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史籍里，匈奴人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突然就出现在了今天的河套地区及其以北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汉朝为敌了。虽然，《史记》里说，匈奴人与我们同祖，但因为其记述粗略，成了今天很多学者研究的对象，也有了很多不同的说法。这些个说法叠加在一起，让很多不搞历史研究但又想弄清匈奴人是从哪里来的人，或者说是对历史的兴趣的人，总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其实，只要冷静地分析下，就会发现这种“云里雾里的感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因为历史知识的不足；另一方面出自对于历史的某种狭隘情怀或者是激进态度。知识不足的问题很好解决，普及便是。狭隘情怀是因为匈奴曾不断掳掠边地，不讲信义，在一些人心中，他们是不屑的，甚至觉得因为他们的消失可以忽略他们的存在，而历史之所以把匈奴叫匈奴，大约有这么两层意思：

一、匈奴这个多元的民族本身；

二、匈奴这个多元的民族建立的政权匈奴（实际上是部落联盟），从来都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多个民族。

这么一说，大家都就明白了。然而，天上不可能掉下一个多民族的匈奴，匈奴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史籍里的记载是，出现在河套地区的匈奴人打败了河西走廊的月氏与古东北地区的东胡，强大了，他们还南并楼烦、白羊王，北降丁零、浑庾，一统大漠南北，成为与汉朝相抗衡的北方大国。

更早一些的说法是，约前16世纪夏朝灭亡后，夏后履癸的一支后裔逃到北方，在吞并其他部族之后成为匈奴族，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不断征服其他游牧民族，并与这些民族不断融合，像滚雪球一样壮大起来的。之后，匈奴自称胡人，或“天之骄子”，开始横行北方草原并不断来犯中原边境了。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说明的是，胡的概念在最初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蔑视的成分，不过是相对汉族人而言的。这些人认为所谓的“胡人”先进程度较低，已经与中原习俗有了很大的不同，又总是武力骚扰边境，引起了中原人的极大反感，并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匈奴这个名称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拥有的，很明显带有被轻视甚至被贬低的成分。

匈奴是华夏民族的后裔在北方草原上融合游牧民族的结果。但后来因为，起源于中原的匈奴和华夏民族一起创造了中华文明，他们也使我们的民族文化五彩缤纷丰富多彩了起来。作为今人，我们应该看到，地理环境的不同，会造就文化、民俗的不同，甚至历史的不同。匈奴族的文化是华夏文化在草原地区孕育的结果，不同于中原文化是正常的。进而，也可以这么理解，华夏文化在对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但它们最终都是华夏文化，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文化。

这就是说，自春秋开始，中国曾经历了一次汹涌澎湃、影响深远的地域大融合。生活在中原的华夏部落与周边的“南蛮北狄东夷西戎”部落相互攻伐、兼并、交融，逐渐形成民族共同体。

陆浑国贵族墓葬是2015年在洛阳市伊川县发现的，2500年前，陆浑国贵族生活在这里，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铜编钟、铜鼎等铜器，在陪葬车马坑中还发掘出马匹车辆遗骸。专家们依据发掘情况分析，车马坑放置牛羊头蹄的葬俗与春秋战国时期甘青地区戎人埋葬习俗相似，而与中原地区埋葬习俗差别较大。这里所说的“戎人”按照中国古籍的说法即匈奴人。

陆浑国贵族墓葬考古发现，学术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它见证的是中国春秋时期的民族融合。考古界有人将其与海昏侯墓相比，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史家珍就说：“海昏侯墓是越看越带劲，陆浑戎墓是越思考越有味。”这两个考古发现有着时代的承续性。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之多夺人眼球，金光灿灿，分量十足，令人叹为观止，展现了大汉帝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繁盛。而陆浑戎墓地的考古发现，则揭示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历程，正是经由这次规模空前的民族融合，才有了后来秦汉王朝的辉煌和灿烂。

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国北方草原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想抹也抹不掉。而关于匈奴人的起源，我倾向《史记索隐》引张晏的说法，即夏王履癸流放三年而死，其子淳维又作熏育、獯鬻、熏粥、荤粥带着父亲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这就是中国所称的匈奴。更是赞同《史记》的观点，即：匈奴就是中国古籍中的山戎、猃狁、荤粥。不过是在后来的发展中，融入了更多白种人的基因，像月氏、楼兰、乌孙、呼揭以及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的民族的基因。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淳维是谁？《史记》中对此也是有交代的：他是夏桀和妾生的孩子。

夏桀（？―前1600年），姒姓，夏后氏，名癸，一名履癸，谥号桀。他是夏朝第16代君主发之子，也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在位52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预测为前1652年—前1600年），都于斟鄩（今河南洛阳）。

