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直皖之役，奉张出力不大，除奉军第二十八师陆续开赴北仓一线并有两个混成旅投入战斗外，余皆作壁上观，均未伤一卒折一将。

然而，战后奉张却坐享其成。当皖军全线败退时，皖军在南苑的十二架飞机和大量“军械重炮辎重物品，尽被奉军囊括满载而出关外”，气得曹锟大骂亲家“张雨亭真是地道的胡子”。吴佩孚也指责：“这是强盗行为，但吾辈不可效尤。”直军将士以奉军坐享其成，“愤懑不平，几欲动兵截击奉军”。

不仅如此，张作霖一边同曹锟谈判、分赃，一边继续派奉军入关，使关内奉军达7万之众。他把所部奉军遍布于北京之四周，北京（政府）之命运与政潮的最后解决，全在张氏之手。

段祺瑞、吴佩孚及曹锟，“均得唯张作霖之命是听”。他还利用曹锟的“不学无术”，以曹压吴——“不能刚打完一仗，再同奉军打一仗”的心理，成为北洋政府的第一号“太上皇”。

1、吴佩孚的处境

吴佩孚是直皖战争倒皖的急先锋，皖系的倒台，可以说“只是吴佩孚一军的力量”。直皖之役使吴佩孚在政治上、舆论上成为“中国当代第一号人物”，“中外报章宣传的中心伟人”。吴佩孚为此而飘飘然，自以为成为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从而在战后提出了许多政治主张。

他认为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也应当有极大的发言权，因此他的政治主张应当受到全国各方面的特别重视。然而，这只不过是他的的主观幻想，张作霖从来不把他放在眼下，张公开宣称：

我所合作的是曹经略使。吴佩孚小小一个师长，全国就有几十个师长，而我手下也有好几个。“仅与曹锟商榷国事、处理善后一切问题，而吴佩乎不过一师长，不应干涉政治。”

吴佩孚在惩办祸首方面主张将“段合肥安置汤山，候国民公决”，而张作霖、曹锟、徐世昌则坚决反对；吴在内阁问题上主张先谋统一，而后组阁，张作霖则坚持先行组阁，以便将自己的势力早日伸入中央；吴佩孚认为“新国会几乎完全是安福分子，而安福部之罪恶昭著，则新国会当然不能存在”。主张解散国会，而曹、张、徐、新则作了“断不解散之决议”。

吴佩孚认为欲求真正和平之解决纷乱时局，“唯有组织国民大会…此乃民治之真精神”，要求召开国民大会。而张作霖则持坚决反对态度，威胁曹锟说：

“如三哥任其所为，则我将单独通电反对。”并公开宣称，将来必须要“消灭这些坏的成分，把这些人，从欧美的奴役下拯救出来”。

吴佩孚的顶头上司曹锟，在奉张威胁利诱下，从自身权势考虑，也反对国民大会计划，并指令电报房通电各省各机关：

“第三师师长吴佩孚通电召集国民大会，经略使已认为无效。凡各省各机关若接得该电，一概不可认为事实；各电报局接得该电，可以随时扣留。”

曹、张二人不愿国人“只知有吴玉帅”不知有曹锟和张作霖。

因此，他们决不会允许吴氏出头露面，并“以为吴是后生小子，偏裨牙将，打仗是本分，开口伸手轮不到哩。假使吴佩孚没有国民大会的主张，也必收功高震主的恶果”。

吴佩孚完全被排斥在天津会议之外，没有发言权，而他的各项主张：

“安置老段于汤山以明此次战事之责任；迁移清室于京外以杜日后复辟之隐患等均不见诸事实；而惩办三批祸首与组织混合内阁以及召开国民大会等问题，尤多与在京各要人意见相左之处…故不能在京久驻”。

同时，吴佩孚分析了张作霖在中央和关外的野心，认为同奉张“这个仗，充其量再过两年，还是非打不可”，建议曹锟自谋直系的发展。但曹则回答：“能拖，还是拖些时候好，我们刚打完一仗，不能再打这一仗。”

