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公馆和渣滓洞组织过武装越狱吗？1949年11月27日：中国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重庆的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数百名政治犯进行大屠杀，11·27事件发生。
小说《红岩》的最后，白公馆和渣滓洞在双枪老太婆游击队帮助下，成功组织了武装越狱。
可惜，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
无论是什么监狱、集中营，被囚禁犯人的力量都是微乎其微的。犯人们能够成功集体越狱的可能性极低。
首先看看渣滓洞，本来是一个小煤窑，因产出质量不高的煤炭被称为“渣滓洞”。
这里地形非常险要，三面是山，唯一的曲折小道靠着山沟。
军统头子沈醉认为：渣滓洞唯一对外的路只有1米多宽，勉强通过一辆吉普车，没有其他的路。在路上随便布置几个哨兵，犯人就插翅难逃。
白公馆没有渣滓洞的险要地形，四面都是高墙，上面布满了电网。白公馆监狱内是特务警戒，外面则是宪兵站岗，在交通要道上设置岗亭和哨兵，昼夜严密戒备。
想要从渣滓洞和白公馆集体越狱，基本是不可能的。
1949年11月解放军进军西南，直逼重庆。
从9月开始，蒋介石下手令处决渣滓洞和白公馆的中共政治犯。
在11月前，一共处决了16人，包括杨虎城父子。
11月7日，解放军发动南泉战役，宋希濂的川东防线岌岌可危，到11月22日攻克涪陵县，距离重庆近在咫尺。
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11月14日亲自带着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赶到重庆。除了坐镇前线以外，蒋介石此行主要目的，就是督促枪决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
当天，包括江姐江竹筠在内30人被处决。
11月26日，解放军转向重庆外围发起冲击，看来国军坚持不了几天。
当天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两个营已经到达重庆近郊南温泉，距歌乐山只有几十公里。
蒋介石仍然坐镇到11月30日，也就是解放军占领重庆主城区为止，才乘坐飞机离开。
在蒋介石的严格命令下，从11月27日开始处决渣滓洞和白公馆剩余的全部政治犯。
此时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不多，只有45人。
下午4点，白公馆对黄显生将军等人，采用两个一组方式枪决。这样杀人的效率很低，到晚上11点共枪毙了29人，还剩下17人，加上犯人的2个孩子，共19人。
这次被枪决的人中，包括《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刘国鋕。
同小说中差不多，刘国鋕是个大学生，在那个年代相当于博士生，出生在四川泸州的富裕家庭。
他的家的势力很大，大姐夫是荣昌县赫赫有名的大地主。
他的五哥刘国錤，是四川建设厅长何北衡的女婿。何是政法系头目张群手下的红人，同国民党高层很多大佬的关系密切。
最初逮捕刘国鋕时，他就躲在何公馆中不出来，特务根本不敢进去抓人。
后来还是国防部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耍诡计，故意让特务上门装作抓人，迫使刘国鋕自行逃出公馆后将其抓获。
刘家有很多姻亲，比如四川著名实业家刘航琛，也是他们的亲戚，在1949年6月，被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委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此人比何北衡更有势力，同何应钦都有不错的私交。
仗着这些关系，刘国鋕本来是可以被破例释放，保住性命的。
此次刘国錤托人情又送了很多贵重礼物，打通了徐远举的关系。
刘国鋕不是中共要犯，徐远举同意只要他在脱离共产党的声明文件上签字，就可以释放他去香港。
刘国鋕断然拒绝。
五哥刘国錤流着泪苦劝他：“你不知道，现在到处都在抓共产党，天天都在杀人……你就签个字吧，你怕什么？签个字出来，我立即把你带到香港，然后再送你到美国去，一家人都放心了。”
28岁的刘国鋕还是没有同意。
枪决当天，特务点名让刘国鋕出来。刘国鋕很聪明，立即知道自己就要上刑场了。他说“别急，等我先做首诗！”“死到临头，还做什么诗？”特务不由分说，把刘国鋕和另一个党员谭谟铐上一副手铐，押出白公馆，没多久就响起了枪声。
