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回忆录的日子里，往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从眼前掠过。
回忆的同时，我也在思索。
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我有过失误，有过缺点，但我感到无愧和欣慰的是：
我“活着干，死了算，革命到底”的革命初衷始终没有变，我不甘落后、积极进取的精神始终没有变。
靠着这两点，我在革命的道路上磕磕绊绊走了半个多世纪，勉强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1914年11月16日，我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区秦罗庄。
家中除了父母、大伯之外，还有哥哥、姐姐。因为是幺儿，家人对我自然多了些疼爱。
幼时的我，生性好动，爱唱爱跳，不腼腆不怯场，就是不爱读书。
上了一年私塾，因经常逃课被老师罚跪，打手心，我就回家下田干活了。
干活我是一把好手，父母祖辈都是朴实的农民，只要不懒爱劳动就是好孩子。
我不仅得到家人的认可，还得到乡亲的赞赏，在村里一般大小的伢子中，算得上是个“领袖”人物。
经常把他们组织起来，模仿戏班子演大戏，或者玩打仗游戏，应该说，过得还是很快活的。
不过，我也有痛苦，就是从小受着疾病的折磨。
我有哮喘病，犯起病来，一点不能活动，人躺在这间屋子里，隔壁屋子里的人都能听见我的喘声，找村里、镇里的医生看过，都没看好。
一天，村里来了一位牵骆驼的江湖医生，给了我母亲六包红色粉状药，让我们找六个绿壳鸭蛋，每天往一个鸭蛋里灌进一包红粉药，封住蛋口后把蛋放在火里烧熟后吃。
我母亲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在我每天放牛回来后就按这个办法烧个鸭蛋给我吃。
那蛋的味道是极难吃的，但为了治病，每次我都硬着头皮把它强咽下去。结果，吃完这样六个蛋后，我就真的再没犯过哮喘。
治病这件事是我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哮喘病治不好，我就不能参加红军，踏上革命的征程。
我的病治好了，全家都很高兴。可没想到，紧接着却是一连串的不幸袭击了我的家。
由于连年灾荒，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黄安县，瘟疫流行。
十岁时，母亲去世了。第二年，我的父亲和伯父也相继撒手离开了人间。眼泪还没哭干，我的哥哥又于第三年病故。
亲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如同一阵又一阵的晴天霹雳，抽打在我幼小的心上。
偌大的一个家，只剩下我一个人。
白天还好过，一把铁锁挂上门，我操起家伙下田去，农忙时还和别家换工。
夜里就难熬了，我家住在山坡靠山根的地方。庄户人家老鼠多，到了夜深人静，便是老鼠的天下，一群一群绕着房间吱吱乱叫。
有关鬼妖神怪的传说，我听过不少，老鼠一叫，就瞎联想，仿佛真的看见青面獠牙的鬼怪，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
想打不敢打，想逃逃不掉，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用被子把脑袋蒙起来，在心理上多了些安全感。一睡着，那就什么也不怕了。
家道一落千丈，三里之外都能看见房顶上呼呼直冒的“穷气”。过去那些亲热的笑脸就很少见了，连故亲远戚都少了来往。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乡亲们都是穷人，自己糊口尚且勉强，谁有能力收养我这个穷小子呢？
过去，大人们都在，我最盼着逢年过节。因为逢年过节有好东西吃，还有赏钱，村里镇上还可能有演大戏的。
可现在我最怕过年过节，怕听爆竹声，怕见别人家的灯光。
我曾听老人说过，人死之后灵魂要升天。我常常在心里想，父亲母亲在天上，看见我在受苦，会不会从天上走下来看我？
可是这种奇迹却从来没有发生。
死的已经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活着的还要在生活的路上坚定地往前走下去。
短短几年，我像长大了十几岁。
经历了这么大的变故，我想的问题要比别的孩子多得多。
我不仅要把劳动和过日子的一系列问题想得周全，我的思路还能触及一些简单的社会问题。
譬如，为什么有些人过去对我家很好如今却对我冷眼相待？
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穷有富？
