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电影《契卡》看50万人怎么被枪毙的？1917年12月20日：苏联克格勃的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出任委员会主席。
今天我们谈一谈，俄罗斯在1992年拍摄的老电影《契卡》。
众所周知，契卡是克格勃的前身，全名叫全俄肃反委员会。
在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列宁感觉国内有着众多的反对者，不断进行各种形式的破坏。
因此，他任命苏联领导人之一，身为犹太人的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担任负责人，创建了契卡这个组织。
列宁的命令很明确“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这个非常手段指的就是“快速处决”和“永久性流放”。
严格来说，捷尔任斯基不是俄国人。
他出生于波兰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个没落贵族子弟，曾上过大学。
此时家族已经败落，好在父亲还有文化，成为了中学教师。
风流的父亲竟然将自己的学生，一个教授年仅14岁女儿的肚子搞大了。
教授为了遮丑，只能将女儿虚报了年龄，嫁给了父亲，这就是捷尔任斯基的母亲。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属于波兰中产阶级。家里生活不算富裕，父母却能养活八个孩子。
捷尔任斯基幼年沉溺于家中浓烈的天主教氛围，立志要成为牧师。然而，少年时代的捷尔任斯基很快致力于波兰独立运动，又整天惹是生非，在中学期间多次被学校开除。
在学校期间，捷尔任斯基就体现了性格中的凶暴。初中时，他的一些学科成绩很好，一些学科成绩却很差。在课堂上，被德语老师批评学习不认真、只顾着谈恋爱后，捷尔任斯基竟然立即破口大骂，还抽了老师耳光，自然被学校开除了。父亲托了很多关系，才让他转了一所学校，结果又被开除。这么折腾了好几次，他才勉强完成高中课程。
18岁的捷尔任斯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立即对此深信不疑，在24岁就成为波兰和立陶宛的重要共产主义革命者。
捷尔任斯基曾6次被捕，讽刺的是这些所谓的残忍专制政府却没有绞死他，只是判处流放。
所以，捷尔任斯基总能找机会逃走，继续参加革命。
捷尔任斯基是个冷血和狂热的人，让人望而生畏。他对别人没有什么感情，必要时可以除掉任何人，包括亲戚和朋友。
在1904年，27岁的捷尔任斯基同几个革命者搞暴力袭击，试图炸毁警察局和政府大楼。在动手之前，有几个同志畏惧可能会上绞架，不敢去放炸弹。
根据其他人的回忆，捷尔任斯基说这几个人不可靠，很可能成为叛徒，于是将他们一一暗杀灭口。对这件事，其他同志大多认为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只是暂时畏缩了。人都有害怕的时候，战友应该进行鼓励和支持，怎么能上来就当作敌人一样去下杀手？
同时，残酷的革命行动，让捷尔任斯基养成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格。
捷尔任斯基介绍，革命者不是一味打打杀杀，更要用脑子。很多时候，他们需要向沙俄官员和警察行贿，以得到情报、伪造证件甚至营救被捕同志。
关键在于，这些行贿款从哪里而来？捷尔任斯基毫不掩饰的说，就是靠盗窃和抢劫，包括持枪的暴力抢劫。即便为此杀了无辜的人，在捷尔任斯基看来只是革命应该有的微小代价，受害者是无足轻重的。