吴见劝说无效，痛下专事“武力统一”和准备对奉一战的决心，决定驻节洛阳，专事练兵，“未雨绸缪，预为准备”。

2、洛阳练兵

洛阳是中国九朝古都。“人杰地灵，为十省通衢，四通八达，地理居天下之中”，为军事重地，在中国历史上，“武王在此举行过大阅兵式以伐纣王”。

到了北洋统治时期，袁世凯准备帝制不成，曾以洛阳为最后的立命之地，在洛阳建筑了一座中西合璧的陆军大营房。

张勋、张敬尧等也都先后在此驻扎过军队和训练士兵。

不仅如此，洛阳附近的巩县设有兵工厂；又有京汉、津浦、陇海三条铁路交通可通武汉、南京两大兵工厂，可以为练兵提供武器枪械，具有很大的便利条件，“欲师其进攻退守之策，或云洛阳居天下之中，最便于发号施令以抚缉四方”。因此，吴佩孚在直皖战后不得志情况下，“遂辞湘督之荐，率兵返洛，虎视天下”。

吴佩孚主要参照戚继光的练兵方法，仿照成吉思汗编练“怯薛军”的真谛，开始了他大规模地练就“怯薛军”的治军实践过程。

首先，吴佩孚成立了治军机关——教育处。

责成李成霖拟定了教育计划。他从其第三师步兵第十二标（团）训练入手，以一班12人为单位，全师步、骑、炮、辎重、电信、铁道、舰空诸队最满定员为1.2万人。再将幼年兵1000人扩充为一旅6000人，合计为相当于“怯薛军”1.8万人的计划。

在训练中，该团的一切设备、给养之规定十分完善，采取封闭式训练，不许外人参观，其训练规模、水准不亚于日本士官学校，“教育计划在非常严密地实施”。

其次，编练学兵队。

吴氏不仅考虑到要提高整个部队的身体素质和吃苦耐劳精神，而且特别注重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以最大限度地适应近代海、陆、空立体作战的需要。吴派人赴各地招募大、中学校学生投笔从戎，送往洛阳训练。

“一时开封各校学生，纷纷投效。”由于湖北当局极端仇视学生爱国，而“吴本赞成学生运动”，故“武汉学生，愿往者甚众”。“武昌大学生投笔来洛者亦不少。”以至于一时在鄂造成了“办学危机”，使湖北教育部门不得不规定了五条限制措施：

(1)确系受学校迫害，又不能见容于家庭，不能再事求学者；(2)须同学二人以上之切实担保者；(3)须开明详细籍贯、年龄；(4)身体健康，确无嗜好者；(5)须立志愿书，声明不得中途辍止。

符合以上五条规定者才可报名参军。

第三，编练幼年兵团。

幼年兵团共有1500人，招收全国各省10岁至15岁的青年学生，教官大都是毕业于士官或武备学堂的文武兼资之士及古法拳师，实行文武合一训练。

幼年兵团在学习军事技术同时，也要学习中国武术及擒拿格斗技术，以利于灵活主动地取得战争的胜利，从而培养一支文武兼备的后备力量。

第四，轮训直系师旅部队。

凡直系军队，一律深造轮训。每师出一营，每旅出一连，集合洛阳，由吴亲自督训，练就回原部队，“以收辗转教练之效”。

第五，建立军官教导团（研究团），轮训将佐，以三个月为一期。

轮训内容包括战略战术、步兵教程、简易测绘、射击教范、兵器学、内务条例等。经严格考核，成绩优良者升级，恶劣者撤职。

第六，建立航空队，以李玉珂为航空队队长，“将来实行三三制；司令部辖三个航空大队（驱逐、轰炸、侦察），九个中队，二十七个小队，每小队配机三架，添购飞机一百架”。

此外，还将配备装甲车两辆；配置拥有8个电台的无线电话队。洛阳大练兵，充分体现了吴佩孚的军事思想，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

3、洛阳练兵的特点

吴佩孚的治军要略首重选将。

他认为：

“盖得一良将，即可得无数精兵也。”“凡为将之道，冬不披裘，夏不衣葛，暑不挥扇，寒不围炉，必与土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艰苦宜居人之先，利便宜居人之后，或操或战，身为之率，苦下功绩。上有赏赐，则不归之于己，而辄归之于人。”“我有苟且之行，即不足以责人，且责人人亦不畏。而讽刺控告之端，因是以起。”“三军举动，惟号令…为将者号令不发之先，必虚衷博访，酌理准情，计时之所宜与人之所能者，毅然出之。既出之后，期在必行，用命者赏，不用命者罚。”

