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以中北欧为代表的新教国家，如英国、荷兰、德国以及北欧四国，比信仰天主教国家的南欧更发达，经济更有活力。为何信的都是同一本圣经，两个教派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存在的，一百多年前的欧洲理论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马克斯·韦伯就曾写过一本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试图来解释这个问题，然而他从教义方面入手，解释了大半天让人不知所云。但真实原因可能要简单得多。

看地图就可以发现，新教国家大多远离罗马天主教中心，是欧洲宗教版图的边缘地带。这意味着什么呢？这说明他们更缺少官僚集团。

中世纪的天主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制度，依附天主教存在的教皇制，已经高度膨胀为一个臃肿的组织。我们知道，既得利益集团永远不欢迎改革，因为改革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受损。

新教国家则是新兴的统治集团，没有复杂的官僚组织，更有进取心，采取有力政策发展国家。新教反对的不是基督，而是天主教教皇制，没有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新教国家当然更发达。

那些坚持天主教的国家，大多继承了原先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意愿不足。对比普鲁士和奥地利就可以发现，普鲁士更有进取心，他们改革的包袱也更小。奥地利也进行过改革，但是在利益集团的反对下，步伐非常缓慢，最后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败给了更有活力的普鲁士。

同样的事情，我们对比一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情况就能明白。同样靠着马六甲海峡，新加坡富裕了，马来西亚却长时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那是因为新加坡的华人集团，都是从中国南部沿海移民到南洋的，他们本身没有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的存在，更能够对改革形成共识。

但马来西亚不一样，当地的马来族土著贵族势力一直存在，独立后很快被九大酋长家族垄断了权力，他们轮流担任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表面上看，这些马来西亚的元首没有什么权力，是君主立宪的虚君制。

但就跟泰国的君主立宪制一样，马来西亚的土著贵族权力藏在幕后，他们在社会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选的政府总理，只能跟他们互相妥协，否则很难站稳职位。这样的马来西亚，当然不会出现强力的改革运动，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大部分进入了土著贵族势力的腰包。

欧洲新教的情况，其实就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情况差不多。你把北欧带入新加坡，南欧带入马来西亚就明白。北欧因为缺乏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力度更大，人民能够分享更多的经济利益，国家就能发展。南欧历经千年发展，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因循守旧，不断落后。

天主教欧洲，则是因为存在太多政治利益集团，他们垄断了太多的经济利益，人民得到的很少，社会经济就长期落后。

新教改革，改的不是圣经，而是天主教利益集团的命。如果天主教没有背后的那个利益集团，那么天主教的发展并不会比新教落后多少，代表性就是巴伐利亚。

巴伐利亚长期是天主教聚集的地方，在历史上，巴伐利亚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北德地区，基本上就是一个农业州。但是二战后，盟军摧毁了整个德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让德国得到了新生。

巴伐利亚利用东部德国转移来的工业人口，以及美国马歇尔计划带来的技术和资本，经济开始崛起，成为德国最富裕的地区。东德新教地区反而成为德国最贫穷的地方。

可见，信什么教义，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经济发展跟旧有统治阶级的阻挠有很大关系，旧有统治集团越强大，改革就越困难，国家越落后。反之就是改革越容易，国家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