白公馆杀人比较顺利，渣滓洞就不一样了，这里的特务打电话向白公馆求援。渣滓洞需要处决的政治犯高达近200人，目前只杀了26人，还剩下150多人，不可能在天亮之前全部处死。
上面严令必须27日全部行刑完毕，渣滓洞恳求几里外的白公馆派特务支援。
白公馆负责人之一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雷天元，决定去帮助渣滓洞。
他将剩下19个人交给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去杀，自己带着一批特务赶去渣滓洞。
杨进兴属于军统系统，同雷天元不是一个体系，互不买账。
杨进兴随后向上级，白公馆监狱看守所所长陆景清请示，说自己负责处决的20人都杀了，雷天元交给的19人怎么办？
此时重庆城内燃起大火，到处可以听到清晰的大炮声。
陆景清忙着指挥部下撤退，哪里有闲工夫为别人擦屁股。
他命令杨进兴将19个犯人随便派个看守盯着，自己则要尽快带着其他看守撤回城内待命，准备向后方撤退。这19个犯人等待雷天元回来自己杀，他们没有义务帮别人去杀人。
杨进兴就叫来看守杨钦典，命令他一人留下继续看守二处寄押的犯人。
杨进兴则带领一帮亲信，迅速离开了白公馆，逃回到重庆市区。
杨钦典本来是个卫兵，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低，在1948年调到白公馆担任看守。
在监狱期间，杨钦典长期接受宋绮云、许晓轩、陈然、罗广斌等人的统战工作，心中有所动摇。在处决杨虎城和秘书宋绮云一家时，杨钦典参与杀害了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宋振中。
杨钦典自知罪行深重，一时不知所措。
此次接到命令以后，杨钦典独自看守罗广斌等19人长达1个多小时。确认杨进兴等人不会回来，杨钦典决定将犯人直接放掉，立功赎罪。
他打开牢门，将19人放走。
19人慌忙沿着公路逃亡，恰好遇到雷天元带着几个特务返回。发现政治犯逃亡，雷天元立即下令开枪。
天黑看不清目标，乱飞的几发子弹什么也没打中。罗广斌等人立即跑入山林，四散躲避。
解放军入重庆近郊，距离歌乐山近在咫尺。雷天元哪里有心情深入山林追赶犯人，草草搜索一通撤走。
于是，白公馆侥幸的活了19人。
其实，白公馆一共活了20人，另一个幸存者就是上面提到的谭谟。
他在17日当天被枪决，身中4枪，重伤后只能装死。
特务们急于撤退，没有严格检查谭谟是否死了，将他直接丢入大坑中埋了。
大坑内草草埋了很多尸首，存在较多空气，谭谟才没有憋死。他带伤自行爬出，在路过工人的救助下才勉强逃生。
渣滓洞的情况，要凄惨的多。
在雷天元赶来之前，已经有30多名政治犯被枪杀，还剩下150多人。
雷天元认为这么一批批枪决，恐怕解放军来了都杀不完，必须改变方法。
他同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商讨一通，决定干脆就在牢房内就地枪决。
随后，特务们将100多名犯人，集中关押在8间牢房中，其中7间是男性，1间是女性。
接着，特务们挨间牢房用冲锋枪扫射，将屋内所有犯人打倒，又开门进去一个个补枪。
幸存者这么回忆：脚步声突然响起，一群端着美式冲锋枪的特务转眼间冲进了渣滓洞内院。他们迅速站好，把枪口对准签子门。
那一声哨声，盛国玉和傅伯雍一辈子也难以忘记。哨声响后，枪就响了。
盛国玉记得，胡其芬一直在门口观察动静，枪响时，她第一个喊起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口号声、骂声随之响成一片。
傅伯雍说“打枪时，张学云就站在门口，他一把抓住门洞伸进来的枪管，想要夺枪。但是弹匣太长，卡着进不来。敌人把他打死了。就倒在我的身上。”
胡作霖扑向牢门，用身体挡住敌人的机枪眼。何雪松高喊，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敌人补枪时，打中了陈作仪的脚，他愤怒地站起来吼了一句，不要打脚，我起来你们打头好了！……
这轮枪决后，大概还有20多人侥幸没死。
然而，李磊又派特务来纵火烧毁监狱，恰好发现一些犯人试图逃亡。
于是，特务们又朝着幸存者扫射，接着放火焚烧囚室。
幸存者又回忆：当盛国玉从昏死中苏醒过来，整间牢房已经是一片火海，敌人要毁尸灭迹。她冲出牢房，跳到放风坝上，躲进了旁边的厕所。
张学云倒下时，鲜血喷洒在傅伯雍身上，却因此保护了傅伯雍——敌人补枪时以为他已经死了。傅伯雍冲出牢门，本来也想往左手边的缺口墙跑。他知道，夏天发水，那里的墙曾被冲倒过。特务犯懒就让犯人们自己修。大家偷着往料里掺了好多砂子、石块、树根根，垒起没多久就倒了。第二次修好不久又有了缺口，不过垮得不多，还没来得及修。
此时，已有幸存者正攀着墙上缺口往外爬，墙哗啦啦地塌，缺口越来越大。尚未完全撤走的特务发现了火光中人影晃动，“跑了，跑了”，刽子手一边喊一边对着缺口墙的方向一阵扫射，又有一些人中弹倒下。傅伯雍见状，连忙躲进了大米储藏室，撬起地板，钻进地沟，一直躲到天亮。
