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三胎政策已经3年有余，其收效如何呢？

我们首先看一组数据，2021年我国全年新生儿数量是1062万，2022年为956万，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国首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到了2023年，全年新生儿数量进一步下降到902万。

可以看到，三年来，尽管国家给予了大量的鼓励政策，但收效甚微，新生儿数量可谓断崖式下降。

而2024年是为农历龙年，在传统意义上，原本人们更应该倾向于生育一个“龙宝宝”，但即使在传统观念的加持之下，2024年上半年的新生儿数量也仅有427万。

由此估算，全年新生儿数量可能会低于900万。可见，三胎政策的实际作用远逊于预期。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学问题，因为生育意愿的变化是非常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

从规律上看，生育意愿的高低，与社会整体受教育程度以及经济发达水平呈反比。

直白点说就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人们的生育意愿越低，这一点不但在诸多发达国家身上有明显的印证，在我国其实也符合相对应的规律。

例如2023年，我国生育率最高的五个省份是西藏（13.72‰）、贵州（10.65‰）、宁夏（10.02‰）、海南（9.28‰）、青海（9.25‰）

无一例外，上述省份都属于欠发达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教育发展水平，都处于全国相对落后的水平上。

为什么越富裕，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的生育意愿越低呢？原因也并不复杂。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说，随着经济发展，技术革新，整体社会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农耕社会，社会生产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需要注意的是，家族与家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古代，越大的家族，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往往也越高。

这是因为在农耕时代，生产的方式非常简单，家族为单位的群体就可以完全胜任农耕的整体工作要求，只要有足够多的劳动力，就可以生产出客观的财富。

而在大机器生产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家族所能够承载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够完全胜任生产的要求。

例如生产一台汽车，这绝不是一个家族能够胜任的。

这个时候，社会的生产结构就变成了专业化工厂为单位，普通人参与生产的方式则转换为负责整个流程中的一个部分。

可以看到，过去，人们的付出是收获了整个生产过程的全部产出，而现在我们的付出只换得来我们付出的时间和经历所等值的钱财。

所以，家族的生存土壤消失了，毕竟你也许做汽车行业，你的姐姐也许是做房地产的，你的哥哥也许是做金融的，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独立的参与社会劳动，实现生存。

所以，家族不见了，转换为家庭，通过生育来实现家族繁衍，以及提升家族整体财富的基础也消失了。

这就是为什么，越富裕的国家和地区，反而对于生育的意愿越低。

同理，教育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客观的提高了人们的整体生育年龄，在过去，大学教育没有普及的年代，很多人十八九岁，甚至更年轻的时候就做了父母。

而现在同样的年纪，我们还是一个学生；另一方面，教育本身也会促使人们自我意识的萌发，大家会更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而非把一切寄托在后代的身上。

尽管过去几十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一二百年所走的路，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个奇迹。

但飞速发展本身，也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的难题。

比如人们收入水平的上升速度，可能远远不及房价及各项生活成本上升的速度。

比如我们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也远远及不上人们的预期。

再比如，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能通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迅速抹平。

以上种种，都会对生育意愿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具体来说，近些年，伴随着房价的上涨，以及各项生活成本的上升，年轻人的生活压力非常巨大。

尤其是身处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一方面要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一方面要应对来自工作的各种压力，不单单是工作的难度和强度，还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比如最近这些年坊间热烈讨论的996，007，就是工作对人们施压的最典型案例。

说的更直白一点，赚钱的难度挺高，工作的时间挺长，那么谈恋爱的精力就挺少，生育就需要做更多的心理建设以及财力储备，可以说高昂的生活成本是最佳的绝育药。

另一个层面来看，传统观念和现代文明在当前这个阶段又是交织的，年轻人的父辈，其实是成长于传统观念的熏陶中。

他们对于传宗接代，成家立业，还抱有极其强烈的期待，但年轻人因为受教育程度更高，则更加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生活质量的提升。

这也诞生了一个很显著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催婚和催生，道理上看，长辈催婚催生应该是利于人们提升生育意愿的，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对传统观念的认同感更低，越是催促，反而越激发了年轻人的反感和拒绝。

再加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并不会选择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要么是去更大的城市发展，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也更愿意分开居住。

父母对于年轻人的掌控力实际上越来越弱，这也导致了生育这件事，往往成了年轻人和老年人博弈的焦点，而博弈本身大幅延后了生育的年龄。

要知道如果人们平均在20岁就生育，那么每100年将诞生5代人，而如果人们平均在25岁才生育，每一百年只有4代人。

说实在的，从发达国家的历程来看，当一个国家陷入低生育率的窘境之后，想要把整个社会从低生育率的境况中拉出来，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

对于我国来说，这同样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但综合来看，国家能够实施的措施无非是经济措施和政策措施。

经济措施简言之就是发钱，当然发钱的方式有很多，例如减税，奖励，免费教育。

要么让老百姓少花钱，要么让老百姓多收钱。

这些措施能够在客观上起到一些作用。

但实际上，以我国的人口基数和地区差异来说，这样的经济刺激措施，能够给老百姓带去的实际好处是十分有限的。

如果，发钱的速度赶不上花钱的速度，发钱的力度赶不上花钱的力度，那么想要单纯通经济手段实现生育率的逆转，恐怕也不乐观。

因此，也有专家开始提出一些极端的方式，例如限制继承权，把生育与养老金挂钩，甚至与医保金挂钩。

但这些极端的政策既不具备实施的基础，也会更大程度上引发民众的反感，因此，也只是一些专家的口嗨之论罢了。

而政策措施其实显得更为多样化，例如完善社保体系，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再比如引导发展育婴，育幼产业，不要让生育和养育占据人们的时间，再比如给予企业更多的扶持，让企业消除对于女性生育和养育的担忧，从而消除性别歧视。

但以上种种，同样对于生育而言仅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很难从根源上解决人们生育意愿的提升，毕竟以上种种能够实现效用的前提是老百姓迫切需要生育，得有这样的前提，才能去计算优劣势。

如果年轻人本身就不愿意生育，那么生育之后所谓的减轻压力，都是无稽之谈。

毕竟生育和养育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耗费整个家庭数十年的漫长旅程，相比于必须有个孩子，生得起，养的好，为子女负责，可能更加戳中年轻人的心。

解决人口问题，并不简单，甚至其复杂程度是当前所有的社会问题中最复杂的，对于国家的政策，我们应该给予包容，对于正处育龄的年轻人，更加需要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