捷尔任斯基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他有着宗教一样虔诚又顽强的革命信念。他有着强烈的原则，不像后来血腥侏儒叶若夫那样公权私用，也不像杀人魔王贝利亚一样骄奢淫逸。
捷尔任斯基生活简朴，衣食住行都很简单，平时一天有10多个小时在工作，甚至长期住在办公室内。
捷尔任斯基同列宁是老相识，列宁认为他对组织非常忠诚，没有贪污腐败和享受奢侈的恶习，更有着狂热的革命性。
所以，捷尔任斯基是契卡负责人的最好人选。
捷尔任斯基上台以后，也很清楚自己的地位和任务。
他多次宣称：“我们代表的就是自我组织的恐怖主义。”，“红色恐怖包括了实施恐怖政治，逮捕和消灭阶级敌人，消灭他们的阶级联盟，消灭他们在革命前所的扮演的角色。”
仅仅契卡成立初期，也就是从1917年到1922年改制为止，契卡处决人数高达50万人。
契卡的可怕之处，是可以跳过任何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无理由逮捕、审问和处决任何人。
尤其在1918年8月列宁遇刺后，捷尔任斯基更是直接提出“以红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契卡可以无原因的处决，一切有嫌疑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人。
所谓的阶级敌人，主要是沙俄贵族、神职人员、资本家、地主、知识分子、旧军官等等。
捷尔任斯基创造性地制定了，快抓快审快杀的原则！
他曾经得意洋洋的向苏共高级领导人介绍：“我们抓到反革命分子到处决，通常只需要一二天的时间。”“开枪权，对契卡来说绝对非常重要。作为契卡人员必须具有随意开枪杀人的特权，哪怕对象只是普通老百姓。我们不需要沙俄时期那种繁琐低效的刑事调查和法庭审判，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迅速处理”“你们要知道，契卡可不是法庭，而是革命的卫队。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卫革命，消灭敌人。哪怕有时候革命之剑落到无辜者的头上，这也是必然的代价”。
除了以上的这些，捷尔任斯基还开创了一个所谓“流水线秘密杀人”的模式。
在沙俄时期，死刑基本都是绞刑，有一定的流程。
通常犯人会经过多次上诉，折腾几个月才会被审核确定执行死刑。执行死刑的命令下达到监狱后，死刑犯通常还有一二天的时间。此时监狱方面有时候会允许犯人的家属见面，做最后的道别。
即便有些政治犯不能见亲友，监狱多会允许他们留下遗言和遗物，转交给家属。
处决之前，监狱会尽量满足死刑犯的要求，比如提供较好的伙食、整齐的衣服、香烟和烈酒。
绞刑不是秘密执行，一般在监狱的空地上。除了刽子手以外，行刑时还有法官、监狱的官员、看守等等，作为见证者。
然而，捷尔任斯基则不同。
他的死刑都在昏暗无名的地下室中执行，犯人头部中弹而死，尸体会被脱光所有的衣服、除掉首饰，拉到荒郊野岭集体埋葬。死者家属只会得到一个通知，却连尸体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们回头说电影《契卡》！
电影开始于一场宗教仪式，一个神父高举十字架带着很多人集体祈祷。
祈祷的地点，竟然是一间拥挤的牢房中。这间牢房地处昏暗的地下室内，本来面积不算小。由于关押了男男女女数十人之多，只能人贴着人站着，就像上班高峰时期的地铁，坐都坐不下来。只有几个病人或者年迈的老人，才能够躺下。
相比破烂潮湿的牢房，犯人们大多衣着光鲜，有穿着鲜明制服的军官，有衣着时尚的美妇人，有穿着庄严法袍的神父，还有穿着高级大衣的中年男人。
显然，他们大多是上流社会至少也是中产阶级成员。
