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6日：南京保卫战中，日军向南京发动全面进攻。
南京一共有多少个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一共有23个！
在攻打上海到南京一线期间，日军遭遇了国军的强烈抵抗。
以南京保卫战为例，国军以8万之众（其中一半左右是新兵），面对20多万围攻而来的日军激战长达两周。
在整个攻打南京的战役中，日军伤亡2万6000多人。直接攻打南京伤亡的日军，就有近万人。
南京保卫战非常激烈，这是所有参战日军的共识：牛首山、将军山战斗中，中方第74军第58师，在日军第114师团主力、第6师团第13联队、第45联队第1大队的猛攻之下，浴血奋战了两天之久。战后日军官兵一致认为，中国守军官兵作战顽强。在日军第6师团于1940年内部编写的《第六师团转战实录·南京篇》中，记载了担任第13联队副官的马敏雄少佐在一次会议上说：“牛首山的战斗，打得异常艰难。山上的敌军，是我们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强的对手。”
紫金山战斗中，教导总队第3旅三千官兵面对拥有飞机、重炮的日军浴血奋战，有不少官兵战斗到最后一刻，这一点连日军战史都给予承认。日军《第九师团战史》对此记载道：“据守紫金山的敌军（中国守军）虽然是敌人，但的确很勇猛，他们也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明知结果肯定是死，但还是顽强抵抗，一直奋勇地阻挡我军的进攻。”
在乌龙山一带进行战斗的第2军团则几乎全是新兵，他们面对日军佐佐木支队的疯狂猛攻，仍然是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抵抗日军的钢铁炮弹。日军佐佐木支队长佐佐木到一少将在1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敌军抵抗实在太顽强了。因此，命令炮兵集中火力对他们进行炮击。战壕里堆满了敌军士兵尸体。尽管如此，当我步兵沿山坡向上冲锋时，甚至还有敌兵宁死不退，死守阵地、宁死不屈。”国军的激战的前提是，这一线的中国民众坚持抗日。
日军官兵认为：中国的中部（指江南地区）同北部不同，这里的老百姓抗日意志很强烈。所以，对这里的中国平民不需要有任何仁慈，该杀就杀，该烧就烧。
对此，日军高层的态度也差不多，恼怒的认为：一旦占领南京后必须进行“严惩”。
所谓“严惩”，是日本古代的一种暴戾残忍的文化。
日本战国时代，大名一旦遭遇敌人强烈抵抗不愿意投降，往往在胜利后进行“严惩”。
这个“严惩”就是蒙古人的屠城，除了针对军事人员的屠杀以外，还对敌人控制区域所在的无辜民众进行惨烈的屠杀。
对于日本的文化来说，通过“严惩”这种兽性的屠杀可以有效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进而在精神上吓垮敌人。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严惩”除了杀害男性军民以外，更强调对于女性民众无论老幼性侵和虐杀。
因此，日本战国时期很多大名作战失败城破后，其女眷甚至丫鬟婢女之流大多选择自杀，唯恐被敌人轮暴后再残杀。
日本人这么做除了发泄兽欲以外，也认为对敌人女性的性侵，可以严重摧残对方的抵抗意识，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战。