有时候心里想，这个世道不公，应该改变。至于怎么改变，心里自然是不明白的。
10岁那年，我听村里的人摆龙门阵，说是县城里学生乱哄哄地起事了，要造地主土豪和军阀的反。
又说县城里大街小巷都贴着两幅画，一幅是蓄鹅头的画像，一幅是蓄平头的画像。
蓄鹅头的画像是个姓列的俄国人，叫列宁，他帮助中国穷人。蓄平头的是个日本人，叫帝国主义，他提出“二十一条”, 要灭中国。
我们这些伢子虽然不懂更多的道理，但“我们是中国人”这一条是不含糊的，爱国之心是与生俱有的，正义感也是与生俱有的。
我们从心眼里爱戴那个姓列的俄国人，而痛恨那个名叫帝国主义的日本人。并且在心里暗暗使劲：“狗日的小平头，要是到秦罗庄，让我撞见了，非唾他一脸唾沫不可！”
随着外面世界革命浪潮的不断兴起，乡下也开始动荡起来。或许是早当家的缘故，我比别的孩子又多了一份机灵。
我敏感地发现，村里的一些大人除了忙着种田以外，还忙着别的什么事情，神秘兮兮的。
家乡一带偶尔会出现几张陌生的面孔，他们总是那么行色匆匆。
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大事情。
一天清晨，我照例同几个小伙伴一起到对面山坡放牛。在路上我们发现了一件让我们惊奇不已的事情。
头天夜里下了一场雨。我们家乡是红沙地，雨水一浸，又板实又平滑。
我们就在这又板实又平滑的路面上看见了一些奇怪的鞋印，里面有弯弯曲曲的图案，经络非常清晰。
这种鞋印，绝不是我们家乡那种线纳的、麻搓的鞋底踩的，过去我们根本没见过。
可以肯定，这样的鞋印是有来头的。
后来，我们从路边，从草棵里，从盐店河畔，又发现了许多这样的鞋印。
不久，村里就传得沸沸扬扬了，说有共产党的队伍往南边去了。那种鞋子，是胶鞋，也被人叫做“马克思鞋”。
乡下人传得活灵活现，说穿“马克思鞋”的都是共产党，共产党打土豪，把田地分给穷人，他们走的是一条革命路。
这些话像一团火苗在我心中点燃并越燃越旺。我决心丢掉这个家，穿“马克思鞋”，走革命路去！
秦基伟将军一家在故居的留影
我开始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很快当上了自卫队员。我也知道，革命是有危险的，弄得不好，不仅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脑袋搬家也是极有可能的。
不久前到七里坪赶集，我就见到过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的事情，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他们在倒水河的沙滩上挖个坑，把捉来的共产党员放下去，再用沙埋，埋得人只剩脖颈和脑袋露在外面，然后往沙里浇水。
水渗进沙里，越浸沙越紧，人就活活地窒息了。
这一幕惨景，并没有把我吓倒。恰恰相反，我反而从另一角度想了许多问题。
革命是怎样一回事呢？那些官老爷和富人为什么这么仇恨革命呢？
富人们越是仇恨，就越说明这是桩穷人的事业。
还有，国民党反动派拼命地抓呀杀呀，怎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不顾一切地去闹革命？
那些死去的人难道不知道革命是要担风险的吗？我想是知道的，知道风险而不畏风险是为什么呢？
因为值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业。
不能否认，在我迈上革命之路的时候，多少有一些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动机。
1927年秋，我盼望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鄂豫皖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我虽然还没穿上“马克思鞋”，却毫不含糊在11月13日这一天，扛着一根红缨枪，跟着本村农会的乡亲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当天夜里，我们从七里坪出发，直达城北三里岗。沿途人山人海，刀枪林立，口号震天。
到了14日天快亮的时候，黄安、麻城两县的农民起义军已将黄安县城围得水泄不通，群众四面出击。
这次参加黄麻起义，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革命，不再是街谈巷议，也不再是凭空想象。我不仅亲眼看见了，而且亲身参加了。
回去后，我那份热情再也冷不下来了。
不久，黄麻特委将参加暴动的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编为中国革命鄂东军。我因年龄太小，未能正式参军，就留下当自卫队员。