他们有的是头发花白的老人，有的则是年轻力壮的青年，还有大量的妇女甚至美貌的女孩子。
所有人不分男女就这么混合关押，这又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他们不会被关押很久，通常一两天就会被处决，不用太在意此时的条件。
在庄严的祈祷声中，出现了一件渎神的杀人事件。一个年轻军官，恳求朋友将其勒死！
为什么军官不自己上吊呢？低矮的地下室连上吊的地方都找不到，他又无法勒死自己，只能央求朋友来帮忙。最终，朋友满脸流泪，将好友活活勒死。
夸张的是，他们两人身边明明站着很多人，却没有阻止，而是选择熟视无睹。
在这种情况下，早点死去未必是坏事，至少将来不用受活罪。类似的自杀，在同一间牢房中重复了多次。最夸张的是，上铺的军官用偷来的玻璃碎片割腕，下铺的犯人明明看到一行行的血流下，仍然当作看不见。
此时，三人委员会审判的声音出现。
这个三人委员会，就是当地契卡的最高领导者。他们三个人的出身，恰好是契卡干部的三种来源。
领头者是文质彬彬，身材高大，外表忧郁的斯鲁波夫！
斯鲁波夫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个教授，一二年前被契卡处决了。
他的母亲颇有风度和智慧，谈吐高雅，显然也是个知识分子。
很多知识分子像斯鲁波夫一样支持共产主义的理念，投身于革命。
接着就是军代表，一个瘦弱、干枯、面无表情、眼露凶光的眼镜男。
军代表是一个革命军人，从扛枪的小兵爬到军官职位，经历了残酷的内战，深受党的信任。
原则上，斯鲁波夫是当地契卡的第一领导者。
实际上，军代表是政委的角色，负责监督斯鲁波夫不会打着红旗反红旗。斯鲁波夫是知识分子出身，父亲又是反革命分子，在党组织看来不太可靠。
第三个则是年轻的革命者，一个从红色大学毕业不久的革命学生。
这个学生干部出身于无产阶级，父亲是商店的店员，很有可能也是个革命者，更有可能是契卡成员。受到父亲的影响，学生干部很小时候就受到革命理念熏陶，属于根正苗红的革命者。
他有热情和丰富的革命理论知识，可惜经验和历练不足，只能排在第三位。
夸张的是，这个契卡三人委员会的审判极为草率，就像在组织一场茶话会。
学生干部念出名单上人的姓名、身份和涉嫌的罪行，斯鲁波夫和军代表立即作出判决。而判决的结果千篇一律，就是“枪决”。
为啥？在我们看来，这些人罪不至死，充其量不过是“窝藏白军伤兵”“呼喊反契卡口号”“拒绝无偿交出财产”等。
放在沙俄时期，这些罪行最多也就是流放，一般就是判刑几年罢了。
三人委员会甚至根本不听他们的罪名，仅仅听了身份以后就直接判决“枪毙”。
甚至有一次学生干部开玩笑的念出了军代表的名字，军代表机械的回答“枪毙”，引起大家哄堂大笑。
为啥？这些人要么是沙俄贵族、要么是白色政权支持者、还有白军军官、商人、神职人员之类，都是阶级敌人。
在三人委员会看来，他们的阶级出身就决定了可以判处死刑，即便没有犯罪。
随后，就是死刑处决的流程。
三人委员会下达命令后，契卡成员立即开始行动，狱卒、哨兵、行刑队、运尸队、埋尸队各司其职。包括最高负责人斯鲁波夫在内的三人委员，则全程监视。
首先，狱卒根据名单，将关押在几间地下室的死刑犯叫出来，同时抬走自杀者的尸体。
在哨兵的押送下，行刑队的领袖，一个会说法语的高个子男人（在沙俄时期只有受过贵族教育的人才会说法语）将他们分为5人一组。
这5个人排成队，沿着昏暗的地下室通道，走到送到一所秘密的房间内。
这个房间就是执行死刑的地点，是一所行刑室。
此时契卡的行刑队登场，除了行刑队的领袖法语男以外，还有5个枪手。
这5个枪手清一色都是年轻人，年龄在20岁左右。相比穿着破旧军服、面目憔悴的普通哨兵，这些枪手则衣着高档、满脸红光，显然生活要好得多。
为啥？作为行刑队，他们有很多特权。
枪手们穿着契卡招牌式样的皮衣，带着昂贵的围巾，睡在弹簧床而不是简易床铺上，可以公开的抽烟喝酒。除了行刑时以外，他们可以拉手风琴、画画做各种娱乐，或者干脆躺着睡上一天，没人管他们。