夏桀文武双全，但荒淫无度，暴虐无道。商汤在名相伊尹谋划下，起兵伐桀，汤先攻灭桀的党羽豕韦、顾国，击败昆吾国，然后直逼夏朝重镇鸣条。后被汤追上俘获，放逐于南巢，夏朝覆亡。数年后死于南巢。

豕韦简称韦国，故址之一在今河南省安阳滑县境内，古代为黄河故道地。豨韦氏是远古帝王之号，古老的一个氏族称号，“豨韦国”是“豕韦”的前身。此古国很古老，且很早就有原始的卜文化，《中国水书探析》云：“水书是古代数易，这已是无争的事实，关于中国古易的传承去处，《庄子·大宗师》有载：‘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

韦国包括三种，豕韦国、韦伯国和韦国。《新唐书·宰相世系四·上》说：“韦姓出自风姓。颛顼（读音zhuan xu）之孙大彭为夏诸侯，少康之世，封其别孙元哲于豕韦，其地滑州韦城是也。豕韦、大彭迭为商伯，周赧王时，始失国，徙居彭城，以国为氏……”。《唐书》《中国姓氏大全》《绎史》《路史》《帝系谱》等记载：夏帝少康封包羲后裔彭祖孙彭姓元哲为包姓豕韦奉祀包羲，立豕韦国（今河南滑县一带），商武丁所灭豕韦部，一部分北迁东北为东胡包豕韦，《隋书》《北史》译为钵室韦。《元和姓纂》《国语》《史记》《帝系谱》载包羲娶少典生黄帝，黄帝后裔彭祖别孙元哲为豕韦，至商武丁五十年打败包豕韦氏灭其国。

《史记集解》引贾逵说：“祝融之后封于豕韦，殷武丁灭之，南迁的豕韦在周代元哲另一支后代复国：武王伐纣时韦方国国君韦遐派军参战，立下战功。被封为“韦伯”，封于祖先故地豕韦。后迁于防城（今山东成武）。春秋时，又迁于彭国（今江苏徐州）。后韦伯国君入朝担任史官。

《史记》载：夏帝孔甲封刘累于豕韦之地为御龙氏以养龙，龙死，刘累惧，逃鲁山隐居姓刘。根据清华简记载商兴起刘咏代豕韦国君是假的，居然商汤所伐姓豕韦不断迁徙，至夏朝末年，居于河南滑县，被商武丁伐灭。

顾国，夏代方国，在今山东省鄄城县东北。据《元和姓纂》和《唐书·宰相世系表》等所载，相传帝颛顼有个孙子叫吴回为祝融黎之弟。吴回的儿子陆终娶鬼方氏的女儿为妻，生了六个儿子，其中大儿子名樊，赐己姓。夏朝时，昆吾氏有子孙被封于顾国，世称顾伯，是夏的重要同盟国之一。据《史记》《诗经》等书记载，顾国在夏朝时为夏之诸侯国，与附近的己姓昆吾国和彭姓豕韦国，都是夏朝在黄河下游的重要盟国和东部的屏障。夏朝末年，商族首领商汤率军攻夏，首先灭掉夏的属国葛，然后相继灭掉韦、顾、昆吾等国，剪除了夏的羽翼，最后才在鸣条（今河南封丘东）之野大败夏桀，灭掉夏朝。

昆吾国，夏朝侯伯，称昆吾氏，封地立国于今山西运城一带，后又迁到今河南濮阳一带。据《路史·国名记》记载，“苏，己姓子，忟为夏侯伯，今怀庆之武德有苏古城。”姓氏学家斌来按：苏氏出自己姓之昆吾，昆吾子（忟）封于苏，后世遂以国为姓。昆吾的字义《夏小正》释为“昆小虫，又称昆者众也。”昆吾是陆终氏的分支，他们的氏族也以“众虫”为崇拜物，以“昆”为图腾。

据有关史书记载，昆吾氏经过繁衍发展，后又派生出九个姓氏，即苏、温、董父、叔安、鬷夷、旧许、顾、舟人、诸稽。昆吾集团在夏中晚期很强盛，是当时诸侯国十霸之一。昆吾人善于制陶、琢玉、冶金和占卜。昆吾人发明陶瓦以代替茅草盖房，是历史建房技术的创举。

至夏太康时，王政腐败，昆吾集团组织勤王之师，联合诸侯国自为盟主，以尊王室。桀继夏朝王位。桀王暴虐荒淫，不理朝政，昆吾集团对夏桀王朝发动造反。这时殷商集团势力也很强大，也正在策划推翻夏王朝，企图取而代之，所以不允许昆吾集团的举动。于是，就以除奸讨乱为借口，命殷商集团杰出首领成汤率兵讨伐昆吾。经数年战争，昆吾败于殷商，被殷商所灭。随后殷商灭夏，建立殷商帝国。