在斗争土豪劣绅时，我负责维持大会秩序，喝令地主老财，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督促他们为参加斗争会的群众烧开水。
为了表示革命的坚决性，我把剩下的一两张土地契约，拿到农会当众烧掉。为了革命，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那一阵子，我们干得好开心。
可我们哪里知道，在秦罗庄千里之外，一块阴险的乌云，正在慢慢地向我们移动。
秦基伟将军（右一）参加“黄麻暴动”（油画）
黄麻起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
他们急忙调兵遣将，积极策划对黄麻起义军的军事进攻，企图消灭鄂东军，扼杀刚刚诞生的红色力量。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鄂东军撤出黄安，转战木兰山地区。黄安县城被敌人占领了。
起义军转移之后，黄安、麻城人民又遭殃了。
敌人向起义地区疯狂反扑，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纷纷返乡，勾结国民党军，重建各级反动政权和反革命武装，进行“清乡剿共”。
我不仅参加过“黄麻起义”，而且是自卫队员，自然也是敌人要捉要杀的对象。
田地是没法种了，家也不能回了，成天东藏西躲，夜里就往山上跑，带着铺盖、蓑衣，选个荒岗坟地，倒头便睡。
这一番历险使我知道了，穷人要想过上富日子，就必须拿起武器去斗争。
1929年8月，我还不满15周岁，跟本村的伙伴一起，到乡里苏维埃政府软缠硬磨，终于磨到了一张介绍信。
拿着这张介绍信，我们一路疯跑，找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成了红军的一员。
有件小事，说起来挺有意思。
当时，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有7个人，乡里乡亲，半大伢子，在一起玩熟了，参军了也不想分开。
于是我们就商议：分兵排队时站到一块儿，最好分到一个班，哪怕分到一个排也行。
谁知分兵的干部精得很，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故意跟我们过不去。
集合之后，他让我们报数一二三、一二三。报完之后，让报“一”的上前一步，报“三” 的后退一步，报“二”的原地不动。
这样一来，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分成了三行，每行到一个团。
这下倒好，本想分在一起，却偏偏各奔东西了。
我被分到三团机枪连当战士。
在红军的幼年时期，相当数量的指挥员都是从俘虏中改造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他们搞训练基本上还是按国民党那一套，军阀作风十分厉害。
动作不规范，有时会受到体罚。一天正步拔下来，两条腿僵得就像木桩，解大便都蹲不下去。
要说苦，那可真苦。骂两句、打耳光是常有的事，虽然是红军战士了，可15岁的我也偷偷地哭过几次。
之前私塾老师体罚一下，我就丢下书本跑回家。现在，我可是抱定了一个信念，你训我受，骂我听着，打我不走，这个红军是当定了，我是一定要当到底的。
军队的生活，一个连队就像是一个家。
我那时候把炊事班长看成是这个家的家长。因为炊事班长掌管着全连的伙食，同时炊事班长的年龄也大，比连长指导员都大，被全连尊称为 “老班长”。
当然，这个家同由父母兄弟姐妹组成的小家庭大不一样。
譬如吃饭，一个班一桌，一个值班员，把大家的热稀饭都盛好。饭前要站队，还要唱红军歌，然后吹哨解散、全班围坐，坐好了只能看着不能吃，值日排长又吹一遍哨子，这才一齐端饭。
红军吃饭绝不会有人说话，满屋子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喝稀饭的吸溜声，可以说是争分夺秒。
等值日排长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啾”一声哨，不管吃饱没有吃饱都算完事，放下碗后就得去集合。
红军的饭实在不是好吃的。刚开始根本吃不饱，更谈不上品尝味道了，谁细嚼慢咽，那就非挨饿不可。
后来就动脑筋、琢磨要领，为了提高速度又避免烫伤，先转圈吸碗边，边吃边用筷子搅，大吹气，小吸溜。
就这样，我逐步养成了快吃快咽的习惯，最后想慢也慢不下来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管是当军长、司令，还是国防部长，只要不是外事活动，我吃饭的速度一般人是跟不上的，东西一到嘴里转眼就下肚了。