被选为行刑队枪手绝对不是强迫，而是自愿参加。
作为革命最积极的拥护者，他们才能享有这些生活上的特权，还会有额外的奖金和职务提升。更有甚者，被枪决犯人们的衣物和首饰，都被送给行刑队处理，可以卖一笔钱。
行刑的地下室类似于一个哑铃，两头分别是枪决地点和吊运尸体的地点，中间用一条简易轨道车连接。
枪决地点就是普通的地下室水泥牢房，四面是肮脏粗糙的水泥墙壁。
唯恐子弹射中墙壁出现跳弹造成误伤，行刑队在一面墙边安装了几扇木门。
5名死刑犯被押送到行刑地点时，大多还是懵逼的，不知道将要面对什么，因为根本就没有对他们的死刑宣判。
接着，死刑犯无论男女会被要求脱光衣服，脱去首饰（主要是带着十字架的金银项链）和眼镜，随后赤身裸体的走到木门前，背对着行刑队被枪击后脑而死。
他们则有大约10秒时间进行祈祷（行刑队要站好位置和用手枪进行瞄准），随后就中弹死去。
行刑队的5名枪手，负责近距离用手枪射击后脑，法语男则负责指挥一起开枪。斯鲁波夫等三人委员成员，经常会在现场监视。
死刑犯中弹倒地以后，会被确定是否死亡，没死的就再补一枪。
接着，轮到几个粗鲁的工人上场。他们是运尸队，穿着类似于屠夫的皮制围裙，唯恐血液和其他污秽物搞脏衣服。接着，他们将赤裸尸体粗暴的丢上轨道车，运到地下室另一头。
尸体脚上被系上绳子，像屠宰后的牛羊一样，通过绞盘吊到地面，丢在一辆运尸的卡车上。卡车上则是埋尸队，将尸体运到荒郊野岭随便埋掉。
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在短短几小时内，销声匿迹，不复存在。
运尸队回来用水冲干净地上和木门上的血迹污秽，行刑队则拿走死者的衣服和首饰。他们清理现场目的，只是避免直接吓坏下一组死刑犯，导致他们精神崩溃不便于行刑。
这样处决是很高效的，斯鲁波夫手下有多个行刑队，一天就可以轻松杀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运尸体的卡车总是装得满满，每天都要来回跑几趟。
一个矮胖的枪手将自己射完的子弹壳，丢入一个木盒子里。这个木盒子装满了弹壳，少说也有七八十个。也就是说，这个矮胖枪手就打死了七八十人。
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死刑犯的表现各有不同。
电影第一组5人中，贵族妇女恐惧的哭泣；看起来很勇敢的中年军官被吓得尿了裤子，不能说话；年轻的受伤军官则表现从容，要求行刑队射击自己的脸部，像军人一样死去；高个子知识分子同样冷静，死前摸着木门说“这原来是一道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神父根据教法拒绝在女人面前脱衣服，拒绝无效后只能捂住下体不让女人看到。中枪前，神父庄重的祈祷，声音一点都不颤抖。
至于，行刑队枪手们也不粗暴。
他们只是用各种方法，让死刑犯自己走到木门前。
他们会安慰哭啼的妇女，还给她水喝；他们鼓励尿裤子的军官，让他作为军人要勇敢一些；他们拒绝年轻军官对准脸部射击的要求，却礼貌的解释“我们必须按照制度来做（只能射击后脑）”；他们拿走知识分子的眼镜，又表示会将他送到木门边，防止看不清路而摔倒；他们允许牧师做最后几秒的祈祷。
有趣的是，一个枪手表示不能打死牧师，同别人换了位置，斯鲁波夫没有阻止。
接着就是一阵枪响，5人几乎一同倒下，变为5具尸体。
随后就是重复一组组的枪决过程，在电影中持续了几十分钟。
第二组中，有个衣着性感时髦、穿着黑色丝袜（当年的丝袜是奢侈品）、金发齐腰、非常美丽的妇女。
不同于贵族妇女，这个妖艳的女人一看就是社会经验丰富的交际花。
同她一起枪决4个人中，有身材非常高且英俊的贵族青年，戴着民族帽子的犹太商人，还有身为好友的两个文人。