至于南京大屠杀当然不是偶然现象，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在旅顺等地进行“严惩”屠城。
抗战爆发以后，日军所到之处都是烧杀淫掠，毫无例外。
南京保卫战中，长江以南的日军进攻路线主要是三个，第一是从东面沿着长江杀过来；第二是从东南面沿着汤山、马群、仙鹤门、中山陵一线杀过来；第三是从西面攻入铁心桥、花神庙、雨花台、上新河一线。
而日军的屠杀也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是攻击前进沿途杀人。
比如第二路日军攻入距离南京很远的汤山（当时叫做汤山镇），就在这里一边攻击一边乱杀平民，接着沿着麒麟门、仙鹤门、中山陵不断攻击屠杀。
其他几股日军也是如此，沿途基本遇到村子就屠村，遇到镇子就屠镇，遇到逃难在野外的难民也随意杀害。只有一些村镇远离日军进攻路线，这才侥幸逃脱屠杀。
第二是在长江边集体屠杀。
日寇从三个方向沿着目的进攻，南京城内的很多平民无法从陆地突围，只能向西和向北退到长江边，试图渡江逃走。然而渡江船只数量不够，日寇的舰队又很快封锁了南京江面，导致大量退到江边的平民陷入绝境。
日寇看到长江边聚集了大量平民后，要么是直接用枪炮进行屠杀，要么就是将他们俘虏以后再在江边屠杀。
所以，南京集体大屠杀地点大多在江边，往往一个地点就有数万遇难者。
第三是在南京城内各种集体和零星屠杀。
攻占南京以后，日军在城内挨家挨户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恶不作。当时来不及逃到江边或者国际安全区的南京居民，基本都在家被残杀或者虐杀，老幼妇孺都难逃一死。
另外，日寇频繁进入国际安全区抓捕大量平民，将他们押到各地集体屠杀。日军在安全区内不断杀人奸淫，手段残忍狠毒至极，是人类不能想象的。
明妮·魏特琳女士是美国人，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担任教授，也是国际安全区的外籍负责人之一。她收容了大量妇女难民，却也目睹了日寇各种残酷性暴力，包括奸杀未成年女童、怀孕女子被刺刀剖腹而死等等。
虽保护了上万中国妇女儿童，然而几十天内看到了太多的暴行，魏特琳女士最终导致精神崩溃，在1941年回到美国后自杀而死。
另外，再多提一句被屠杀30万人中的军人问题。
南京保卫战一共只有8万多军人参战，后来突围成功的有3万多人，剩余5万人。
然而，在激烈的战斗中约有一半战死，也就是2万多人。
剩余不过2万多人，其中很多还是伤兵。以日军的传统，发现国军伤兵只要自己不太能走动的，基本直接枪杀或者用刺刀刺死，根本不会留作俘虏。
换句话说，南京保卫战最多有2万国军被俘，很多还是伤兵。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中遇害的百分之九十几都是无辜平民。
其中一部分根本就不是南京本地人，而是四面逃难来的江南居民。
当时日军从上海攻向南京，沿途烧杀淫掠。这一线的很多中国居民选择逃向驻军较多的南京，认为这里比较安全。
在南京大屠杀之前的1937年11月，南京有50多万常住人口还没有迁移，但市区人口只有约40万，其他10多万分散在周边郊区和农村。
到了上海沦陷和国民政府迁都以后，南京迁移逃难走了10多万人。但是，周边逃难来的难民却蜂拥赶到南京，于是南京人口又增加到50多万。
这些外地难民对南京不熟悉，在大屠杀中逃无可逃，避无可避，大多遇难。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较多的地点，至少有100多处，无法一一建立纪念碑。
南京政府为了纪念历史，先后立碑23处。