我在机枪连当了四个月的战士，赶上了第一场战斗。
我连枪都没有，舞着一根梭镖跟着部队往前冲。
什么也没有多想，只想着赶紧冲到前面去，缴一支枪回来。
这一仗我果然实现了愿望，缴了一支枪——单套筒，虽然比捷克式大盖差点，但终究比梭镖强。
背起单套筒，顿时觉得精神了不少。
根据这次战斗表现，我成了副班长，还被保送到随营学校去学习怎么打仗，参军不到一年，我也正式入党。
1932年5月，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接连打退了三次国民党“围剿”，鄂豫皖苏区得到扩大和巩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根据地。
蒋介石随即对红四方面军开展了第四次“围剿”。
当时，我所在的部队负责围攻麻城，但在陡坡山遭遇敌人阻击。这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肉搏战，谁离死神都只有一步。
仗打得非常残酷，冲锋地段全是开阔地，完全暴露在敌火力之下。
我们武器差，压不住敌人火力。我和副连长带一个排率先出击，指导员带一个排在翼侧吸引敌人火力。
还不错，我们一次到位，虽说倒下了几个，但三分之二都冲到了工事下面，钻进了射击死角，当时就搭起了人梯。
人梯搭上后，我第一个攀了上去。
我这么一上，副连长和排长，还有几个党员都上来了。工事虽然坚固，但并不高，没等敌人回过神来，我已攀到了豁口。
我的手里举着顶上火的驳壳枪，眼见一个敌人瞄着我，我刚一出枪，叭的一声，他先打响了。
一枪打在我的右胳膊上，我的枪也打掉了，当即从豁口上滚了下来。我还想上去，却被通信员扑上来按住了。
我负的伤虽然不是要害部位，但很致命，动脉被打断了。
多亏了我的通信员，他好像很有经验，用白布把我的胳膊捆得完全失去了知觉，到医院根本解不开，手插不进去，只好用剪刀剪。
要不是这么捆，动脉流血，几分钟就没命了。
陡坡山战斗之后，部队老是打不了翻身仗，医院的困难可想而知。要药没药，要医缺医，轻伤拖成了重伤，重伤死了好多。
我的伤，子弹是从胳膊内侧钻进去的，从胳膊外侧穿出来。由于缺药，卫生条件差，伤口已经感染，烂出臭味，疼得钻心。
后来，红军主力进攻受挫，改成西进，走的路线全是白区，伤亡很大。
医院里伤员又增加了一大堆，根本没法带，只有动员疏散，藏到老百姓家里养伤。
我记得是一个下午，有两个人到我住的老乡家里看我，问这问那，很关心。
他们没说主力要走，也没说要我做什么，就是让我好好养伤。临走的时候，给了我两个银元宝。
他们一走，我就犯开了嘀咕。
我分析，主力肯定要走。而且，不可能把伤员带走。
主力要快速摆脱敌人纠缠，必须轻装，轻重伤员窝在一起谁也走不了，这是显而易见的。
想到这里，我就警觉了。下午来的那两个同志，分明是代表组织向我告别的，虽然没有明说，但给我那两块银元宝就能说明问题。
一个下午，我坐卧不安。
我知道上级的难处，留下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可不管怎么说，我也不甘心被丢下。
我已经是红军了，而且入了党，当了连长，可以说，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红军了。
现在不要我，让我到哪里去呢？
这里全是白区，群众还不是很觉悟，把我们留在老百姓家里，要药没药，凶多吉少。敌人来了只好束手就擒。
再说就算安全地养好伤，下一步又该往哪里去呢？
我越想越难过，越想越黯神，想到最后，我抱定了一个主意：追上去，跟上部队！
虽然胳膊负了伤，但腿是好的，照样可以行军。
部队不是要轻装吗？那好，我什么也不要。
不是怕伤员拖累吗？那好，你们前面走，我后面走，你们该打照打，该跑照跑，我能跟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什么时候走不动了，就地倒下，也算革命到头了。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留下。
果然，我的推测没错。
太阳落山，天色暗下来之后，村子里有些动静。
我从门缝往外看，医院晾晒的绷带已经收了，骡马驮子都披挂就绪，一些红军战士正在挖土填行军灶，还有些同志，把那些缴获的重火器拆散，能毁的毁，不能毁的埋掉。
看这阵势，主力马上就要离开。
那当儿，许多伤员根本就不知道，有的在睡觉，有的躺在门板上瞪着大眼看屋顶。
我心里想，对不起了，同志们，我没按组织的要求做，你们好好养伤吧，革命胜利那一天咱们再见。
主力前脚刚走，我后脚就离开了村庄。
这一路，可真是辛酸。
刚开始，不能跟紧了，怕让部队发现了撵回去。走了一段路程，估计不至于往回撵了，就往前追。
追上了也不敢走大路，大路给主力走，部队成建制有单位，不能乱插，插进去了也要挨刮。只能走在一边，逢山过山，逢水涉水，有路没路，自己想办法。