处决前，女人贴心的询问贵族青年要不要帮忙脱衣服。那个年代的沙俄贵族，穿衣脱衣都是仆人伺候，自己没什么动手能力。贵族青年礼貌的拒绝了，他不想在死前还要麻烦别人。
走向木门前，2个文人好友则互相搂抱告别，其中一人向另一人道歉。
可能是此人连累了朋友，导致两人一起走上黄泉路。
夸张的是，5人站在木门前做最后祈祷时，金发交际花竟然向叼着香烟的枪手，要一口烟抽。
枪手没有拒绝，将自己的香烟递给了她。金发交际花满意的抽了几口烟，随着枪响倒地死去，尸体的手上还夹着香烟。
接着就是无数处决的场面，死刑犯的表现不一。
有的破口大骂，有的侮辱枪手（对他们吐口水），有的拼死抵抗（被强行拖到木门前），有的用法语长篇大论的演讲，有的呼喊政治口号，有的乞求神灵拯救，还有哭啼的，哀求的，吓得拉屎的，茫然失措的，胡乱询问问题的，互相拥抱牵手的，总之形形色色，什么样子都有。
只是，这一切都毫无意义。没人在乎他们死前做了什么，除了行刑队和斯鲁波夫以外，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曾做过什么。
最终，这些人都会变为沾着血迹的赤裸无名尸体，被埋葬在某个野外大坑中。
有一个死刑犯比较特殊，是一个非常美丽、有着天使般面容和宝石般纯净眼睛的女孩。
即便在美女如云的俄罗斯，这个姑娘也是顶级美人。
在木门前等待枪决时，姑娘突然赤身裸体的转身，向枪手们乞求不要杀死自己，她还想活下去。
面对这样一个美丽纯洁的女孩，5个年轻的枪手失去了杀气，一同放下了手枪。连队长法语男，都放下了指挥棒。
然而，斯鲁波夫则掏出手枪，毫不留情的射杀了这个天使般的女孩，只留下一同被处决的女孩母亲的惊呼声。
在别人看来，斯鲁波夫是个变态的杀人狂魔，没有任何感情。
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斯鲁波夫，则坚信自己做的一切没有问题。
他有着很多的革命理念，如认为革命政权是一个孕妇，衣衫褴褛，身体不适，是因为身上爬满了寄生虫。这些寄生虫就是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人。契卡必须将他们全部清除，革命才会成功。
他还认为，沙俄时期没有真正的法律和纪律，才会形成全国性的混乱，给底层民众带来巨大的痛苦。契卡就是建立铁一般法律和纪律的关键机构，不然任何革命行动都会寸步难行。
折磨和流血是革命的一部分，也是建立新世界的必要手段。
他的父亲被契卡处决，照常理来说斯鲁波夫应该仇恨契卡。然而，他认为父亲该死，甚至还在家里招待，批准执行死刑的学生干部。
可惜，斯鲁波夫的地位是尴尬的。
他的性格不够强，除了在契卡的办公室和行刑室以外，到处都受到难堪、敌对和排挤。
在家中，斯鲁波夫无法说服有主见的母亲，去接待杀父仇人。母亲表面上配合，却当面口吐不满，故意上了带着血丝的肉排。
无论是斯鲁波夫还是学生干部，因看惯了血腥的尸体，平时从不吃这类东西。母亲的作为，就是故意让学生干部不好受，斯鲁波夫只能无可奈何的抱怨几声。
斯鲁波夫是没有朋友的，原本的朋友早已对他敬而远之。
一个场景中，斯鲁波夫去一家咖啡馆休息。发现他在咖啡馆内，其他的食客唯恐惹上麻烦纷纷逃走。
期间，有个认识斯鲁波夫的年轻女人，竟然跑过来对他破口大骂，说他是杀人凶手和吃人恶魔。
这个女性知识分子的亲人，很可能被斯鲁波夫处决了。她的朋友，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急忙将女人拉走。
这个男人明显曾是斯鲁波夫的好友，要求私下谈一会，似乎是为刚才出言不逊的女人求情。
没想到的是，这个男人思索了一会，却用手套扇了斯鲁波夫的脸。
在当时的欧洲，这是一种非常侮辱人的行为，类似于阿拉伯人用鞋底抽别人的脸。
可见，这个好友认为女人骂的没有错，曾经的朋友斯鲁波夫，此刻确实是吃人的恶魔。