下面我们看看南京的23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或丛葬地纪念碑。
我们根据时间来看，首先是日军沿途攻向南京期间的一些屠杀，死亡人数相对较少。
第一，汤山湖山村“以史为鉴”碑。
南京汤山在当年叫作汤山镇，距离市区相当远，交通不便，人口稀少。
即便如此，东南方向进攻而来的日寇第16师团，经过这里时也不忘记杀人放火，很多村子遭殃。
该纪念碑为湖山村居民建立，日军在此多批屠杀64人，导致15家彻底绝户，焚烧了200多间民房，给这个小村子带来灭顶之灾。
屠杀幸存者，村民苏国宝日记中写着：我在（1937年）12月8日上午被日军抓住，赶到湖山小学操场上，共有10人，其中1人叫王立荣，被日军用刀砍头致死。我小弟苏国久被溺毙而死。戴昌继、陈开荣、戴兴钊、戴大军、戴大林与戴兴根相继被日军用刀刺死。
遇难者后代戴大亮说：1937年12月6日，侵华日军对湖山村烧杀，连老人也不放过。我的爷爷戴昌淇，为了保护自家房子不被烧掉，用水桶将大火扑灭后被日军发现了。日军活活用刺刀将他捅死！
在日军残杀的64个村民中，有妇女7人，儿童3人。
为纪念死难者，苏国宝等乡民，你一元我一元解囊捐款，有力的出力，无力的出钱，集资兴建了纪念碑。
第二，西岗头纪念碑。
同上面湖山村差不多，西岗头纪念碑是汤山西岗头村居民建立。
本来该村比较偏僻，躲过了初期的大屠杀。
然而1938年2月，一股日寇突然冲入村子，对这个仅有42户人的小村子大肆屠杀。
日军挨家挨户搜索，奸杀了2名妇女，随后将22名青壮年男人押到西岗头小学的操场上，用机枪扫射。其中21人当场被杀死，仅有1人昏死过去侥幸生还。
这股日军意犹未尽，又在村内乱窜，连续杀了十多人。
最终，村民共有37人被杀害，全村房屋几乎被烧光。
幸存者后代裔文钊回忆，被集体枪杀的21人中包括他的爷爷、二叔、三叔。万幸的是，裔文钊的父亲此时躲在草堆里，暂时没有被日军发现。日军也不是傻子，判断草堆里面或许藏着人，就用刺刀乱戳，将裔文钊父亲的手臂刺伤。裔文钊的父亲手臂上留下几道伤疤，一生未愈。
后日军发现他逃跑，就开枪射击。子弹擦着裔文钊父亲头皮飞过，也留下了终生的伤痕。
西岗头遇难同胞纪念碑也是全体村民自发捐款兴建，于2005年12月建立。
其实，日军在汤山镇附近到处屠杀，很多村子遭受灭顶之灾。
幸存者陆光秀回忆：我出生在江宁汤山镇许巷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间，日军先头部队从我家住地附近沿公路进攻南京。农历冬月初八，我父亲陈智松留在家中看家，日本通讯兵沿公路回收电线，正巧我父亲到稻场上去搬草喂牛，被日军枪杀身死。
冬月十四日，村上忽然出现大批日本兵。当时全村有近两百户人家，日本兵把全村的一百多个年轻人，集中在打稻场上，全部敞开胸怀，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戳死。我的亲弟弟陈光东也在其中。有个叫时大林的，日本兵复查时，发现他没有死，又戳他几刀。每戳一刀，就听他喊一声“我的妈呀”！就这样惨死了。回忆起来，真叫人心疼呀！还有刘应志和时先二人，被戳了几刀，因未戳中要害，后被他们家的亲人救护，伤口用布包扎起来，经过一段时期伤口渐渐好了。
湖山煤矿工人崔义财，由于机智，在日本兵戳入的时候，他顺着倒在死尸之中，幸免于难。这三个当年的幸存者几年前已先后去世了。