到了部队宿营吃饭，我就藏在一边等，等同志们吃完了，我就跑去帮炊事班收锅，顺便捞两口吃的。
那时候生活差，同志们都吃不饱，能剩下多少呢？饥一顿饱一顿，完全没保障。
到了河南境内，我的伤口严重化脓，散发出很强的臭味，但是不疼，烂得麻木了。
我想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便找到总部医院，医院的同志也很为难，但最后还是说，既然追上来了，那就跟着一路走吧。
他们给我洗了洗伤口，上了点药，我这才觉得又回到家了，心里踏实了许多。
可是不久，情况又起了变化。
1932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路艰苦征战，从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杀开了一条血路，沿西北方向往河南西部进发。
沿途人烟稀少，满目苍凉。当地居民大多迁居外逃。部队找不到吃的，只能靠野菜野果充饥。
此时已是初冬季节，干部战士穿着单薄，衣衫褴褛，真是饥寒交迫。
11月上旬，我们到达鄂、陕边界的漫川关地区，部队经一夜苦战，于天亮突出了包围圈。如果天亮前还没突围出来，红四方面军就有可能全军覆灭。
漫川关一仗，虽然突围出来了，可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增加了一大批伤员。
可是部队还要走，没有个家，就只好流动作战，不知道哪里能安住脚，在战斗中寻找根据地。
部队一行动，伤员还是没法带，我又差点第二次被丢下了。
这一次，医院里把我们10个人安排在一个山沟小庙里，也是给钱，说是让我们养伤。我是老伤员了，当然知道给钱是什么意思。
这一回，我干脆去找部队领导，向他们表态：
“我秦基伟当初参加红军，就是要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死了算。现在我还有口气，就不算革命到底。眼下部队很困难，我也知道。但我伤的是手不是腿，可以跟部队走，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绝不会成为负担。”
领导见我说得很坚决，想了一下，同意了。
从陕西到四川，这一路上我胳膊没换过药，干睁着眼看着它一点点地烂下去，硬是没一点办法。
行军休息和宿营的时候，我解开绷带，任脓血往下淌，那个臭味，连我自己都受不了。
然后，还是用那条绷带，再把伤口捆结实。
这样对付，焉有不烂之理？
我的右小臂烂了半边，所幸后来进了四川，中草药多，得到治疗，这条胳膊总算保住了，留下一个碗口大的疤。
1936年10月，我们红四方面军经过一番波折，终于跟红军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了。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决定发起宁夏战役，控制河西走廊，接通苏联，这在当时叫做“打通国际路线”。
11月上旬，中央军委又提出了新的作战计划，放弃进攻宁夏，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消灭军阀“马家军”，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
当时，上面天天宣传“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红军援助”，那当然鼓舞人心啦。
可是，要走多远，困难多大，后果如何，那只有天知道了。
记得政委动员时，说得慷慨激昂：“同志们啦，掰着指头算一算，马家军有多少人啦？再掰着指头数一数，我们每个人带了多少子弹啦？一颗子弹消灭一个马家军，还剩多少子弹啦？”
咦，乍一听，他这个算法还挺鼓舞人心的。
是啊，我们也有几万人呀，每人少说有十发子弹，那不就消灭他几十万了吗，青海、宁夏两省的马家军加起来也不够消灭呀。
可是，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我们是两条腿，马家军都是骑兵，四条腿。我们白天也走，夜里也走，不停地走，拼命地走。
敌人夜里舒舒服服地睡个觉，天亮骑上马，仍然是舒舒服服的，一会儿就把我们追上了。
过黄河时，我们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粮食，如今向西，沿途人烟稀少，缺粮少水。大军一过，风卷残云，地里找不到一片菜叶子。
再一个问题是缺子弹。
情况远不是像领导说的那样，一颗子弹就能消灭一个马家军。他是骑兵，运动速度快，不晓得多少子弹才能打中一个，打中了还不一定死，他负伤了还照样拿马刀砍你。
