗读物，完整讲述了鲁迅从出生到去世的经历，他遭遇了哪些时代事件，这些事件如何改变了他的内心，以及他的名作是如何诞生的。一位学术专家，为什么会写一部通俗读物呢？丸尾常喜希望读者了解了鲁迅的生平后，能够去阅读鲁迅的作品，在作品中与鲁迅一起思考。当人们对鲁迅生平有了一定了解，也就能用一种更成熟的眼光去读他的作品，知道他在创作那些代表作时，正在面临什么历史洪流。
另外，这本书虽然通俗，但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它能让我们看到，日本学者研究鲁迅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通过城市和空间的转移，来刻画鲁迅的形象。很多日本学者会把鲁迅看作“都市漫游者”，这个视角是我们不常看到的。再来，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潘世圣教授的说法，丸尾常喜是学者中，最早关注并且论述鲁迅的“中间物”意识的，所以，在这本鲁迅传里，我们也能感受到丸尾常喜在鲁迅研究上的独特学术贡献。
这本书有9章，除了序章，章节的标题都是鲁迅的活动地点，比如“绍兴”“南京”“厦门、广州”等等。今天，我的解读也按照这个方式，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日本”，介绍鲁迅的成长期及留学经历。第二部分是“北京”，介绍鲁迅从事新文化运动的经历。第三部分是“南方”，介绍鲁迅到厦门、广州，再到上海之后的经历。
第一部分
我们进入第一部分，了解一下鲁迅的成长期，和他的留学经历。
鲁迅1881年9月出生在绍兴，本名周树人。周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爷爷在北京城里当官，鲁迅六岁就开始读书。
关于儿时的生活，鲁迅在散文集《朝花夕拾》中记录过。其中有一篇《二十四孝图》，说家里长辈给了他一本《二十四孝图》看。那是一本宣扬孝道的书，里面有个惊悚故事叫“郭巨埋儿”。说的是汉代，有个人叫郭巨，家里穷，上有老母亲，下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奶奶疼孙子，自己省下两口饭，要喂饱孙子。郭巨看了，心里难受，就跟老婆商量，咱家太穷了，儿子吃饱了，咱妈就吃不饱，咱们还是把儿子活埋了吧。郭巨就在地上挖坑，要把儿子活埋了。地上挖坑挖了两尺，挖出来一罐金子，这是老天爷看他孝顺，赏赐给他的。鲁迅说，他看了这个故事后非常害怕，当时家里正在走下坡路，爸妈老为柴米油盐发愁，奶奶也老了，如果爸爸要学郭巨，当个孝子，那不就要把他给活埋了吗？
《朝花夕拾》是鲁迅中年时写的书，是追忆往事的，但小孩子看了《二十四孝图》的那种恐怖感，应该是很真实的。我们理解了这种恐怖压抑的感觉，才能理解鲁迅后来从事的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性。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些受过西方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要干的是“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父亲能决定儿子的生死，皇帝能决定臣子的生死，虽然清帝逊位了，皇帝没有了，但传统文化的束缚还在，新文化运动要把两千年来的文化束缚给打倒，这是一件非常叛逆的事。
我们说回到小时候的鲁迅。1892年，他11岁，进入三味书屋念书，这是绍兴城里最严格的私塾。鲁迅在三味书屋学的是四书五经，学八股文。但第二年，家里发生了一场变故。鲁迅的爸爸要参加科举考试，爷爷疏通考官，但事情败露，爷爷被关押到牢里，爸爸也被剥夺了秀才身份，一家人要变卖地产，给爷爷减刑。爸爸本来就有抽鸦片的毛病，受此打击，一病不起。所以，鲁迅小小年纪就感受到了家道中落世态炎凉。没过几年，爸爸死了。鲁迅长到16岁，离开绍兴，去南京上江南水师学堂。
鲁迅在这里学了半年，又退学，考上了南京的矿务铁路学堂，三年后毕业。1902年3月，鲁迅以公派留学的身份去日本留学。在他的青春期，有康有为的戊戌变法，有义和团运动，有八国联军入北京，处于动荡之中的清朝要维新，就派出学生出洋留学。
大批学生到了日本，思想变得更加开放，新旧思想交汇、混杂。当时，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致力于启发民智，翻译了《天演论》的严复又在上海翻译了《原富》，也就是《国富论》，介绍西方思想，鲁迅是他们的忠实读者。
此时的鲁迅，已经开始探讨他的思想轨迹中最大的支柱性论题——“国民性”问题。鲁迅和好朋友许寿裳经常交流，两人达成共识：当时的中国人最缺乏“诚”与“爱”，诚实的诚，友爱的爱，原因是曾经被异民族奴役。这是“国民性”的欠缺。要改变奴役状况，就要革命。到日本一年后，鲁迅剪掉了辫子。
人们对清朝统治产生抵触，就会把辫子当成耻辱的象征。清廷出钱让学生去留学，原本是让他们学本事回来报效朝廷的，但留学生中一大批人都萌发了新思想，要把清朝推翻。