对于士卒，他认为：

“兵不可富，富则思家”；“兵亦不可穷，穷则生怨”；“不可过劳，劳则生变”；“不可使闲，闲则惰心生矣”；“不可过屈，屈则生患”；“不可使浪，浪则放心生矣”。对士兵要实行戒酒、戒色、戒财、戒气、戒烟、戒赌“六戒”，号召将士做到“君子以自强不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民国军人要努力“克己复礼”，作“大公无私之楷模”。

在官兵关系上，吴规定了“将犹父兄，兵犹子弟；将犹师傅，兵犹生徒”的隶属关系。

他强调：

“无父兄之养，则子弟不能成，无师傅之教，则生徒不能立。”

提倡“官爱兵”，官兵一心，“千人同心，则有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为将者既与民同劳苦，尤必善为劝导，使兵与民相习，兵与兵相亲，然后无论兵之多寡，一力一心，生死相倚”。

总之，吴氏洛阳练兵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三点：

(1)严格要求每一个指挥员，必须做到“与下级同甘共苦”，要有“不怕死”和“身先士卒”的精神和勇气；(2)要有严明的纪律，做到绝不扰民；(3)以“保国卫民”为其军事训练和教育的基本内容。

吴佩孚的战术思想，其攻守方法有三：

(1)正面攻击；(2)一翼攻击；(3)迂回攻击。三者不外正攻与辅攻，或主攻与助攻。防御线虽多，亦不外第一、二、三线之分配。其实只分攻势防御与守势防御，前者须留突击路，后者须留退却路。

吴佩孚的战略思想与战术同，不过多一种政略的应用。

主要是比较：

(1)主孰有道？即能得民心军心者胜；

(2)将孰有能？即比较双方将领才能，谁强者谁胜；

(3)天地孰得？即得天时地利者胜；

(4)法令孰行？即军中所注重者，一日军令，二日军法，若能信赏必罚，则士卒用命，战无不胜：

(5)士卒孰练？即两方将官，谁勤于练兵者孰胜。

通过洛阳练兵，吴佩孚的治军才能为时评所公认和赞许。

《向导》周报评论说：

“吴在军事上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这不仅是他在几次大的战争中表现出惊人的指挥才能，而且在训练、教育军队上也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

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吴佩孚用兵确有天才，全是从《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书得来，但变化应用全是他的天才。”

就连其政敌段祺瑞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什么兵，只要到了他的手中，就能打胜仗。1923年夏，上海大陆电影公司拍摄了《吴佩孚洛阳练兵实况》，在国内和欧美放映，使中外为之瞩目。

通过洛阳练兵，吴佩孚掌握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精兵，从而虎踞中州，威镇长江，为战胜奉系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这支有数十万人马的精兵，其战斗能力在当时的国内无与伦比。

4、夺取陕、鄂两省

1921年5月18日，吴曾派“学兵队”到郑州车站迎接参加天津会议归来的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在大雨中队伍严立不乱。

王占元不无感叹地说：说起来真惭愧，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

洛阳练兵的同时，吴佩孚又以手中所握精兵，四处出击，抢占地盘，将陕西、两湖、河南等省纳入直系的控制之下。

陕西督军陈树藩督陕5年，罪恶昭著，陕人早有驱陈之心。天津会议提出更易陕督问题，在王占元力荐下，1921年5月25日，北洋政府任命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代陈树藩为陕督”，刘镇华为省长，内调陈为“祥威将军”。同时，直系调遣第十一师冯玉祥所部第十六旅取道潼关，第七师吴新田部取道紫金关，配合第二十师阎相文部，迅速开往陕西。

陈树藩被北洋政府撤职后，选择了武装抗命之路。

6月12日，陈以陕西全体军民名义，拥兵3个混成旅，致电北洋政府，声称：

陕境安危，悉视陈去留为转移，务请收回成命；否则，取必要手段，相当对付，惟以力是听，不知其他。

准备以武力拒绝交印。同时还派出大批代表到西南各省接治，准备宣布“陕西自治”，加入西南的“联治派”。

然而当时陕西的局势对陈树藩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陕北有于右任率领的靖国军，陕南有郭坚的陕西民军，这些都是与陈相敌对的势力。而刘镇华所部“镇嵩军”及张锡元的第四混成旅虽表面宣布“中立”，但实际上却暗中与吴佩孚结合倒陈。

