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结束了吃草根、啃树皮的日子。

然而，时值陕北寒冬，翻过雪山、走出草地的中央红军面临着新一轮难题：

没钱吃饭、没钱穿衣、没钱过冬。

当时，中央红军一共有7000多人，而军费只剩下1000块大洋，一块大洋只能买不到20斤的大米，别说让7000多人过冬，就仅仅是置办冬衣都远远不够。

后勤部长杨志成无奈告知毛主席：“要想过冬，起码还需要3000大洋。”

3000大洋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绝非小数，去哪里凑让毛主席犯了难。

当时，国民党军正于黄河以东虎视眈眈，而红军恰是需要休整的时候，这时候去抢敌人的物资，无异于飞蛾扑火。

对外抢不得，那对内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什么时期，无论多困难的情况，红军都不会拿百姓一针一线。

那么军费要如何解决？总不能让7000多名战士饿死。

毛主席愁思数日，最终还是决定去借。

他写了一张借条给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二千五百元。

写完让杨志成送到徐海东处。

在等待答复期间，毛主席内心惴惴不安，因为二十五军与中央红军关系并不密切，而且全军各处都面临军费紧缺的难题，所以这钱能不能借到实在难说。

不过还好，当徐海东听说了中央红军的难处后，立马让人清点存余军费，得知还有7000大洋时，徐海东大手一挥：

“你且拿去5000大洋，解决燃眉之急，若后续有难，我再想想办法。”

于是，当杨志成带着5000大洋返回时，毛主席大喜过望，对徐海东慷慨之举感激不已，直到建国后都时时提及：

“徐海东同志有大贡献，当初多亏了他。”

实际上，在漫长的革命时期，党中央为军费四处筹钱的事时有发生，毕竟打仗不是一腔热血就能打赢的，没有钱，一切都无从谈起。

那么，革命几十年，我军军费都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了解“钱从哪里来”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哪里要用钱”。

首先就是“发工资”。

组建军队并不是给战士们一口饭、一张床就足够的，毕竟战士们背后也有一家老小要养活，所以发薪水是必须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总部首长级别的军官每月能领5.5元，师级5元、旅级4.5元、营级3.5元、连级3元，排级2.5元。

干部如此放发薪水，那普通战士呢？

实际上，我军各部队因情况不同，薪水自然不能一概而论。

其中，一些技术岗如文书、军械员等每月能领2元，班长每月1.5元，医务兵大致相同，不过会根据各区情况额外发放津贴。到了基层战士这层，每月能领到1元或1.5元。

对于这个薪酬，也许我们并没有直观感受。但换个角度，当时的1元相当于今天的400元，如此我们就能发现，那时战士能拿到的薪水实在算不上多。

反观国军，即便是最普通的士兵，在最困难的时期也能每月领到7元。所以说，当时我军完全能用“艰苦卓绝”形容。

除了发薪水外，军队另一大开销就是购买各种物资。

就拿新四军来说，根据战史记载，1940年，伙食费按人头数算，以每人每天两斤菜、五钱油、五钱盐，每人每月0.75~1斤肉、16~20斤米的标准发钱。

干部与基层战士伙食基本相同，极少搞特殊，顶多给干部多发些猪油。

如果军费不紧张，军队也会稍稍改善战士们的伙食，多分配些鸡蛋、米面、肉之类，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更多时候是连这些都无法满足，只能靠稀饭、野菜充饥。

如今生活条件与那时已经大不相同，普通家庭常常一顿就能吃掉那时士兵们一个月的肉，仔细想来，如今的“大快朵颐”何尝不是用那时战士们的“饥肠辘辘”换的呢？

除了伙食费，还有医疗费、擦枪费、运输费、灯油费、学习费、差旅费等等，甚至洗衣、洗脚用的柴火数量都有规定，分类之细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从另一角度看，划分如此细致，也是因为我军军费实在吃紧，一分一毫都得花在刀刃上，一点账面上的差错都可能让一个战士挨饿受冻好几天。

也许有人会认为，一个军队最大的开销不应该是武器装备吗？其实不无道理，但对于抗战时期的我军来说，并非如此。

因为枪支弹药的造价已经贵到不是我军能够轻易承担的了，更多时候，获得武器需要靠国际援助，或者直接从敌人手中“抢”。

言至于此，不难看出“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就是我军的真实写照，但即便如此，我军人数从几万发展到几百万，所耗费的资金也是一笔天文数字。

为了解决这笔钱，党中央可谓是绞尽脑汁，我们且来详细数之。

我党成立初期其实并没有组建自己的军队，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我党才意识到武装的重要性，于是1927年，改变中国命运的人民军队诞生了。

