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52年，赵炜的生活就像一部没有剧本的荒诞喜剧。你知道的，那个年代，想当兵就得看命，根本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赵炜一直有个不算小的愿望：当兵！谁不想试试那种挺胸抬头、拿着枪的大大滴气场呢？然而，谁知道她愣是没在几次征兵名单上看见自己的名字。
暑假来了。赵炜正在琢磨着是不是该好好休息一下，结果收到学校老师的一个通知。你知道老师那语气：“赵炜啊，班里那个缺的名额你能不能去补一下，补了之后你就能穿上军装了。” 赵炜一听，心想：这不就是上天给我开了一扇窗吗？心头一激灵，她立刻冲去弟弟学校，说：“你帮我告诉爸妈，明天我去穿军装了！” 然后，转身跑去捧起那一身军装。
第二天，赵炜就变身“军人”，跑去部队，连自己是怎么走进去的都不知道。你看，这事儿就像做梦一样，突然一下子，她就从一个普通的女生，变成了能在军队里站得直的人。你要说没点“运气”，也真不好信。
到了部队，赵炜的生活一下子就变得不太平凡了。她那时想，“当兵好像还挺爽的。” 但军营的纪律、作训的严格程度，简直让她想哭。然而，后来，赵炜突然发现，自己不仅在部队当了兵，连命运的安排也仿佛开始为她“开绿灯”了。
就在这个背景下，1954年，赵炜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当时中南海，那可是当时国家的心脏地带，谁能进得去？不过，赵炜很幸运，也许命运就喜欢开些小玩笑，让她成为了那少数幸运儿之一。她那时候还没意识到，自己将会在中南海的西花厅待一辈子。
02
赵炜一脚踏进部队，想象中的“沙场杀敌”场面瞬间崩塌。她一直以为，穿上军装就能成为那个站在战场上、风华正茂的英雄，结果给她分配了个最不显眼的工作——做个办事员。
这时候，她忍不住问自己：“难道我不够勇敢？是不是我不配战斗？还是部队看我长得太温柔？”后来她才终于明白，原来那些随部队去朝鲜的战友，大多都是些初中毕业的“猛男”，而赵炜呢？大学生！文化水平高，太有“文化气质”，让人觉得她得待在机关，做点“稳重”的工作，免得她那副书生气的模样跑到战场上，万一丢了两颗“书卷气”，那可不好看。
之后的每一天，赵炜就这样在机关里埋头工作，帮忙处理那些没有战斗力的文件。
更让她哭笑不得的事儿来了，她原本以为自己回去之后会有父母的支持，毕竟自己也是“为国捐躯”，结果呢？父母特别特别不理解。她母亲一看，立刻怒了：“你要去哪里？你这孩子，不学好，跑去当兵干啥？你爸爸都说了，要脱离你！”赵炜根本没打算和父母提前说，想着反正一去就没啥事，结果一回头，老爸已经气得满脸通红，拿笔写信一通乱骂：“你这是犯了什么错了？我告诉你，要是不改回来，咱俩断绝父女关系！”
赵炜听了直接当笑话看，她哪知道自己当个兵竟然能和父亲闹成“断绝关系”，她最后给父亲写了封信：“爸，我在部队挺好的，你别担心。” 结果，父亲根本就不看，只是往信封里丢了一张“我不听你”的纸条。
不过，转眼几年过去，赵炜明白了——原来她爸其实很关心自己，只不过面子放不下，老是拿“脱离关系”这种话吓唬她。
03
赵炜才刚从军装里解脱出来，心里盘算着未来的“大展宏图”，想着也许自己可以去个文化教育的地方，体验体验那种讲求“才情”的日子。结果，一转眼就被塞进了国务院，开始了“机关革命”的新篇章。在机要处待了没多久，她那还没褪色的军装精神就给“调”了出来。没错，是调，调到了一个叫“校对科”的地方。
但是赵炜也没敢轻视这一份工作。她还是拼命地校对、修改，一页页纸上的文字对她来说成了“战斗”的阵地。谁知道，连校对工作都能让她磨出一身本事。几个月后，科长在一次喝茶的空隙，突然对她说道：“赵炜，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在这里没什么发展空间？”
赵炜点了点头，心里想：“这才对，我的未来不是做个‘文案工人’，我要去那些能发光的地方！”结果，科长顿了顿，居然说：“那么，总理办公室决定让你去西花厅工作。”