7月初，直军第七师由紫金关进占武关、龙驹寨，冯部第十六旅由潼关直趋渭南，以西安为目标大举向前推进。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西路游击司令郭金标也背叛了陈树藩。

7月6日，第二十师推进到离西安二十里的坝上后，陈率部退出西安，经咸阳、兴平、新口子退往汉中。陈退出西安时尚有兵力一万，所存军火，足够半年之用。而且其部下表示“甘为土匪不为降卒”，因此，陈树藩率部屯驻陕、川边境，准备待机再起。

驱陈之后，冯玉祥所部第十六旅扩编为中央陆军第十一师，冯以师长兼任陕西剿匪总司令，驻节咸阳。

阎相文于7月7日接印任事后，号召陕西民军踊跃到西安接受改编。陕南民军首领郭坚首先响应，由凤翔到西安接洽受编，却为冯玉祥等所杀。

8月13日，冯玉样和吴新田在西关讲武堂设筵欢迎郭，郭欣然赴席。当杯酒交欢之际，冯、吴的伏兵齐出，将郭推至校场枪杀，且悬首示众。

郭坚被杀10天后，阎相文出人意外地忽然吞服鸦片自杀身亡。

其遗嘱称：

(1)郭坚当杀，我不能杀；(2)地方荒乱，我不能治；(3)请刘省长将本人灵柩送往保定原籍。

阁相文自杀原因，说法很多，舆论大多认为阎之死为冯所逼。

“冯玉祥因不能见容于吴佩孚，故令随阎入陕。此次冯以皖省同乡名义结纳吴新田，对付阎相文，阁之死与冯实有关系。”

在阎西进之初，吴佩孚曾要他注意所带之人（指冯），但阎“未加深思，终被吴秀才不幸而言中”。“冯玉祥不断向阎相文要饷，逼得阎相文不久就吞了许多大烟自杀了。”

25日北洋政府下令“特任冯玉祥署陕西督军”。10月，陕西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在三原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取消靖国军，27日北洋政府任命胡为暂编陕西第一师师长。

自此，吴佩孚将自己的势力伸入陕西，控制了黄河以北地区，对奉张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但同时他又在陕陷入长期大混战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湖北自治，湘军、川军入鄂，将对吴佩孚的“武力统一”计划构成巨大的威胁。因此，吴决不会坐视不管。

吴佩孚先礼后兵，首先将战争责任推卸于湘、川及“无聊党人”国民党。他自居为正义的卫道士，指责“川湘当道，不察利害，遽起兵端，违约失信”。“是则川湘鄂战事之缘起，率由政客党人酿之，川湘鄂战争之责任，当由政客党人负之。”

随后率军入鄂，平湘征川，以武力迫使湘川签订了“城下之盟”。

通过陕西驱陈和援鄂战争，吴佩孚“不到几个月，连得了两省地盘，巧夺了两个督军”。

5、直系控制河南

河南地处中原，战略位置亦极其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直皖战前，“豫省为直皖两系生死存亡之关键，为两系必争之地”。战后则成为直奉相争的焦点。

河南督军赵倜是反皖八省同盟的成员之一，战后却一无所得。

而河南又被划入直系的势力范围，吴佩孚俨然成为赵倜的顶头上司。

对此，赵倜如芒刺在背，“深患之”，他暗与奉张通好，以资抵御吴佩孚。

1921年4月，河南第一师师长成慎被赵倜撤职，所部缩编为河南第一旅。成的私党第一团团长孙会友首先发动反对赵倜的军事行动，于4月14日迎接成慎到彰德，推为豫北军总司令，通电宣布赵倜兄弟的罪状。为了谋取河南地盘，冯玉祥旅在驻马店与赵倜所属宏威军也发生了冲突，形成南北两路夹击赵倜的军事行动。