同时期，毛主席在长沙领导军队开展土地革命，喊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

这一决策对于军队发展犹如及时雨一般。

一方面，贫苦农民摆脱地主压迫，我军获得群众拥护；另一方面，打地主缴获的财产一部分分给贫农，改善百姓生活，另一部分充作军费，壮大革命队伍力量。

因此，“打土豪”是早期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

然而，时间来到抗日战争时期，此时党中央已经深刻意识到，我国的内部矛盾是次要的，而当务之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日军赶出中国。

于是，“打土豪”不再继续，我党开始与国民党二次合作。

然而，当时国民政府并不把人民军队看作是正规军队，因此蒋介石提出条件，要想合作，我军必须接受改编。

为抗击外敌，红军改为“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为“新四军”。

改编虽然会失去一些主动权，但改编后，国民政府就得向我军提供军费。

蒋介石起初有诸多不愿，后来在叶挺、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国民政府提供的军费事才逐步敲定。

合作期间，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费每月约70万，新四军约13万。

这在合作之初其实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因为那时八路军、新四军总人数加起来不足6万。

然而，在抗日过程中，我军威望越来越高，加入我军的人也越来越多，等到1940年，八路军已有40万人，新四军人数也超过了10万。

这就意味着，每位八路军战士每月平均能拿到约1.75元，新四军战士约1.3元。

按照前文所述，这些钱都不够给士兵们发薪水。

党中央为此多次与蒋介石谈判，但蒋一口咬定军费，说什么都不愿意多出一分。

等到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政府也就拒绝再向我军提供军费，甚至对我军采取“经济封锁”政策。

我党对此其实早有预料，所以早就想好了对策，那就是“自给自足”。

于是，1941年，我军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各抗日根据地军队，凡是有条件的，就地开垦农田、种植粮食，发展农业、手工业、畜牧业，有力气的下地干活，没力气的也能纺线织布。

各连队还举办比赛，大家比着劳动，哪个连队劳动得多，走路都能平添三分底气。

当然，不只士兵们劳动，干部也劳动，毛主席一有空就在门前锄地种菜，朱德聚集了一大批同志，天天在地里耕作，周恩来甚至成了领导人中数一数二的纺织高手。

在这种上下一心的氛围中，我军迎来了大丰收，不仅解决了军费问题，还和根据地人民打成一片，等到解放战争后期，我军人数已经增至550万人。

当然，“打土豪”、“拨军费”、“搞生产”，这些只是我军军费部分来源，除了这些，军费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外。

首先要说的就是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是最早向我党提供经费的国际组织，在党成立初期，活动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共产国际。

从1921年到1929年，共产国际援助我党金额达120万元，相当于今天的4.8亿元。

此后，共产国际还先后援助过280多万美元、1000两白银、1000两墨西哥元、15万大洋等等。

可以说，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多次挽救了中国革命事业。

除了共产国际外，苏联也向我军提供过大量援助。

仅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提供给我党的资金就已超过221万美元。

当然，除了钱，苏联还向我军提供过大量物资，包括120000多支步枪、3400多挺轻重机枪、100多门大炮以及不计其数的弹药。

尽管革命时期，苏联与我国时常产生分歧，但不可否认，苏联的援助极大缓解了我军军费压力。

除苏联外，美国、英国、朝鲜等国也曾为我军提供过国际援助。

当然，国家并不是来自国外的唯一援手，一些个人的力量亦不容忽视，甚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其中，爱国华侨最值得一提。

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时期，华侨一共向我国捐赠超13亿元，尽管其中一部分被国民政府收入囊中，但直接向我军捐款的华侨亦不在少数。

仅从1937年到1940年，我军平均每月就能收到近20万元的华侨捐款。

这些远离故土的同胞，虽然身在国外，但心仍在中国燃烧。

至此所提及的军费来源，只是诸多来源中的一些，也许是最为关键的部分，但绝非全部，实际军费来源，细数不尽。

有开明之士典当房田，将全部身家尽数撒进革命征程，亦有贫苦百姓砸锅卖铁，凑出几块强塞进战士口袋。

有首长不取组织一分一毫，自掏腰包补贴军费，亦有士兵将津贴退还组织，甚至将生命一并留下。

有人说“钱”是最伤“人心”的东西，但有时，“钱”又何尝不是最显“人性”的东西呢？

军费的背后不只是一个个数字，还是一段段艰苦的岁月，一次次窘迫的低头，有人在午夜期待隔天的宴会，也有人就着月光修补穿破的草鞋。

今天，我们在日光下闲庭信步，而先辈们的身影亦在日光下影影绰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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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干果】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