昆吾国被殷商灭后，氏族成员或四处逃散，或融入殷商之中。自前16世纪至11世纪商朝500年间，昆吾氏族便不再有什么重要活动，直至商末周初，才又活跃起来。前11世纪，西方周部落强大，欲东取商王朝而代之，被商征服的昆吾氏便与周联合起来灭商，擅长冶金术的昆吾氏在周国中担任冶官。（《逸周书·大聚解》载：周武王曾“召昆吾冶而铸之金版，藏而朔之。”）

鸣条，古地名，又名高侯原，在今山西省运城安邑夏县之西。《书·汤誓序》记载：“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孔传：“地在安邑之西。”相传商汤伐夏桀战于此地。《史记·夏本纪第二》：“桀走鸣条，遂放而死。”

在约前16世纪，商汤出兵攻伐夏桀，与夏师在鸣条发生鸣条大战。商汤大获全胜，夏桀大败南逃，死于南巢，夏朝由此灭亡。鸣条之战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次战争。也是夏商周三代的第一次王朝更迭。

南巢是夏代、商代南方远国名，有巢氏后裔所建方国。《国语》就已经指明：“南巢，扬州地，巢伯之国，今庐江居巢县是也。”《尚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

夏桀死后，他的儿子熏育把夏桀之众妾据为己用，这中间当然包括淳维的母亲。为避商汤攻伐，家恨变国仇，淳维便避居于茫茫北蛮荒漠之地，与山戎、猃狁、荤粥聚合，辗转放牧，世代繁衍，此便是匈奴的由来。

熏育也是古族名。又作獯鬻、荤粥、薰粥。是与猃狁同族之称，而熏育之名较早。居地在周王朝之西北，西起汧陇，东至山西太行山一带。淳维，生平不详，匈奴国家的创建者。这些历史记载大多来自于《史记》，还有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竹书纪年》，以及唐朝时的地理著作《括地志》。《史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又说，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竹书纪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括地志》：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

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叫淳维，他就是匈奴政权的创建者头曼单于。这一点很有意思，就像后来匈奴人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一直其称为“夏”一样，赫连勃勃叛秦自立，认为匈奴是夏后氏的后代，故国号大夏，包括和匈奴人多少有些“血缘”的李元昊也将自己的政权称为大夏，都是一种身份的表明。

《史记》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即：从淳维到头曼有一千多年，匈奴势力时大时小，经常离散分化，因为时间久远，所以他们的世系不能依次排列出来。但是到了冒顿当单于时，匈奴势力最强大，使北方夷人完全服从自己的统治，而与南方的中国成为敌国，此后，他们的世系、国家的官位名号才能被记录下来。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匈奴因为散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说不清的，给作者带了写作的难度。这也让我们今天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传统史学中的“匈奴”，是先秦时期戎狄“北方诸族”的代词。司马迁记载的匈奴，不是最初称霸的匈奴核心统治部落（狭义匈奴），而是它立国后的广大属族，应该是“广义匈奴”。这就更进一步地说明，匈奴是一个民族也是一个政权，作为民族的匈奴应该是和淳维有关系的，是匈奴政权的核心统治部落，而在这个核心部落统治之下，应该还有很多很多的小部落，它们一定是不同的民族，不过都被号称匈奴了。

再来看《史记》中这样一段关于匈奴人的记述：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

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襃姒之故，与申侯有郤。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后二十有余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氾邑。

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翟，诛子带，迎内周襄王，居于雒邑。

译文：夏朝政治衰微时，公刘失去他的稷官之职，改变了西戎的风俗，在豳地建起都邑住了下来。这以后三百多年，戎狄族进攻周太王亶父，亶父逃跑到歧山脚下，而豳地民众都跟随亶父来到歧山下，在此营造城邑，创建周国。这以后又过了百余年，周西伯姬昌讨伐畎夷氏。其后十多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并营建洛邑，重又回到酆京、镐京居住，把戎夷驱逐到泾水和洛水以北，让他们按时向周进贡，叫做“荒服”。其后二百余年，周朝政治衰微，周穆王讨伐大戎，获得四条白狼和四只白鹿就回来了。