赵指斥冯勾结成慎，扣留税款，向驻马店进攻，劫夺宏威军的枪支。冯也指斥赵首先派兵进攻确山防地，因此不得不予以还击。

但这次行动并没有取得效果。由于赵倜联络奉系比较成功，张作霖、王占元都反对更动他，而张作霖已经承认把陕西地盘让给直系，吴佩孚也不便坚持要占领河南。

在此情况下，为了拉拢交情，吴亲自带兵进攻彰德，赶走了成慎，赵倜也亲往洛阳向吴致谢，并派人到信阳向冯道款。但双方的裂痕是难以弥合的。此时吴佩孚的参谋长李卓章亦一心想染指豫省地盘，恰与冯玉祥发生权力矛盾。“李见扼于冯，以致不果，李、冯由是构怨”。而李在吴面前“朝朝浸润之言，益增吴、冯语感”，终于酿成吴排斥冯出豫事件。

1922年1月，吴佩孚力倒梁士诒内阁，逼赵倜发电附和。赵倜竟将此事密告奉张。奉张怒吴之一直倒梁，且更恨其逼赵发电，即以赵电示曹锟，并要挟说：

“你的部下强迫别人打电报反对我，你如果不能制止，我就代替你来制止吧！”

曹一向懦弱，深恐得罪亲家，于是告诫吴佩孚说：

“我老矣，不愿再见兵祸，望君勉抑盛气，我且感激不尽！”

至此，吴佩孚始知赵的阴险，“且怒且忿”，派人到开封大兴问罪之师：

“这算不算卖友行为！我打电报征求你的同意，听不听由你，几时强迫过你来！”

并勒令赵迅速筹解军饷300万，以示将功折罪。

赵倜在心腹大将赵杰、宝德全等怂恿下，决定不接受这一要求，一面捏造有人暗害他的谣言，在开封宣布戒严令，在郑州、中牟、开封布置了三道防线，又与山东田中玉、安徽张文生建立了三省攻守同盟条约，准备兵来将挡。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赵倜误信奉胜直败谣言，趁直军主力北调，豫省空虚之机，遂占中牟，以为奉军声援，于5月5日通电全国，历数吴佩孚、冯玉祥罪状，宣布河南中立，并令在豫直军解除武装。

当天，赵杰所部袭击郑县，直军第二十二旅、八旅、四十七旅仓猝应战，伤亡甚多。冯玉祥得电后，亲率十一师驰援，陕西第一师亦陆续赶到，与赵部在郑县迤东地区激战数昼夜，赵杰战败，退往开封。“惟此次郑州之战，直军危险已极，卒能于绝处逢生，乃各军同仇敌忾之效果也”。

与此同时，直军靳云鹗部第八混成旅在开往石家庄、途经许昌和尚桥时，也遭受了赵杰部河南第一师的攻击，只得退至武胜关。

吴佩孚此时正忙于军事收束，无暇顾及河南之事，因此致电赵倜，归过于赵杰，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以为怀柔手段。直系各督军田中玉、陈光远、张文生、齐燮元等，为赵杰袭击靳云鹗事，也于5月5日分别电冯玉祥、赵倜，愿秉公调停。

但冯玉祥绝不愿就此罢手。5月8日，冯军与赵军开战，冯玉祥率靳云鹗、王为蔚各军在中牟击败赵杰部，逐之。9日，北洋政府令将赵杰撤职，交赵倜讯办。10日，又将赵倜撤职查办，任冯玉祥为河南督军，宝德全帮办河南军务，刘镇华暂行兼署陕西督军。

宝德全为赵倜旧部，任豫军第二师师长。为保境安民计，宝将所部驻开封、商邱间，以拱卫省会。郑州战事后，河南民众对宝德全的措施极为感激，吴佩孚也因此特别嘉奖。但冯玉祥以其颇孚众望，心存疑忌，于5月13日将其杀害。

8月29日，北洋政府下令：

“前月郑州肇事，业有明令，将赵杰伤夺官勋，赵倜身膺疆寄，忿领师干，不能消弭患萌，已属有违职守，乃竟勾匪图乱，共蓄逆谋，既据确切查明，实属罪有应得。著即伤夺原官、勋位、勋章，并赵杰一体通缉归案讯办，以肃军纪。”

至此，直系完全控制了河南。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