赵炜差点没把嘴里的茶喷出来。西花厅？那可是个不比机关更高的地方了吧？她心里想着：“这可真是给我开了个大大的天窗，虽然也不知道会不会‘掉’进去。”但毕竟总理的办公室，离未来近了两步，不是个普通的地方，哪怕是拿着厚重的文件夹，都会觉得自己像个“策马奔腾”的大英雄。
赵炜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她带着满脸的“不安”，像个“迷失的小羊”走进了西花厅。她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各种文件、秘书、会议……
不过，进了西花厅之后，赵炜立马给自己灌了点“勇气”：既然上天给我这机会，我就得好好表现。心里想着：“未来，肯定是要在这些大人物身边打拼了，我的名字早晚会在历史的舞台上闪耀光芒。”
“赵炜啊，你年纪轻轻的，但也得多担待些。总理那边事务多，一切都得准时到位。”刚进办公室，大家的眼神告诉她——你从此就得默默无闻，做些后台工作。结果赵炜咬咬牙，给自己打气：“好吧，沉得住气，不能让自己打乱这个节奏。”
从此，她就开始了和总理、周恩来夫妇的漫长“日常”——文件、日程、安排、跑腿、跑腿，再跑腿，每天都在走得快、走得稳的路上。23岁，青春刚好，赵炜的命运也跟着走进了那个叫“西花厅”的门。
04
从1957年底开始，总理办公室突然决定“精简”，从十几个秘书一股脑儿缩减到八个人，显然，像她这种“非正式重负”的工作人员被派到前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她成了“超级值班员”，24小时随时待命，哪怕是凌晨三点有人要找总理，她也得照单全收。可以想象，她是怎么和那堆文件、会议记录以及“请迅速回复”的指示打交道的。
时间长了，赵炜变成了那种“被‘忙’到丧失自我”的人。可是，常年站在周总理的身边，赵炜竟然也习惯了这种忙碌与“不可预知”。“秘书”这个角色，到了后来也有了点“别人无法体会的独特魅力”，总理的日常被她抹去任何细节，简洁、迅速、直接。
然而，1965年，赵炜身体突然给她“提个醒”——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医生眼睁睁地说：“姑娘，你该休息了。”医生的这句话差不多等于给她开了一张“革命性的请假条”。要是普通人，早就想着“找个新工作”，可是赵炜啊，她没有那么简单。她虽然心里想：“这不就是个‘挂’了吗？每天还得值班。”但她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抗拒——她很清楚，一旦脱离这个状态，她的生活就彻底进入了“假期模式”，而自己能做的事只有——接受命运的安排。
于是，赵炜被安排从总理办公室调到邓颖超身边。
“你是赵炜吧？”邓颖超在接到她的第一天就问。
“是的，您有什么需要的，我一定尽力而为。”赵炜回答，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几分。
“好，来坐，别紧张。”邓颖超挥了挥手。
一段时间后，赵炜和邓颖超慢慢磨合出了默契。虽然邓颖超是那种“心思细腻，眼光长远”的人，但她偶尔也会开玩笑，缓解气氛。
“你说，赵炜，咱们这些人能活成什么样？”邓颖超的一句问话，问得赵炜一愣一愣的，“我们这么忙，怎么还能抽空享受生活呢？”赵炜也就笑笑：“也许我们应该找个时间，去旅行一趟，看看世界。”
赵炜觉得自己和邓颖超的关系，既像“上下级”，又像“同路人”，而这种奇妙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深厚了。她不再是那个“心惊肉跳”的新秘书，而是能够稳稳当当承担责任、独立处理事务的“右手”了。
于是，赵炜开始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忠诚与服务”，什么叫“永远站在前面”，她也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这份独特的工作——不再是总理的秘书，而是邓颖超的影子和最后的亲密伙伴，27年，仿佛一场漫长的与历史同行的旅程。