日本兵残忍成性，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当时村上艾家四兄弟：艾红来、艾根来、艾义生、艾仁义，被日本兵抓住，像扔麻袋一样，活活地砸死了。还有一些从外地被日本兵抓来做苦力的人，事后也被日本兵用刺刀将心肝五脏都挖了出来。邻近村庄有个叫方老二的，被日本兵砍成两段，一段丢在大场岗，一段抛到六亩口；还有个刘老五，日本兵冲门入内，用刀把他头脑砍掉了，半截身子在门外，半截身子在门内。日本兵除了杀人外，还强奸妇女，苏仁发的老婆当年约四十多岁，被日本兵按在我家床上奸污了；苏仁发家有个童养媳，才十五六岁，被三、四个日本兵拖到魏官家轮奸，流血不止，走路都困难。日军血洗许巷村的罪行，叫人难以忘怀。我家除了父亲、弟弟被杀外，我婶婶因躲避日军，在外边大山上生小孩，得了产后风病，不久即死去；我妈妈因夫、子被杀，也忧郁而死，一家人只剩下我们姊妹三人和两个内侄。
第三，仙鹤门遇难同胞纪念碑。
日军从汤山镇杀向，南京东郊的交通要道仙鹤门。
日寇占领仙鹤门后，在附近花费几天时间分散和集体屠杀了4000多人。
当年仙鹤门属于城郊，很多地方没有人居住。这导致大量被屠杀的遇难者遗体，躺在野地中没有被发现。
据当地老人们回忆，1938年春天天气转热后，仙鹤门村附近没有收拾完的横七竖八的尸体开始发臭，有的只剩下了尸骨，多数尸骨被野狗叼得七零八落。当时，上了年纪的胆子大的乡亲自发将数目众多的尸骨集中于云盘山脚下，埋了一个大坟堆。
这个大坟堆埋葬了700多具尸体，类似的坟堆还有至少6处。
当地居民倪金贵老人，在1937年曾被侵华日军抓过夫，后来死里逃生跑出来。他说，他“跑鬼子”经过青龙山附近的一个村子时，亲眼看见100多名缴了械的国军士兵，被4名日军骑兵赶到一个白铁皮房子里，然后活活枪杀。
除了屠杀被俘士兵以外，日军对抓住的无辜百姓也进行虐杀。
倪金贵曾和另外6个无辜百姓被日军抓住，最终他和一名百姓死里逃生，而另5名则被日军用长刀活活戳死。
孙基华老人1938年19岁，他清楚地记得，那年农历正月十五，他因无粮，被迫返回仙鹤家中取粮食，结果在天亮时被日军发现。日军竟然命令他和一位同村村民跳进结冰的水塘里游泳，出来后又命令其他被抓村民活埋他。他已全部被土埋上，只有一息尚存的时候，一位妇女出现在日军视线，十几名日本兵大喊“花姑娘大大的”，然后一齐上山去追那名妇女。埋孙基华的村民趁机把他和同埋者挖出来，并一齐逃跑。虽然孙基华老人侥幸逃生，但那名可怜妇女的命运就没人知道。
第四，东郊丛葬地纪念碑。
东郊丛葬地纪念碑，在今天中山陵灵谷寺附近。
这一线比仙鹤门更靠近南京城，人口更稠密，日军杀人更多。
从马群镇到中山门外，仅仅慈善机构收殓的尸体就高达3万多具。
东郊的树林、山地很多，一些遇难者遗体位置隐蔽，不容易发现。
直到1939年1月，南京伪政权花费1年多才将这一代的尸体大体掩埋完毕。
伪政权虽是汉奸，尚且有几分人性，看到同胞被日寇如此杀戮也感到兔死狐悲，在一九三九年一月立“无主孤魂墓碑”为志。
抗战著名的南京大屠杀百人斩，向井敏明、野田毅这两个禽兽的主要杀人场所就在东郊：向井敏明、野田毅二人均属日军第16师团片桐部队富山大队少尉。向井明敏为日本山口县人，野田毅为日本鹿儿岛人，1937年9月，二人随部队侵略中国。向井明敏为炮兵小队长，野田毅为大队副官。从踏入中国领土开始，二人即疯狂地杀害中国军民，并开始进行“百人斩”比赛，看谁先斩杀100人。截止到12月5日，该部队占领江苏句容县城时，向井已经杀害中国军民89人，野田杀了78人。12月11日，日军向南京发起进攻，而此时向井杀了106人，野田杀了105人。因不知谁先杀满了100人，二人又在南京东郊的紫金山麓再次比赛，以谁先杀满150人为胜者。向井明敏、野田毅的“事迹”被日本随军记者相继发回国内，被日本报刊纷纷刊载。《东京日日新闻》分别于11月30日、12月4日、12月6日、12月13日进行报道。为渲染二人的“事迹”，《东京日日新闻》12月31日的报道中还配发了二人手持军刀的合影。