到了1903年，鲁迅开始写文章，翻译小说。他最早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和《地心游记》，他的文章写的是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的故事。可以说，他是从介绍西方文化开始写作的。第二年，鲁迅读完了预科，但他没有去读清政府指定的采矿冶金系，而是选择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要学医。在同学的眼中，鲁迅是一个神色暗淡、安静认真的学生，不过，在阅读报纸和政府公报的时候，鲁迅常常是一脸笑眯眯的样子。
1906年，有一次上课间隙，课堂里放幻灯片，里面有日俄战争的一些画面。鲁迅看到，有一个中国人被日军俘虏，双手反绑，要被砍头，周围全是看热闹的中国人，神情都很麻木。鲁迅后来说，“幻灯片事件”是他弃医从文的原因，他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在他看来，国民的精神状态必须改变，面对强加的屈辱，中国人必须重拾敏锐的感觉以及对彼此的同情心，中国人必须成为人，而不是被压迫、被割裂的奴隶。这些思想意识，后来也反复出现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
鲁迅从仙台返回东京，进入一所德语学校。这一年的7月，他忽然听到母亲患病的消息，于是返回绍兴。到家后却发现，母亲身体没啥问题，是给他安排了一桩婚事，回来就结婚。给他安排的媳妇儿叫朱安，缠足，目不识丁。鲁迅对此很不满意，但还是听从了母亲的安排，结了婚。他为什么会同意这桩婚事呢？一方面可能因为，鲁迅很容易向母爱妥协；另一方面，根据作者的推测，鲁迅当时是个革命派，觉得自己很可能会被捕或被杀，很担心被留下的母亲，两个原因加在一起，他决定顺从母亲的意愿。结婚四天后，鲁迅就返回东京。
1907年，鲁迅跟革命团体光复会的朋友来往甚密。这一年，国内有光复会和同盟会的若干次起义，徐锡麟和秋瑾都是这一年被杀的。26岁的鲁迅筹办杂志，翻译小说，写文章介绍进化论和科学史。在杂文《科学史教篇》的结尾处，鲁迅说，人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审美和想象力，要知道世上有牛顿、康德、达尔文，也要知道莎士比亚、贝多芬，如此，人性才能有全面的发展。那为什么要发展人性？鲁迅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每个人都过得自由舒展，才是一个好的国家。
鲁迅在日本留学八年，没拿到什么学位，变成了一个文学青年。1909年，他回到中国，成为杭州的浙江师范学堂的教师。而后，他又回到绍兴，做博物学教师。鲁迅已经剪掉了辫子，回国后，他在某些场合还要戴着一条假辫子。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两千年的帝制终于结束了。蔡元培任教育部长，许寿裳进了教育部，鲁迅也被教育部聘用。
民国元年正是鲁迅三十而立的时候，他满怀希望地要为新政府的教育事业尽力。然而，个人的命运也得看大时代的变化，鲁迅接受教育部的聘任，本来是去南京上班，结果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首都在北京，鲁迅随后又得去北京上班了。
第二部分
我们进入第二部分，了解一下鲁迅从事新文化运动的经历。
1912年5月5日，鲁迅抵达北京。现存的《鲁迅日记》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鲁迅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去西单南大街的教育部上班，职位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一科主管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及展会。鲁迅在教育部任职15年，这些年，教育部总共换了34位部长，更换次数是42次，可见当时政局有多动荡。
鲁迅到了北京之后，又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连串事件。他在《〈呐喊〉自序》中描写过客居北京的生活。他说，自己时常在绍兴会馆的槐树下抄古碑，夏天蚊子多，就拿把蒲扇在槐树下乘凉。他整理古籍，研究金石文和砖画拓本。有一天，钱玄同来访，邀请鲁迅为《新青年》杂志写作。这本杂志是陈独秀主办的，基本的办刊思想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效仿欧洲。在钱玄同的劝说下，鲁迅重新开始写作。
1918年4月，鲁迅开始写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一个月后，这篇小说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署名鲁迅，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这个笔名。他在日本曾用“迅行”做笔名，把“迅行”中的“迅”字和妈妈的姓氏“鲁”放在一起，包含了“鲁钝而迅速”的意味。