05
赵炜的工作节奏，已经比她小时候学的任何一门“速记”课程还要紧凑，根本不给她喘气的机会。
不过，工作上的习惯已经建立起来，赵炜渐渐地和邓颖超的关系也亲近了。尤其是邓颖超，她这人不轻易开口说话，但一旦开始讲，话就像江水倒流。赵炜渐渐成了她的“倾听器”。这个角色，还真是给她配得天衣无缝——工作上当秘书，生活中当听众，偶尔还得做点“道理劝说员”的兼职。
“你说，周总理那时的脾气……”邓颖超经常会这么开口。她脸上那种淡淡的微笑，总让赵炜心里一阵涌动。“总理是个急性子，真的很着急，甚至他没急着回信，我都得站在门口等。”邓颖超有时也会眯起眼睛，透露出些许回忆的温柔，“你知道，他第一次向我表白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吗？”
赵炜懵了：“什么呀？”
“他说，‘我觉得你是个有价值的人。’”邓颖超一边笑，一边摆出一副“你猜我当时怎么想的”的表情。
赵炜哭笑不得：“这……这算表白吗？”
“这叫‘真情流露’。”邓颖超叹了一口气，“反正我听了觉得挺有意思的，你可别笑话我。”
赵炜忍不住也笑了：“这样也能叫表白，那我以后再也不敢对人说‘你是个挺有潜力的人’了。”
邓颖超瞪了她一眼：“小心以后再说这种话，没人愿意和你表白！”
其实，邓颖超的回忆并不全是“浪漫的表白”，更多的时候，她是在述说那种在国家建设中，所有的拼搏和坚持，那些无论身边发生了什么，都不会改变的信念。
有一天，赵炜发现自己怀了第二胎，还是“突然”的。她和丈夫琢磨来琢磨去，决定不告诉邓颖超，反正也不想再添个“麻烦”。于是，她开始两次去医院打算做个手术，但事与愿违，这个决定总是没能执行。
赵炜想着，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是自己的决定，不能全然让别人参与。结果，邓颖超却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她直接找赵炜谈话了：“赵炜，你考虑过吗？要是你不生下这个孩子，我们这儿所有人都得伤心。别以为我没看到，你已经有了‘妈妈’的味道。”
赵炜一愣：“可是我工作忙，怎么照顾孩子？”
邓颖超顿了顿，严肃地说：“你不想生，那你以后就得看着自己老了，再后悔一辈子。我当年也有过很多困境，但我从来没后悔过。”
赵炜无言以对，只能和丈夫商量着将孩子生下来。于是，小七就这么来到了这个世界。
刚开始，小七根本不认识谁是“邓奶奶”，不过她会咿咿呀呀地喊“奶奶”时，邓颖超那张有着岁月痕迹的脸上，突然像是被阳光照亮了，笑得特别开心。
“你看，她就是我给你留下的‘小宝贝’。”邓颖超笑得像个小姑娘一样，骄傲地看着赵炜和小七。
“赵琦，小七。”赵炜笑着补充，“她可真是我们的‘福星’。”
“是我保下来的。”邓颖超揉了揉小七的头发，眼里闪过一抹温柔，“她以后就是咱们家的孩子了。”
从此，小七成了西花厅的“VIP”，在所有工作人员眼里，她几乎成了邓颖超的亲孙女。每次看到她，那种感觉就像是看到了历史的延续——可爱、顽皮，却又不乏沉甸甸的责任。邓颖超一边是伟大的革命先烈，另一边却又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奶奶，她把这一切都做得游刃有余。
06
1975年11月，周总理突然给高振普打了个电话，说：“让赵炜陪邓颖超去医院。”
赵炜一听这话，心里也在琢磨：自己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总理了，今天去见，得说什么呢？叫“总理”？不行，总理这会儿不能干工作，得按照新规定来。再说了，自己上次去医院办事时，叫了“总理”，结果周总理居然自己笑着说：“我现在不干工作了，别叫我总理，打个招呼‘您好’就行。”
赵炜心里嘀咕：那“您好”合适吗？是不是显得太客套？不过，照这么算，自己也没法装成个默不作声的机器人吧。
车快到医院的时候，赵炜心里还在琢磨这事。她突然想了个办法，于是转过头看向坐在旁边的邓颖超，“您说我该怎么称呼总理呢？‘您好’行不行？”