从此以后，荒服的戎夷之人不再来镐京进贡。于是周王朝就制定了《甫刑》的法规。穆王以后二百余年，周幽王因为宠幸褒姒的缘故，与申侯有了仇怨。申侯动怒，就和犬戎一起在骊山之下攻击并杀死了周幽王，犬戎就夺得了周朝的焦获之地，居住到泾水和渭水之间，侵犯中原地区。这时秦襄公援救周王朝，于是周平王离开了酆京、镐京，向东迁徙到洛邑。就在这时，秦襄公攻打戎人来到歧山，开始被封为诸侯。此后六十五年，山戎越过燕国进攻齐国，齐釐公同山戎在齐国城外交战。其后四十四年，山戎进攻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北上讨伐山戎，山戎逃跑。这以后二十多年，戎狄来到洛邑，攻打周襄王，襄王逃奔到郑国的氾邑。

最初，周襄王想讨伐郑国，所以娶了戎狄的姑娘作王后，同戎狄之兵一起讨伐郑国。不久，襄王废黜了狄后，狄后怨恨；襄王的后母叫惠后，有个儿子叫子带，想立他为王，于是惠后同狄后、子带为内应，为戎狄打开城门，因此戎狄才能进城，打败周军，赶走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中的一些人就住到了陆浑，东部到达了卫国，侵犯虐害中原人民，中原人痛恨他们，所以《诗经》的作者们作诗说“打击戎狄”“讨伐猃狁，到达大原”“出动军车，战马盛多”“在北方筑城”。周襄王在外住了四年，于是派使者向晋国告急。当时晋文公刚刚即位执政，想要创建霸业，就发兵讨伐并驱逐了戎狄，杀了子带，迎回周襄王，居住在洛邑。

这段记述能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在我们的国家真正形成之前，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一直是在打打杀杀中进行融合的，中原人士的逃亡或者流亡以及中原军队的出征，始终都在“同化”着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而且，在这段记述里，人们看到了周王朝与少数民族的通婚，甚至，戎狄的姑娘作了周朝的王后。

一国之后，母仪天下，这个重要的概念，想都能想出来，母仪即封建社会所规定的为母之道，王后就是国母。《东周列国志》中说，皇帝是天子，如同百姓之父。皇后自然为民之母，要行礼数规定的为母之道，恩慈黎民，母仪天下。周人把匈奴人的女子当作王后，真是太有气场了，这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标志性事件。

同时，应该看到，惠后在打开城门引匈奴人进入中原地区的那一刻起，中国历史上更大的民族融合已经开始。卫国在今河南省黄河北部，河北省邯郸市及山东省聊城市西部一带等，商鞅、吴起、吕不韦、聂政、荆轲以及孔子的学生子路等等大名人都是卫国人，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一定有着民族融合的血液。当然，人们更应该看到，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就“结仇”了，匈奴人因此被排挤至“外国人”之序列。

在这里，有必要对《史记》中提到的“荒服”这一历史名词作出解释：荒服，古“五服”之一。称离京师二千到二千五百里的边远地方。亦泛指边远地区。何谓“五服”？《 国语 ·周语》记载，周穆王 时祭公谋父曾阐发过“五服”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 。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具体而言，即以王畿为中心，按相等远近作正方形或圆形边界，依次划分区域为“甸服”“侯服”“宾服”（汉书作“绥服”）、“要服”“荒服”，是为“五服”。

这就是我们中国——“五服”之国。《史记·五帝本纪》：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

意思是：禹的功劳最大，导通了九大山，整治了九大泽，疏浚了九大河，界定了九大州。各州都拿特产来入贡，没有不合规定的。五千里见方的领域，一直通到边陲的荒服。南方安抚了交阯、北发，西方的戎、析枝、渠庾、氐、羌，北方的山戎、发、息慎，东方的长、鸟夷。四海之内，都感戴帝舜的功德。于是禹创九韶的音乐，使各方奇异的珍品都致送到中国来，凤凰也来展献舞姿。

五千里见方的领域，一直通到边陲的荒服。这也是我们的中国。

《史记·匈奴列传》：当是之时，秦晋为彊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译文：在那时候，秦、晋是强国。晋文公赶跑的戎狄，居住在河西的圁水、洛水之间，称为赤狄、白狄。秦穆公得到由余的帮助，使西戎八个国家都服从秦国，所以从陇地往西有緜诸、绲戎、翟、豲等戎族，歧山、梁山、泾水，漆水以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戎族。而晋国北部有林胡、楼烦等戎族，燕国北部有东胡和山戎。各自分散居住在溪谷里，都有自己的君长，常常相聚在一起的竟有百多个戎族部落，但都不能相互统一。

然而，统一国家和民族的事儿谁干了呢？当然是后来的秦皇汉武。神州行是夏后氏之苗裔的匈奴人是中国人，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史实或事实，冒顿在夺取单于之位后，以部落联盟的方式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匈奴政权，其疆域最东达到辽河流域，最西到达葱岭（现帕米尔高原），南达秦长城，北抵贝加尔湖一带，面积约600万平方公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汉武帝就是为这600万平方公里而战的，进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