我们渡黄河时还是秋天，穿的都是单衣。到了河西走廊，已是冬天了。
西北的冬天，气温相当低。打仗跑起来一身汗，隐蔽时停下来就是一身冰。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孙子就有告世警言：“军无辎重则亡，无委积则亡，无粮食则亡。”我们当时的处境，不幸恰好被先人言中。
1937年1月上旬，我军连占高台、临泽两地，部队就地筹粮休整。
不久，孤守高台的红军团血战十多天后，弹尽粮绝，高台失守，敌人便掉头转攻临泽。
当时，临泽城内最高首长是总供给部郑义斋部长，这里有驮军费的辎重部队，造子弹、手榴弹的小兵工厂，警卫连，机关干部，以及一个妇女独立团。
在我记忆中，战斗最残酷的时刻，妇女团多了个任务——捡石头。没弹药了，我们只能用石头砸。
悲壮的红军妇女独立团（油画）
我受命负责指挥这次保卫战。
当天夜里，我带着机动排沿城墙巡逻。这时敌人已把我们围得铁桶一般了。
骑兵在城墙外耀武扬威地游弋，骑兵后面是步兵。他们在开阔地带搭起不少帐篷，燃起许多篝火，那阵势很有点像古代的部落战争。
入夜，许多同志都提议杀出去，突不了围，也要拼他一场。
陷此重围，我又何尝不想拼呢？
可是，城里只有我手里抱着一挺机关枪，子弹还不多。如果往外冲，在那片没有依托的开阔地带里，很难冲出去。
再说，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守，争取时间，等待三十军主力增援。
如果冲出去，人财都要受到很大损失。
当夜，我坚持按兵不动，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各个方面的战斗准备工作。
第二天拂晓，敌人的攻击开始了。
他们先用山炮猛轰城墙，几分钟后，城墙的胸部出现了几个豁口，敌人快速搭上梯子，挥着马刀往上冲。
敌指挥官还在后面拍屁股大喊：“弟兄们冲啊，城里都是女红军，冲进临泽城，一人一个老婆！”
还有人喊，说城里是红军的经理部，有金有银有白面。
这个话一喊，真像激素一样管用，一听说有黄金有鸦片还有女人，敌兵们一个个都拼命往上冲。
敌人是拼命地冲，我们是拼命地打。
集中所有的长枪、短枪一齐射击，手榴弹、石头、砖头，劈头盖脸地打过去，那时候也不顾那么多，见什么用什么。
身边有顺手的家伙，抄过去砸哟！
所谓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这时候一点不假。
我抱着一挺轻机枪，打一阵换一个地方，一是为了指挥，二是给敌人造成错觉，好像城内到处都有轻机枪。
就这么你来我往，你进我打，从拂晓打到中午，敌人伤亡一大堆，也没有打进临泽城。
坚守到第三天的时候，敌人发动更疯狂的冲击。整个临泽城，在枪炮声和喊杀声中颤栗。
眼看一个头上裹着绷带的女同志，双手擎着一块大石头，追打攀城之敌。一个马家军军官在三十米外向她瞄准，被我看见了，横起机枪一个点射，马匪当场毙命。
数次攻城没得手，敌人恼羞成怒，为了节约子弹，我们很少开枪了，主要是用大刀和石头。
战斗中，我负了伤，敌人的子弹打在我的机枪上，弹起来，削伤了我的四个指头。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浑身都是别人的血，自己流了血，也没有察觉。
我抱着机关枪，哪里敌人最密集，我就往哪里打。
战后有个同志问我那次战斗打死多少人，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机关枪“点名”点了几天，谁能数得过来啊？
后来，我们根据总部的指示，利用雪夜作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
直到半夜敌人才发觉，追到城东南沙滩间，又打了一阵，我们最终突围了。
指挥我们的郑义斋部长在突围途中，再度遭遇包围，为了掩护战友撤离，壮烈牺牲。
突围后，我们又转移到临泽以南三道流沟地区，喘气尚未均匀，大批敌人又蜂拥而至。
在三道流沟同马家军激战11天后，眼见待援无望，弹尽粮绝，徐向前总指挥再次组织突围，向祁连山里转移。
进了祁连山，就更悲惨了。
地上两尺多厚的雪，树上几尺长的冰凌。冰天雪地，别说棉衣，单衣还是破的。
打仗时拼命，觉不着冷。战斗停下来，就感到冻得要死。手一挨上石头就冻上了，再拿下来得粘掉一层皮。
无后方，孤军深入，“裸体跳舞”，无策应，无支援，真是寸步难行。
没饭吃的人，劲头还不如饱食的狗；没子弹的步枪，还不如梭镖好使。我们饿着肚子、光着膀子在雪山里转了一个礼拜，转得眼睛发黑。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喇嘛庙，进去东翻西翻，翻出点大米，可稀饭还没煮好，敌人又找上来了。
我急忙组织应战，一仗下来，刚成立的游击队被打散了。
拼死突出包围圈，我身边只剩下3个人。