《狂人日记》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狂人发疯的过程，用的是第一人称。主人公“我”夜里看史书，满篇都是仁义道德，但仔细看却发现，每一页字里行间都是“吃人”二字。这里的“吃人”，是象征意义的，指的是牺牲他人、损人利己的现象。“人吃人”的场景，是鲁迅对旧中国社会的整体印象。同一年，鲁迅还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之节烈观》，其中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
我们上学时都学过《狂人日记》这篇文章，记得结尾四个字“救救孩子”，我们那个时候都属于鲁迅所说的“孩子”之列。隔着时间，我们不太容易体会作者的痛切，但如果你身为女性，没有被父母逼着缠足，如果你身为一个年轻人，没有被逼着完成一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能识字，不太懂得什么叫三纲五常，那我们就处于得救的孩子之列了。
鲁迅是旧社会婚姻制度的受害者，他不得不承受自己的身边没有“爱”。婚姻中的体验，让他形成了这样一种基本态度：把世代笼罩在人们身上的黑暗遏止在自己这一代，让自己成为未来“新人”的“牺牲”。
时间来到1919年，这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这年年底，鲁迅回绍兴，卖掉了宅子，把妈妈和老婆都接到北京，在八道湾买了一处房子，跟周作人、周建人一起住。三兄弟三个家庭，以母亲为中心过日子，鲁迅担负着长子的责任。1922年，《新青年》风流云散，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发表。我们都很熟悉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是鲁迅为当时的国人所画的一幅灵魂画像。
精神胜利法是通过心理上的代偿行为，把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屈辱，转嫁到弱者身上，拒绝承认自己的屈辱。鲁迅后来在文章中写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我们知道，鲁迅在日本时就思考了，当时的中国人因为被异民族奴役，缺乏“诚”与“爱”这个“国民性”问题。此时的他发现，“精神胜利法”正是奴隶精神的核心，也是国民性耻辱的病根。
1923年的时候，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决裂，他又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了一处房子，第二年把妈妈接过来住。这处故居就是现在鲁迅博物馆的所在地。鲁迅在这里写出了《祝福》《在酒楼上》等小说，这些小说后来收入小说集《彷徨》中。也是在这里，鲁迅写了《野草》中的十几首散文诗。
在北京时，除了教育部的本职工作，鲁迅还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授课。1925年3月，鲁迅收到了女师大一位女生的来信，写信的人叫许广平。许广平生于广州，18岁取消爸爸安排的婚约，到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来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27岁的许广平感到人生的迷茫，就写信向鲁迅讨教。鲁迅在回信中这样说：你经常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怎么个“黑暗”呢？鲁迅没有解释。不过，按照钱理群先生的说法，鲁迅身上的气质和魏晋风度有关，愤激、冷峻、颓唐、放达。《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是最有鲁迅气氛的小说，读它们，我们就可以体会到鲁迅的绝望感和异类感。
我们说回到鲁迅在1926年的经历。这一年的3月，日本军舰掩护张作霖的部队进攻天津大沽口，国民军反击，日本方面纠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借口，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京爆发了“三一八运动”，北京学生及群众举办反帝示威大会，游行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卫队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造成47人遇难，100多人受伤。