邓颖超沉吟了几秒，才说：“还是叫总理好了，别想太多了。”说完，还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不过，记住了——见到总理的时候，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赵炜那时心里简直就是一团麻，脸上的肌肉僵了僵。
到了病房，赵炜一进门，心跳已经不自觉地加速了。走到周总理的床前，她本来想给自己壮壮胆，可看着总理那瘦弱的模样，她突然就不知所措。然后轻轻地说了一声：“总理。”
这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感觉自己像个受惊的小学生，在做早晨晨跑时不小心叫了“老师”。周总理听了她这声叫唤，竟然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枯瘦的手，缓缓地伸向她。赵炜有点傻眼了，心想：“手太冷，不好意思握啊。”结果，她嘴巴刚张开，周总理轻轻地笑了笑，声音虽然很弱，但特别坚定：“不怕。”
赵炜心里一个咯噔，周总理的手就这么握住了她的手，虽然他那手像被风一吹就会飘走的样子，但那一瞬间，赵炜的眼泪就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她赶紧低下头，眼泪像开了闸的水一样掉个不停。
邓颖超在一旁见状，像个训练有素的“现场导演”一样，迅速拉了拉赵炜的衣角，小声说道：“快，和总理说话，转移话题！”然后她转向总理，试图缓解这个有点尴尬的氛围：“总理，您看，赵炜这孩子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
赵炜被“催促”得没办法，只得一溜烟地跑到门外，生怕自己在病房里嚎啕大哭出声来。她站在门外，靠着墙，眼泪却怎么也止不住：“我就这样，真是个不靠谱的秘书，连个哭泣的场面都控制不好。”她自己笑了笑：“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忠诚’，不是做了多么伟大的事，而是能把泪水藏好，随时准备大哭。”
07
1976年，那时西花厅的空气紧张得就像是过年后厨房里蒸的锅盖，谁都知道，终于要出事了。周总理的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这事儿不简单”，就连大伙儿的笑声也不像以前那么自信了。邓颖超每天去医院，忙得脚不沾地，连司机都没空回家，只能在西花厅等着时刻准备着出发。赵炜也是，连自己家都不回了，整天“值班”在西花厅。她脑袋里总想着，总理得了病，不能丢下大姐。
那天晚上，赵炜决定，把自己那小孩也带来了。她跟女儿说，“以后如果我不在家，别乱找，妈妈陪奶奶去看周爷爷了。”这话说得简单，但赵炜心里也明白，没说出来的是：“你得适应，妈妈不能天天在家。”小七乖乖地点头：“明白，妈妈，奶奶和周爷爷没什么大事的，我自己玩。”
其实，家里那点事儿跟西花厅的气氛比起来，就显得太轻松了。因为总理第四次手术后，西花厅的紧张程度就达到了顶点。空气里弥漫的不只是药味儿，连冷气都能让人打个激灵，大家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连吃饭都得快，谁也不敢多停留一分钟。
之后，周总理走了，几乎在赵炜的脑袋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那天，邓颖超一早把所有的安排说得清清楚楚，心里是有数的，但总不免觉得，自己似乎从来没准备好要面对这一切。她转述完总理的遗愿，大家一致同意：悼念，告别，追悼会都得搞一搞，没得商量。可是，赵炜那个心急如焚的家伙，总是忍不住想，“我不能错过最后一面！”
“赵炜，快走，别人都已经上车了。” 邓颖超见她犹豫，立刻催促她。
赵炜知道这个时候得跟大姐说：“我得去送总理，您放心，其他同志已经在那边了，我是经过您的同意的。”