【紫金山麓12日特派员浅海、铃木发】在攻入南京之前就开始进行罕见“百人斩”竞赛的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少尉，到10日紫金山攻略战时，创造了106比105的纪录。10日中午，两少尉手持卷了刃的日本刀碰面了。野田：“喂，我斩了105个，你呢？”向井：“我是106个！”....两少尉大笑“啊，哈哈哈”。最终也没能搞清楚是谁在什么时候先斩杀满100人的。“那我们就算是平手吧。不过，改成150人怎么样？”两人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从11日起，“150人斩”的竞赛又开始了。11日中午，在俯瞰中山陵的紫金山上忙于扫荡败残兵的向井少尉讲述了“百人斩”平局的始末：“不知不觉两人都超过了百人，真是愉快。我的关孙六刀之所以会卷刃，是因为将一个人连钢盔一起劈成了两半。我已经说好，在战争结束时就把这把日本刀捐赠给贵社。
当然，这两个人所谓的“勇敢”行为，只是残杀无法还击的战俘和平民。
两个家伙同部队的战友望月五三郎曾不屑的回忆：所谓百人斩根本不是在肉搏战中杀人，他能只是无缘无故去屠杀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农民。
就连野田毅后来回到日本母校演讲，也承认“我在白刃战中，不过砍杀了四五个人，其他都是战俘和平民”“将他们捆绑好了以后，我拿着刀挨个砍下去”。
第五，太平门遇难同胞纪念碑。
太平门遇难同胞纪念碑地点在太平门外，也就是中山陵西侧。
日寇攻入中山陵，占领太平门后，将俘虏的1300多名中国军民关入城墙下的铁丝网屠杀。
日军先引爆事先埋好的地雷，随后用机枪扫射。接着日寇对少数幸存者纵火焚烧，将这些人全部杀死。
日寇对于这次集体屠杀规划严密，导致1300多人竟然没有一个幸存。
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70周年之际，为悼念在太平门附近无辜的中国遇难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交流促进会、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70周年全国联络会、日本“铭心会南京”访华团联合在此建碑，祭祀遇难者魂灵，铭记历史教训，并告知中日两国青少年，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日军士兵德田一太郎回忆：“12月13日，早上8点左右进入南京的太平门……记得当时分队长说过‘把男人都杀了’……当时有很多的俘虏徘徊在太平门附近。从那里不分男女老少共抓来了三四百人。工兵们在太平门的右角附近钉上钉子，拉上铁丝网，把人给包围了。下边埋着地雷……把抓来的人放进包围圈里后，拉上导火线，随着‘轰——！’的一声给炸掉了。因为用枪不赶趟，所以埋上了地雷。之后，我们爬上城墙，从上边洒下汽油，点火给烧掉了。因为尸体层层叠叠堆积成山，所以，烧起来很费劲。上边是大量的尸体，但下边还有好多生存者。第二天早上，分队长对士兵发出‘刺死！’的命令，所以我们就开始翻查尸体，只要有气的人都给刺死……尸体的占地面积估计有330平方米。”
幸存者陆玉华回忆：一九三七年，我家住中山陵。家里有八口人，父亲陆松林，六十二岁，母亲陆朱氏，四十九岁；大哥陆同兴，大婶尚美华；二哥陆顺宝，大弟陆顺项，小弟陆少武和我。
日军侵占南京前，因为形势紧张，家人分散避难。我随大哥、大婶到淮安县避难。母亲带着大弟、小弟到沈举人巷（五台山附近）难民区避难。父亲舍不得家，留在家中看守。