流血事件让鲁迅充满悲愤，好几天都不吃不喝，沉默不语。两周后，鲁迅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其中有这样一句：“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三一八”事件之后，段祺瑞政府通缉李大钊等人，鲁迅、许寿裳等人也在通缉名单之中。4月，鲁迅躲进外国使馆区，直到5月，他的避难生活才告一段落。而后，他接到林语堂的邀请，准备到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也接受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邀请，准备回家乡教书。1926年8月26日，鲁迅和许广平出发前往上海。而鲁迅的母亲和妻子一直留在北京。
第三部分
我们进入第三部分，看看鲁迅在厦门、广州、上海的经历。
鲁迅和许广平到达上海后，分别前往厦门和广州。鲁迅在厦门大学国文系教书，他在厦门写完了《朝花夕拾》，把自己20多年写的一些评论文章，编辑成文集《坟》，还给这本文集写了一篇后记，标题是《写在〈坟〉后面》。这篇文章是研究鲁迅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献，他在文章中说：“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
鲁迅在厦门居住的时间，正好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期。1927年1月，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鲁迅也在这个月前往广州，赴中山大学任教，许广平被聘任为他的助手。
鲁迅在处理和许广平的关系上有很多忧虑。倒是许广平在两人的通信集《两地书》中说：“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两人在广州白云路租房子，还要拉许寿裳来住其中一间，就是为了避闲话。但安稳的生活很快发生了变化。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抓捕杀害共产党员。4月15日，政变蔓延到广州，中山大学有40多名学生被捕。鲁迅身为教务主任，反对军队入校逮捕学生，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鲁迅就递交了辞呈。
这年夏天，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此时的鲁迅发觉，面对压迫和杀戮，“救救孩子”这样四平八稳的议论，听上去空洞洞的，连他自己都听不下去了。这一年9月，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鲁迅又接受了南京政府教育部的聘任，担任特约撰述员，每月有300元收入。这份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用来买书，由此，鲁迅结识了内山书店的内山完造。内山完造在上海多次担当鲁迅保护人的角色。鲁迅受通缉的时候、“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时候，内山都帮助鲁迅找地方避难。
1928年时，鲁迅和文学青年柔石等人一起创建了朝花社，主要从事东欧及北欧文学的翻译，引进国外版画。1929年5月，鲁迅返回北京探望母亲，9月，许广平给鲁迅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海婴”，意思是在上海诞生的婴儿。
1930年初，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思想和言论的压制，“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先后成立，鲁迅当选为“左联”的常务委员。但他因此受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从教育部拿的薪水也被取消了。鲁迅又在内山完造的家中避难了一个月。1931年1月，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被捕，鲁迅带着许广平和一岁半的周海婴，在内山的安排下，躲进了一家日本人经营的旅馆。此时，关于鲁迅被捕或被杀的谣言四起。
避难期间，鲁迅写下一首旧体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我们读《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说他在避难中，听到柔石等二十多人被枪决，柔石身中十枪，他痛感自己失去了好朋友，痛感中国失去了一群好青年，独自在旅馆的院子里徘徊，写下了这首诗。离开广州到上海后，鲁迅的思想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就像他在《二心集》里说的，原先，他只是憎恶自己出身的阶级，看着这个阶级溃败，也丝毫不感到可惜，但“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1926年到1936年，是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因为作者丸尾常喜的研究不太涉及这段时期，因此，这本传记，对鲁迅生命最后十年的描述比较简单。丸尾常喜在书的后记中也承认，鲁迅在上海的生活，自己写得过于简化。不过，我们可以用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来做补充，更好地理解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