邓颖超愣了愣，点点头，心里明白这个时候总得有个人站出来。她看着赵炜，似乎看透了她的心思：“去吧，别再磨叽了。”
赵炜一边跑，一边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快去，快去！有其他人照顾大姐的！”可是，好心的同志们跟在后面喊：“赵炜，不要去，留在家里照顾大姐。”
赵炜回头笑着：“大姐说了！她同意我去的！”
结果，赵炜连走带跑，带着些许不舍，匆匆赶到北京医院。周总理已经不在了，场面上全是哭泣的声音。她站在总理的遗体前，心里做了个誓言：“总理，我不会辜负您的托付，我一定照顾好大姐，不让她孤单。”
但说实话，那时的赵炜，早就准备好了一场更漫长的战斗——跟自己的情感、责任、以及邓颖超的需求对抗。自那之后，赵炜几乎没回过家，时刻待命着，只要邓颖超需要她，就得立刻冲到她身边。就算自己生病了，邓颖超也要求她待在西花厅修养，“不行，你得在这里，别跑。”
于是，赵炜开始进入了一种“陪伴大姐的模式”。离开西花厅的每一次，邓颖超都得亲自向她请示：“你要去哪儿？几点回来？”
赵炜差点没笑出声。
邓颖超一脸严肃：“你去哪儿就告诉我，不然我不放心。”
08
有一次，赵炜做了一件可能在西花厅史册上被列为“历史性错误”的事——她回家吃了顿饭。
事情是这样的，赵炜陪邓颖超去外面会见了一拨外宾，忙得眼睛都快冒烟了。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了，她心里默默算了下时间：“大姐七点吃饭，没啥事吧。反正这会儿是挺空的，不如回家吃个便饭？”她家的距离中南海那么近，骑个车几分钟就能到，简直是“顺风耳、顺风腿”。
于是她就甩下了西花厅的值班同志，背起包，骑车消失在了夕阳下。可惜这条路上，赵炜没意识到，她的背影将会在邓颖超心里留下一道隐形的“微小裂缝”。
不过，赵炜以为自己已经是“闪电侠”归来，吃完饭踩点回来。结果，值班同志刚一开口，告诉她：“赵姐，邓大姐有点不高兴，说你怎么没告个别就走了。”赵炜眼睛都瞪大了：“哈？她还知道我走了？”心里一阵焦虑，赶紧往客厅奔。
还好，到了客厅看到邓颖超正在安然吃饭，赵炜松了口气。
饭后，邓颖超慢悠悠地放下碗筷，递给赵炜一记“高温讯问”：“你们家有急事吗？”
赵炜眼疾手快，立马答：“没有，没啥急事，就是回家吃了顿饭，忘了跟您说一声，以后一定记得。您放心。”
邓颖超又看了她一眼，终于没有再追问。其实，赵炜知道，邓颖超这一刻的火气已经过了，连一点“气场”都没剩下，但她还是心照不宣地准备做出一点“忏悔”。
从那之后，赵炜可不敢再随随便便离开，哪怕去买个热干面也得先问一问。再大再小的事，她都得像是“正式报告”，比如说：“大姐，我要去外面见个朋友，十分钟就回来！”或是“下午要去处理点琐事，您放心，我会随时回来的。”
每次值班同志跟她说，“赵姐，大姐找您。”她就知道，是时候准备做“思想汇报”了：“不管她是在休息，还是在打麻将，通知我就行！”
不过，说实话，赵炜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说邓颖超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家人，那这种事儿也就理所当然了。
09
1981年，赵炜和邓颖超在同一家医院里。情况有点复杂——邓颖超做胆囊手术，赵炜却在旁边因子宫大出血住院，医院那边急得跳脚，劝她赶紧住院，别再拖了，万一你这“事儿”再出点岔子，那可就真不好收拾了。赵炜是硬着头皮说：“没事儿，我就是陪陪邓大姐。”其实心里明白，这个“陪陪”不单是陪个床，还是“陪着出院”的节奏。
结果，这一住就住到了春节。邓颖超很快就康复出院了，而赵炜却依然在病房里转着圈。春节就快到了，邓颖超一脸“老人家”的操心，自己康复了，就想着让赵炜的老爸能过个好年，干脆决定瞒着老人家不告诉他，免得他再心疼了。
等赵炜终于拖着快愈合的伤口从医院“顺利出院”，邓颖超直接安排她先回西花厅，“你先休养，等你身体好了再跟你爸交代这事。”
春节过后，赵炜父亲那边估计也觉得奇怪，怎么突然失踪了好几个月，电话也不打，信也不写。这还得等到赵炜身体好点后，邓颖超才想着邀请赵炜老爸到西花厅一趟，亲自和他解释这个“失联”事件，大家都安心。