日军进城时，从中山陵经过，我父亲在家门口，被日军抓去枪杀了。母亲在难民区，听说父亲被杀，便和舅舅赶回家中准备为父亲收尸安葬，途中被日本兵发现后，将我母亲强奸了，母亲因此得了精神疾病含恨死去。我的二哥及三弟也被日军抓去枪杀了。日本兵造成了我一家四人的死亡，给我们全家造成痛苦，这恨永远难忘。当时像我家这样还算好，还有幸存者，我的一个邻居家六、七口人，被日军用汽油活活烧死了，真是残忍之至！
第六，花神庙地区丛葬地纪念碑。
上面进行屠杀的日军主要是从东南方向进攻而来，从南面进攻的日军第6师团和第114师团同样四处屠杀。
这些日军在城外人口较多的望江矶、花神庙胡乱杀人，死者甚多。
这一线近郊地区有数万南京平民尚且来不及逃走，几乎被日军全部杀光。
30年代，花神庙一线接近于农村，难民发现日寇到处杀人后，惊恐的躲在山野树林和农舍中。
日军四处搜索难民，或者集中起来残杀，或者就地虐杀“经敌人扫射，哀声震地，尸积如山，血染没胫。”
一个叫作中山重夫的日本坦克兵战后回忆“我永远忘不了在南京郊外雨花台见到的场景，日军士兵让打着白旗来到这里的中国人坐在壕沟边，然后逐个用刺刀捅死。对于一刀未刺死痛苦挣扎的人，则用军靴踢到壕沟中用土埋上，这场不分老幼的杀戮，持续了4个多小时。”
在花神庙、望江矶等几个地点，慈善机构先后集体掩埋尸体2万7000多具。
在花神庙一地掩埋尸体7000多具，包括难民尸体5000多具，另有2000名抗日军人尸体。
第七， 普德寺丛葬地纪念碑。
普德寺同上面的花神庙、望江矶差不多，也是日军在城南大屠杀的一个地点。
普德寺位于南京城南唯一的高地雨花台，距离花神庙大概有3到4公里。
日寇在南京城南近郊屠杀了数万人，普德寺也是一处埋尸地点。
慈善机构在普德寺分12批埋葬了9700多具尸体，也是一个万人坑。
目睹掩埋过程的老人王国璋回忆 ：在1938年春天二月底、三月初，被侵华日军屠杀的同胞尸体堆在雨花台西边山沟里，在沟上挖了一个约25米见方的大坑，尸体是五个一排，五个一堆，横竖地铺在坑里，像火柴盒装火柴棒似的密密麻麻压在一起。
在1947年，国民政府为了在东京大审判中提供屠杀证据，在普德寺万人坑进行了挖掘。
当时媒体这么报道：发掘自下午二时于普德寺荒地开始，土工掘土尺许，即见骷髅纵横其间，从检出之头骨，经法医断定有男尸女尸童尸，并发现弹孔刀痕，据石庭长表示，此次掘出尸骨，将于二月六日审判时携庭质证，俾埋冤泉壤者，含恨得伸云。
以上基本是日军在进攻南京期间的各种屠杀，下面就是占领南京以后更加疯狂的集体屠杀。
其中大部分屠杀，均集中在长江边众多地点。这主要是当时大部分南京难民为了求生，都逃到唯一可能撤走的路线长江边，试图渡江逃命。
日军在这里大杀特杀，往往在一地就屠杀数万人。
第八，上新河地区遇难同胞纪念碑。
上新河地区屠杀地点，是沿着长江最靠近西面的一个屠杀点。
上新河在长江边，本来是南京城西南一个重要的渡口，大量难民试图从这里逃到长江对岸。
日寇占领此处后，将江边的中国难民包括少量缴械的军人，共2万8000多人全部押送到长江边，残忍屠杀。
同其他地方有些区别，日寇在上新河一线采用了各种虐杀手段：日军屠杀手段极其残酷，或缚之以溺水，或积薪而活焚，枪击、刀劈，无所不用其极，对妇女乃至女童，均先强奸而后杀害，惨绝人寰，世所罕见，至使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翻译一下就是，日军将难民捆绑以后丢入江中淹死，或者用火活活烧死，开枪射击、军刀劈死，什么杀人手段都用了。对于难民中的妇女甚至女童，日军均是先奸后杀。
屠杀后，日军将大部分尸体丢入长江，试图毁尸灭迹。
即便如此，南京慈善机构仍然在这一线掩埋尸体高达8000多具。