奇怪的是，斯鲁波夫被侮辱以后，没有对打、咒骂甚至拔枪射击（他口袋里面就有枪），只是默默承受。
后来，这个女人竟然手持微型手枪去刺杀斯鲁波夫，因枪法太差没有击中，被斯鲁波夫还击当场打死。
死前，女人仍然对斯鲁波夫大骂，显然是坚定的为亲人报仇。
斯鲁波夫同样不受群众的欢迎，几个流浪儿向他乞讨香烟。在当年，香烟属于奢侈品，是很值钱的。斯鲁波夫明明给了他们香烟，一转身这几个流浪儿就唱起挖苦契卡的恶毒顺口溜。
就连这些流浪儿，也嫌弃和厌恶契卡。
更夸张的是，明明斯鲁波夫如此激进，杀光了所有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人，上级竟然还是不满意。
在一次高级会议上，一个高级女干部质疑斯鲁波夫放走了一个白军军官，是自由主义。
斯鲁波夫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好在军代表立即出言解释，说明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唯一一次。
这里就要提到军代表。
相比斯鲁波夫只是抽烟喝酒的简单生活，军代表则沉溺于性欲中，思想更为灵活。
他和自己的金发秘书是情人，热衷于玩性爱游戏。
军代表拿着步枪表演军人的各种战术动作，结束后金发女秘书就用肉体作为奖励，两人似乎感情非常亲密。
金发女秘书曾说了一些，关于列宁等领导人的色情笑话。在当年，这是标准的反革命行为，十有八九要吃枪子。军代表只是淡然驳斥而已，没有任何的追究。
然而，在金发女秘书同情一个贵族太太，让她带着女儿向斯鲁波夫试图性贿赂时，情况就完全不同。
这个贵族太太17岁的儿子什么也没做，仅仅是在沙俄军校上学就被逮捕，等待处决。太太为了救儿子，请金发女秘书帮忙找到办公室内的斯鲁波夫，让年仅16岁的女儿脱光衣服试图陪睡。
本来就有性功能障碍的斯鲁波夫勃然大怒，立即将两人逮捕，随后这对母女也被处决。
说起来，女秘书的包庇行为没人知道，也不是什么大罪。
军代表却同意斯鲁波夫提出的方案，也就是枪毙自己的情人。
为啥？
对于斯鲁波夫和军代表来说，同情阶级敌人就等同反革命，必须要被清除。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
金发女秘书被抓捕后，一个契卡成员小胡子试图强奸她，被军代表发现后当场抓住。
斯鲁波夫对这个小胡子臭骂一通，指出革命组织不是土匪，一切行为都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契卡只有枪毙女秘书的权力，却不能强奸她，不能为所欲为。
因此，斯鲁波夫判决这个契卡小胡子也要被枪毙，而且要死在女秘书之前，让女秘书看着他被杀掉。
讽刺的是，别人可不像斯鲁波夫那样有原则。
真的枪毙女秘书的时候，见斯鲁波夫和军代表不在场，恼怒于同伴被枪毙的其他契卡成员，又将女秘书拖走强奸。即便女秘书拼死反抗，撕打咬人，也是毫无用处。
至于军代表，没几天就又找了一个新的女秘书，两人同样玩着之前的性游戏。
为什么军代表和斯鲁波夫不一样？军代表说的很清楚，斯鲁波夫是知识分子，自己只是当兵的。
当兵的不需要有太多自己的思想，只要服从上级命令即可，也就没有大的思想斗争，不会陷入精神困扰内耗中。
三人委员会中，剩下的学生干部就很有意思。
表面上，学生干部是个家族革命者，革命的激进者，相当勇敢顽强。
其实他只是色厉胆薄，外强中干。在三人委员会中，学生干部就是一个没有主见的跟班，人云亦云的角色。他业余爱好就是修钟表，听斯鲁波夫灌输革命理念。就这样，他还经常被斯鲁波夫的极端理论吓得满头大汗，心惊肉跳。
他的作恶最少，甚至曾说一个犯人可能是无罪的，却被斯鲁波夫一阵训斥后不敢再说。
学生干部只有一次，利用职权审讯被抓来的一个犹太老商人。
学生干部的父亲在犹太老商人那里做了几十年店员，最后被辞退赶走，导致全家生活困难。