西路军被打散之后，马步芳就在辖区内下了通告，逮住我们一个人，给多少多少钱。
山里很少发现住有人家，但山沟里有淘金的，那些人也不知红军是好人还是坏人，但钱是好东西他们知道。
冰天雪地里淘金不容易，他们就把红军当金淘，发现了就报告，领赏钱。
这样一来，困难就更大了，盼着见到人，能弄点吃的，可一见到人，行踪也就暴露了。
我们4个人又在山上转悠了两天，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
我们几个人商议，意见很一致，都同意下山，与其饿死，不如闯闯试试，横是死，竖也是死，万一能闯过去，还可以活着干革命。
记不清是在祁连山的第几天晚上，我们带着武器，摸下了一条山沟。
没走多长时间，就看见一处火光，大家顿时振奋起来，顾不上多想，甩腿下了沟底。
沟底是一家游牧民的棉帐篷，样子有点像蒙古包。
我们进去时，只有一个男主人出来招呼。
我们钻进去，连讲带比划，向主人说明了借他帐篷暖和一下，又掏出钱，买了一只羊。
主人他在一边杀羊，我们就在一边烤火。
帐篷里暖和得很，不多会儿羊肉炖出了味道，咕咕咚咚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又暖和，又有肉香，就像进了天堂，我们都有些晕乎乎的了。
羊肉煮好后，我们不用教就学会了“手抓羊肉”。
4个人围坐在火塘边，你扯一块，我撕一碇，一顿狼吞虎咽，转眼间一头整羊便找不到踪影了。
吃完了羊肉，天已经快亮了。冻饿了这么多天，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个“天堂”，谁也不想走，都想迷糊一会儿。
我虽然也对这个帐篷难舍难分，但是知道此处绝不是久留之地。我连商量带命令，硬是把他们3个人催起来了。
岂料尽管我们有警觉，但还是迟了。
刚刚钻出帐篷，周围的枪就响了，随即传来喊话声：“把枪放在地上，不要乱跑！”
抬头一看，天啊，一圈子都是马家军，帐篷已被包围了，枪全是冲天打的。
敌人说不跑，可我哪能听他的。
枪膛都是顶上火的，我们擎出来就打，边打边往山上跑。可是跑到山上，后面也是敌人，仍然不紧不慢地喝令我们交枪。
在这种情况下，突围是不可能的了。我扫了一眼，另外3名同志也在看我。
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抓活的。
战争年代的秦基伟将军（中）
我向他们做了一个手势，举起驳壳枪对准了自己的脑门，枪膛里还有最后一颗子弹。
然而，就在我即将搂火之际，一位同志一头撞过来，把我撞了个趔趄，另外两个同志也扑过来，一边一个架住了我的胳膊。
大家意见一致：无论如何咱们不能自杀，只要活着，还可以斗争，自杀就什么都完了。
同志们这样一说，我也觉得有道理。
首先是活着，然后才能谈得上革命。这次被俘，未必就死。只要不死，总有办法。
当时，我的枪已经被他们下了，想死也死不成了。
就在瞬间的工夫，敌人已经拥到跟前，几十条枪对着我们。抓我们的时候要搜身，我反抗了一下，被抽了两鞭子。
我们被绑着双手，在沙漠和沼泽里走了一天多，到了一所兵营。
我们这几个人，都很乐观，没有那种打败仗的沮丧和阶下囚的恐惧，饭端上来，管他娘的，稀里哗啦吃了一肚子。
要杀要剐，随他的便。
可是，一连等了几天，既不审讯，也没被杀头，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才知道，我们这次被抓，不幸中又有大幸。
原来，俘虏我们的是“马家军”里面的马禄旅。
就在几个月前，马禄旅在进攻我军时被我九军包围在锁阜堡，困了半个多月，差不多也弹尽粮绝了。
当时党中央有指示，要求多做马家军的统战工作。
经过一再宣传, 马禄表示愿意接受联合抗日的主张。我军于是网开一面，放了他600多人一条生路。
后来马禄虽然继续同我们作战，但有一条，不杀红军俘虏。
如果我们是被其他的“马家军”抓去，那是必死无疑。
不久，我们被层层送到了张掖，又从张掖送到凉州。我们在这里坐了40多天牢。
审讯的时候问我身份，我回答是红军士兵。
审讯人不信，说：“你是南方人，该是老共党。”
我说不是，南方人也有新当兵的，我是跟着别人才跑出来的。
问我为什么当红军，我回答说当兵吃粮，别的不为什么。
审讯的人见我说的没什么破绽也就相信了。
可是后来出了个叛徒把我出卖了，他对敌人说，“那个团长好凶噢，过草地时又打人又骂人。”
敌人又审讯我，说我不老实。
我说：“老实说吧，我当过连长，但真的没当过团长。当连长时负伤了，后来就负责训练新兵。一大堆新兵在一起，嘴上叫新兵团，其实也没个委任状，怎么能算团长呢？”
我说得振振有词，敌人半信半疑，但也不再追问了。
没过多久，又出了个叛徒。
他不供我是团长、师长，也不供我是总供给部的处长、梯队长，而供我是徐向前手下的参谋。
这一下可不得了，在马家军的眼里，总指挥部的参谋那是高参。这以后，连看守都喊我“秦参谋”。