我们知道，1926年，鲁迅在北京时，目睹“三一八”事件，几十人被杀，鲁迅就写下，这是民国最黑暗的一天，说自己“出离愤怒”。等他到了广州，发现国民党搞清党，杀起人来更肆无忌惮，他又作何感受呢？他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
鲁迅成长于清代最后三十年，他三十而立的时候正是民国元年，本以为帝制结束，共和的时代来临，结果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等蒋介石北伐成功，国民党的“党天下”随之而来。鲁迅对中国历史有直截了当的划分方法，“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以，他对国民党的专制并不会太感意外，然而，为铲除异己而不断杀人，这让鲁迅感到恐怖。他说：“在清党之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
此外，国民党在文化和思想上的专制也让鲁迅感到压抑。在上海，除了参加文艺组织，鲁迅还加入过一个民权保障组织，被选为上海分会的委员。但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不到半年，最主要的干事杨铨就被国民党暗杀了。鲁迅也写过一首诗悼念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不断有青年人被捕被杀，这就是鲁迅最后十年所面临的时局。
鲁迅到上海后，很少再写小说，更多的是写杂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像匕首、像投枪一样的杂文。鲁迅参与的论战颇多。他在北京期间，参与的是《语丝》杂志和《现代评论》杂志之间，就女师大风潮而起的论战。到上海之后，又有和创造社、太阳社进行的有关“革命文学”的论战。鲁迅跟胡适及新月派的梁实秋也发生过论战，认为这些知识分子乐于跟当权者勾结。鲁迅也烦弟弟周作人和旧友林语堂，他们老是提倡小品，提倡闲适和幽默。鲁迅说，这些麻醉性的东西，都是小摆设，“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
鲁迅在这些论战中写的杂文，如果脱离了时代背景，读起来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但如果仔细探究，又和当时中国的政治及文艺路线有很深的关系。在这样一本向日本读者介绍鲁迅的传记里，这些事讲不清楚，所以，丸尾常喜做了简化处理。但鲁迅在论战中的战士形象，却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或许都记得鲁迅在《死》这篇文章里面，留下一句类似遗嘱的话：“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死》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1936年9月所作。10月18日，鲁迅高烧，哮喘，给内山完造写了一张便条托他去请医生，这是他的绝笔。10月19日清晨5点，鲁迅去世。鲁迅曾经在《死》这篇文章里给家属留下了几条遗嘱，其中有三条对外人来说也颇有价值：“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结语
好，以上就是我对《明暗之间：鲁迅传》的解读。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本期的要点。
第一，鲁迅曾经写过一句话，“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这是他对自我的认识，他主动背负了，自己作为历史过渡期“中间物”的命运。
第二，《明暗之间：鲁迅传》是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作品，他被誉为日本战后鲁迅研究的集大成者，为鲁迅研究作出了很多学术上的贡献。丸尾常喜希望读者能去亲自阅读鲁迅的作品，走入作品中与鲁迅共同思考。
第三，鲁迅出生在一个古老中国的大家庭，经历了动荡岁月后，他对民权的认识，一是生存，二是温饱，三是发展。他对吃人的控诉，是指个人从生存到发展的各种权利，全然遭到剥夺。如果你想全面了解鲁迅先生的作品，不妨再看一看钱理群先生的《鲁迅作品十五讲》。如果你想把鲁迅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去认识，不妨看一看林贤治先生的《人间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