学生干部知道老商人就要被处决，就想要趁机报复一下，耍耍威风。
没想到，这个老年犹太商人很是厉害，在道理上说的学生干部无法辩驳，还指出辞退他父亲的秘密。他父亲在商店里面盗窃了十多万元，本来应该送他去坐牢。犹太老商人考虑到他在商店工作多年，又有老婆孩子，才仅仅将他赶走而已，根本没去警察局告状。
他的父亲就职期间，犹太老商人给了他不错的薪水，学生干部才得以完成了学业。说来说去，犹太老商人对这一家人是有功无过。
同时，犹太老商人也没有任何罪行，早就将商店和所有财产都交给了苏维埃政权，仍然因为曾是大商人被捕判死刑。
学生干部理屈词穷，只能不断辱骂对方是“犹太猪”。
没想到，这个犹太老商人直接抓住学生干部头发用力撕扯。面对一个年老力衰的老头子，学生干部却根本不敢反抗，只是惊慌大叫。接着，犹太老商人因心脏病发作倒下死去，学生干部却被吓得半死，半天缓不过神来。
学生干部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只是一个被革命理念灌输和身为革命者父亲行为影响的普通人而已。
这种人恰恰是革命者中的多数，必要的时候他们随时可能改变信仰。
我们再回来说说，契卡的庭审流程。
根据程序，审讯以后和枪决之前，犯人还需要接受庭审。那么，犯人能否在庭审时喊冤呢？
不可能的，因为契卡的庭审是假的，枪决的结果早已注定。
庭审时，只有斯鲁波夫一个人面对犯人。
他会使用一分钟时间，反复询问死刑犯的姓名、家乡，有时候还会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走完这个流程。
杀人尤其是杀死这么多人不是小事，普通人很难承受这种巨大的压力，慢慢的很多契卡成员出现了精神的异常。
枪手们每天都在杀人，身心都承受了很大压力。
他们只有20岁左右，涉世未深，三观没有成熟，不知道自己杀死的是不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枪手们逐步意识到，不可能有这么多反革命。
死于他们枪杀的大部分人，根本是无辜的，仅仅是因为阶级出身不好，包括一些没有任何罪行的年轻姑娘甚至未成年人。
枪手们不是天生的恶魔，内心深处认为这是不对的。
他们开始变得抑郁或者暴力，烟酒不离身，有很多古怪行为。比如他们深夜唱圣歌、对着耶稣像说教、饲养大堆老鼠、画反契卡的传单，甚至开始吸毒。
5个枪手中人缘最好，看起来最温和的小伙子，选择上吊自杀。其他枪手发现后慌忙将其救下，抢救以后活了命。自然，他肯定不能再进入行刑队了。
好在行刑队不缺人，稍后就有一个大辫子的女契卡成员加入，看她最多18岁。
至于斯鲁波夫，他的精神逐渐崩溃。
他发现，等待处决的犯人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本来死刑犯只是反革命分子或者阶级敌人，却慢慢变为普通人，比如白军士兵的母亲、普通的工人农民。
如一个工人因工厂待遇太差，号召罢工被捕。
而契卡的主要任务就是杜绝怠工行为，工人被捕后要被处决。这些动摇了斯鲁波夫的信念，为什么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人会越杀越多？为什么工农和普通市民也要被处决？胡乱杀人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
动摇期间，斯鲁波夫释放了群殴打死政委的一个连士兵。政委对他们百般虐待，士兵们实在忍无可忍。
军代表试图将这种行为上升为兵变，那么这些士兵一个也活不了，就算得到赦免也被处决三分之一。
然而，斯鲁波夫以外的将他们全部就地释放。
这种行为显然是同情阶级敌人，斯鲁波夫不会有好下场。
学生干部曾说过：他父亲在内的很多契卡成员认为，在成功的处决了50个敌人以后，第51个被处决者就是自己。