随后，赵炜带着他去见邓颖超。邓颖超一见到赵炜父亲，语重心长地说道：“抱歉啦，大哥，把你的女儿当成了我自己的女儿，我实在是太疼她了。”
赵炜听着这话，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她站在一旁，眼泪险些掉下来。
然而，赵炜那时候已经意识到，无论怎样，自己已经不仅仅是邓颖超的秘书了——她也成了邓颖超的“女儿”，而这份责任，仿佛已经写进了命运的契约里。
时光倒流回1991年，邓颖超因为肺炎高烧再次住院，这次的情况可不简单。赵炜看着她一周前刚出院，这次又住进了医院，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不安。她清楚，邓颖超的身体再怎么强悍，也不能永远不倒。
住院第五天，中央批准了邓颖超接受一次手术，稍微稳定下来。赵炜已经开始能预见到，这次的病情不会轻松。然后，邓颖超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几乎失去了意识。中央的领导们开始讨论她的后事，但邓颖超生命力顽强，就像她曾经在革命年代那样，硬生生从死神的怀抱里拽了回来。
有一次，赵炜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声音——邓颖超竟然脱离了危险。她赶紧靠近病床，低声跟邓颖超说：“大姐，您这是打算给我们所有人上个大课吗？”邓颖超睁开眼睛，微微一笑：“你们这些年轻人，死不了的，活该好好看着。”
赵炜从心底松了口气，不禁笑出了声：“真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厉害的女强人。”
邓颖超慢慢闭上眼睛，低声说：“不是我厉害，是你们都能挺住，才让我放心。”
10
1992年夏天，邓颖超的身体真的是一天天和时光赛跑了。她自己估计比任何人都清楚，日子不多了——有些人就像那种用尽了全力还挣扎着不肯倒下的老战士，每一秒都在“坚持”，但终究，还是得走。7月9日那天，赵炜正在吃饭，面前是碗热气腾腾的饭菜，突然，护士一溜烟儿跑过来，告诉赵炜：“邓大姐找您！”赵炜一听，心里立马咯噔一下，饭也不吃了，赶紧飞奔去病房。
到了病床前，邓颖超握住赵炜的手，眼神清明地看着她。赵炜心里一紧，心跳加速，那一刻，空气都凝固了。也许邓颖超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在打点滴、在走完最后的旅程。
第二天早晨，邓颖超的病情急剧恶化，医生赶紧向中央汇报，赵炜和几个工作人员迅速进入“后事模式”，两张纸清单上列得满满当当，基本是做了“准备最充分”的打算。赵炜站在病床前，心里像是有个大钟在倒计时，看看她，心底有那么一股子说不出的疼痛，已经在蔓延。
7月11日的凌晨，护士一遍遍叫邓颖超的名字，都没什么反应。赵炜急得都快要站不住了，拼了命地跪在床边喊：“您不能走，您得再撑一撑。”可是病床上的邓颖超像是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连个眼皮都没抬一下。血压逐渐下降，脉搏像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一滴。赵炜赶紧跑出去叫人。
六点五十五分，邓颖超安静地走了。她没有挣扎，没有声响，就像是睡着了，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赵炜站在病床前，几乎没有做什么，只是轻轻吻了一下邓颖超的额头，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她没有喊，不说话——因为，所有的话，已经无法说出口了。她们相依为命了那么多年，早已不再是秘书和领导的关系，更多的是“亲人”的情感。她知道，这一吻，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