最终，仅有15人侥幸生还，共有180多人被杀。
在11月28日和29日，特务们又分两批枪决了剩余的37名政治犯。
至此，在重庆被关押的政治犯全部遭遇了屠杀。
解放军攻占重庆后，杨钦典前往当地公安机关自首。政府根据罗广斌等人的证言，证实他在关键时刻“将功补过”，对其宽大处理不予追究，还准备把他安排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但杨钦典表示想家，政府最终根据他的意愿，给他发了路费。
文革期间，杨钦典又被当作国民党特务遭到逮捕，判处20年徒刑，关押到1982年才被撤销判决释放。
白公馆、渣滓洞幸存的30多人中，最有名的就是写了《红岩》的罗广斌。
实际上，小说中的刘思扬，就是将罗广斌和刘国鋕两个人，混合在一起创造出来的。
罗广斌出生于成都的望族，在1940年因为同出身平民的女同学恋爱，同家里闹翻出走，在1945年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1948年正式入党。
罗家在四川很有势力，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曾担任过国军第18军军长、第15兵团司令，是掌握兵权的陆军中将。
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建国后的罗广斌始终被认为是异类。
文革刚开始，罗广斌就被定性为“叛徒”、“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小说《红岩》被说成是“反动”小说。
1967年2月，罗广斌被红卫兵抄家，自己被绑走囚禁。
5天后，罗广斌从关押地跳楼自杀，当场脑浆迸裂，死状凄惨，时年42岁。家人对罗广斌自杀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在死前一天尚且给妻子写纸条，说一切都好，要送粮票和钱。
家人怀疑罗广斌是被殴打致死，又将尸体从楼上推下伪造成自杀。
不管怎么说，人是死了。
有时候，历史是有讽刺性的。
罗广斌的大哥罗广文的国军108军，在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同时被解放军击溃。他奉命收拢残部撤退期间，在新都宣布起义。
罗广文是主动投诚，新中国建立后被任命为山东省林业厅厅长，在1956年善终。
小说《红岩》中，有这么一段：刘思扬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戴着金色梅花领章的特务头子和他进行的一场辩论——特务头子高坐在沙发转椅上，手里玩弄着一只精巧的美国打火机，打燃，又关上，再打燃……那双阴险狡诈的眼睛，不时斜睨着自己的面部表情。一开口，特务头子就明显地带着嘲讽和露骨的不满。“资产阶级出身的三少爷，也成了共产党？家里有吃有穿有享受，你搞什么政治？”自己当时是怎样回答他的？对了，是冷冷地昂头扫了他一眼。“共产党的策略，利用有地位人家的子弟来做宣传，扩大影响，年轻人不满现实，幼稚无知，被人利用也是人之常情……”“我受谁利用？谁都利用不了我！信仰共产主义是我的自由！”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无理的话，让党和自己蒙受侮辱，这是不能容忍的事，当然要大声抗议那个装腔作势的处长。“信仰？主义？都是空话！共产党讲阶级，你算什么阶级？你大哥弃官为商，在重庆、上海开川药行，偌大的财产，算不算资产阶级？你的出身、思想和作风，难道不是共产党‘三查三整’的对象？共产党的文件我研究得多，难道共产党得势，刘家的万贯家财能保得住？你这个出身不纯的党员，还不被共产党一脚踢开？古往今来各种主义多得很，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好好研究一下三民主义……”
刘思扬到现在也并不知道特务为什么对他说这样的话，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像别的同志一样遭受毒刑拷打。这原因，不仅是他家里送了金条，更主要的是，作为特务头子的徐鹏飞，他难以理解，也不相信出身如此富裕的知识分子，也会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因此，他不像对付其他共产党人一样，而是经过反复的考虑，采取了百般软化的计策。当然刘思扬并不知道，也不注意这些，他觉得自己和敌人之间，毫无共同的阶级感情。“阶级出身不能决定一切，三民主义我早就研究过了，不仅是三民主义，还研究了一切资产阶级的理论和主义，但我最后确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