好在，斯鲁波夫很快发疯了。他脱光了衣服自己站到木门上去，险些被枪手射死。
最终，在军代表的注视下，斯鲁波夫被送到了疯人院。这里可以说是他最好的归宿，总比枪决要好得多。契卡后来经过多次改组，核心却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对内镇压的工具。
只是，被契卡直接枪决未必就是坏事，或许比送到劳改营受苦要好些。
从1930年到1953年，先后有1800万人在苏联劳改营也就是古拉格关押，至少270万人因此死去，数量高达六分之一。
这些劳改营大多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西伯利亚、中亚地区，犯人被强迫从事高强度劳动，衣食住行方面没有任何保障。
《古拉格群岛》中这么描写相对受到优待的女性流放者们：劳动怎么样？在男女混合的作业班里女人还能占一点便宜，可以干一些轻活。但如果整个作业班全是女人，可就没有情面好讲了。你们照样得交出那么多方木材来！还有整个由妇女组成的劳改点，这里伐木、挖土、脱坯全都要女人干。只有铜矿和钨矿不派女人去。以卡尔拉格“第二十九劳改点”为例，这个点里有多少女犯？不多不少整六千！女人在那里干哪些工种？叶林娜当搬运工。她扛八十公斤甚至一百公斤的口袋！不错，上肩有人帮助，而且她年轻时是体操运动员（叶连娜·普罗科菲耶夫娜·切博塔廖娃十年刑期内一直是搬运工）。
妇女劳改点里形成着非女性的残暴风习：没完没了的骂娘，没完没了的打架，疯闹。不这么干，你就没法活。（但据免除看押的工程师普斯托维尔-普罗霍罗夫观察，一旦女犯从妇女劳改大队抽出来当家仆或干体面工作，马上变得安静而勤奋。他见过三十年代贝阿干线〔第二西伯利亚大铁路）妇女劳改大队的情况。请看这样一个小场景：炎热的白天，女犯请求押解队准许她们在水沟里洗洗澡，押解队不准。女犯们当下齐心一致地脱得赤条条躺在地上晒太阳——紧挨着铁路干线，就在过往列车的眼皮底下。驶过国内列车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一趟国际特快马上要过来，里头有外国人。要女犯穿衣服，她们不听命令。于是叫来一辆救火车，用消防水龙把她们轰跑了。）
再请看看克里沃谢科沃的妇女劳动。在砖厂的取土场，一个地段开来完毕，就把顶板扔到那里去（开采前顶板平铺在地面上）。过后就需要把这些又湿又沉的原木从十至十二米深的大坑里拉上来。怎么拉法？读者会说：用机械嘛。那是自然。于是一个妇女作业班用两根缆绳（用缆绳的半中腰）套住原木的两头。每一头站两排人，像纤夫似地拽（步子要走齐，免得原木脱掉，一切又要从头做起）缆绳的一端，拉出原木。然后她们二十人一拨，把这样的一根原木扛上肩，在横眉竖眼的作业班长的骂骂咧咧的号令声中把它抬到新地方，堆在那里。你们会问为什么不用拖拉机？哎呀，饶了我吧！这是一九四八年，哪儿去找拖拉机？你们会说为什么不用吊车？可是你们忘记了维辛斯基说的“能把人们从空虚和渺小变成英雄的魔术师般的劳动”了吗？如果使用吊车，魔术师怎么办？如果使用吊车，这些人不得永远空虚和渺小吗！
干这样的劳动能把一个人的身体耗空。女人身上一切女性的东西，不论是固定的还是每月一次的，都不再有了。如果她们能拖到下一次的体验，在医生面前脱下衣服后露出来的已经不是洗澡房走廊里杂役们垂涎三尺的那个身体：她变成了说不出年龄的女人；肩膀呈现出尖锐的棱角，乳房耷拉着，像两只干瘪的小口袋；扁平的屁股上多余的肉皮打着福子。膝盖以上的肉已经这样少，以致两腿之间形成了空挡，一个羊头，甚至一只足球都能通过。嗓音变粗、变哑，脸上已经出现糙皮病的黑斑。据一个妇科大夫说，妇女在伐木场上劳动几个月，一个更要紧的器官（子宫）就会发生下垂和脱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