虽然当了阶下囚，但当时国共合作呼声正高，加上马禄同红军多少有点默契，所以没怎么折磨我们。
有些审讯都是象征性的。对我们的行为也有些睁只眼闭只眼的意思，所以我们吃的苦头并不多。
当然，伙食很糟糕。一天两顿饭。
吃什么呢？打下的小麦简单地碾一下，荻皮子也不筛掉，放点盐巴，煮成稀饭。一人一个大土钵子，每顿饭一钵子，像喂猪。
住了几天牢，环境适应了，我们的革命工作也开始了。
当时住在一个狱里军官干部，利用放风晒太阳的机会，经常凑在一起商议，成立了“狱中党支部”。
支部工作的重心就是两条：
第一，就是做好牺牲的准备。死，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但要死也得死出个红军姿态。一旦敌人杀我们，要昂首挺胸喊口号，喊“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要让群众看见我们的形象。
第二，如果敌人暂时不杀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带领大家逃跑，逃出之后，能找到部队更好，如果找不到，我们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队伍扩大了，再去寻找主力。
大约又过了半个月，国民党军队把我们往西安送，要把我们送到南京感化院去“换脑子”。
在路上，党支部开了个碰头会，大家意见十分一致：跑！
敌人一个营押送我们，被俘人员共有一千多。
我们这些中上层指挥员被编成一个“军官队”，有50多人，是重点防范对象。
夜里看守得尤其紧，一到宿营地，让我们挤在骡马店里，外面要放很多哨，很难行动。相反，白天则有机可乘。
我们一千多人的队伍，老弱病残都有，还有二十几个女同志。
敌人的一个营分前、中、后配置，不是分散看押，而是以连为单位整队前进，原因也是害怕，怕我们中途零打碎敲地收拾他。
这样一来，就方便了我们。我们事先向大家交代，走的时候前面的快走，后面的故意磨蹭，把队伍拉长。
长到什么程度呢？
敌人跟在中间的那个连，差不多看不见前面和后面的连队。中间那个空当子，就是我们自由活动的天地了。
我们支部几个人按照分工，给“军官队”的每个人都打了招呼。从平凉到泾川之间，除了不到10个人不愿跑以外，想跑的都跑了。
我是假装解手溜到路边的。裤子假模假式地脱了一半，瞅瞅前无兵后无丁，裤子一提，溜之大吉。
一脱离“囚犯”队伍，心情就大不一样，沿途问路，终于找到了红军三十一军的接待站。
不久，就被送到援西军驻地靖原县。当时,中央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刘伯承司令员给我们讲西路军的失败。
记得有一段话，大意是说，张国焘是一枚毒药，投到井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喝了这口井的水，需要洗一洗。
我们都是在下面工作的，也搞不清上层路线斗争是怎么回事，一听刘司令员这样说就害怕了,有些同志于是胡思乱想,担心不知怎么就挨整了。当天晚上就跑了两个团干、一个营干。
我也有些顾虑。但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跑的，既然干，就要干到底，我没做对不起党的事，我不害怕，就是斗争我也没啥，无论如何我不能离开革命队伍。
此后不久，有同志找我谈话，详细地了解我被俘后的情况，特别是开展狱中支部的情况。
了解完准备调我去司令部当参谋。由于国共合作，正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许多新问题我都不懂，我感到思想落后于形势，提出了学习的要求。
在教导团学习没几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我被编入八路军129师。
从此，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敌后抗日斗争。
这是一个天生跟战场有缘的人。
当秦基伟扛着红缨枪跟着乡亲冲进黄安县时，他的热血再也没有冷却过。
从拖着流脓的伤臂，到站在临泽的城头，那个少年一点点找到了自己的主场。
在这个主场上，有血雨腥风，有流血牺牲，有波涛暗流。
他是为战场而生的，对战场，对意外，有一种近乎天才般的敏锐。
就是那异于常人的一点点直觉，让少年的他在一场场血战中活了下来。
而要成为一代名将，光凭直觉是远远不够的。
他需要学习。
秦基伟将军的学习之路，放在今天，也依然让我们敬佩和感动。
编写：西周 霞姐（图片来源于书籍和网络）
资料来源：《秦基伟回忆录》《秦基伟画传》《本色：秦基伟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