幸存者倪翠萍回忆：我家原来住城内朝天宫。日军进攻南京之前，飞机经常在南京上空扔炸弹，当时的八百塘炸得最厉害，我们老百姓吓得东躲西藏，一部分人躲到难民区，一部分人逃到农村，还有的人挖地洞躲藏。
当时，我们一家逃难到城西部上新河，我们躲在一个小沙滩上，周围都是水，我们在滩上搭了一个篷子住了下来。
1937年12月的一天，日本兵到了上新河地区。我们不敢在家中烧饭，怕烟囱里冒烟会引来日本人。由于好几天没有吃饭，实在挺不住了，加上我们以为日本兵进城后会安定一些，我母亲就让父亲到河边洗菜淘米。可是，我父亲刚到水边，就有五个日本兵开枪对父亲打，打了三枪。父亲挨了一枪就倒在了地上。可怜的父亲就这样死去了。
我可怜的母亲听到枪声，赶忙跑过来，想抱住父亲。日本兵又一枪打死了母亲，可怜我母亲一声未喊出来就死了。我当时只有11 岁，跑出来，看到父母亲倒在地上，日本兵又向我开枪射击，打中了我的肩胛骨，到现在我的肩胛骨上还看见子弹的伤痕。我浑身流血，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我爷爷当时已有70多岁，他请人将我的父母掩埋，结果碰见六、七个日本兵，其中一个用枪托砸我爷爷的头，爷爷脑浆迸出，倒在水边，凄惨地死去，帮忙抬尸体的人跳到河里才死里逃生。
20多天后，我嫂嫂在家中收衣服，被日本兵看到了，他们追了过来，当时我嫂嫂已有7个月的身孕，跪在地上求饶，我的小脚奶奶也跪在地上求情。但是，我嫂嫂还是被五个日本兵强奸了。在我嫂嫂喊叫的时候，我叔叔冲进来想阻止，被日本兵一枪打死了。我嫂嫂晚上发烧，流血不止，肚子里的小孩流产了，人也死了。我奶奶也快吓死了。
后来我们回朝天宫家中，从江东门走过的时候，那里有座桥被炸毁，被杀的人被扔在河里，日本人杀人填河，河里全是血。
回到朝天宫后，我们和姨父、姨妈住在一起。当时姨父靠卖烧饼过日子。但是好景不长，在日本兵进城一个月后，姨父被日本兵抓去了，有七个日本兵，他们用刺刀比赛刺人，姨父被活活刺死。姨妈当时害怕被日本兵强奸，又不敢去救，当日本兵要抓她时，她一头撞墙而死。
我自己的伤口由于没有医治，后来化脓感染，生了虫子。在我舅妈的帮助下，用老虎钳拔出了子弹，但是我伤口感染，又没有钱去医院治，只好由它去了。
此后，我留下了后遗症，吃饭都艰难，做事情的时候，也只能用一只手做事，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日军杀了我家七口人，强奸我怀孕的嫂嫂，这样的痛苦，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战争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我非常恨日本军国主义。一些日本人不承认历史，要掩盖历史，想挑起第二次战争，我们坚决反对，绝不允许再发生战争。
第九，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
中山码头在上新河的东北面，是渡过长江最重要的渡口。
日军占领中山码头以后，立即用机枪对这里逃难的平民进行集体屠杀，接着将尸体直接丢入长江内，借此毁尸灭迹。
由于码头的空间较大，交通也比较便利，也成为日军屠杀城内平民的一个屠场。
南京保卫战结束以后，日寇频繁进入拉贝等外国人主持的国际安全区，将上万名平民男性抓捕后押解到中山码头集体枪杀。
大屠杀幸存者刘永兴回忆：12月14日下午3时左右，一个日本兵闯进门来，向我和弟弟挥了挥手，要我们跟他们走。一个汉奸翻译官对我们说，要我们到下关中山码头去搬运来的货物。我们不敢不去，同时出来的还有我家附近的30多个人。我们先被带到一个广场，天将黑时，场上坐满了人。日军叫我们6至8个排成1排，向中山码头走去。我和弟弟走在平民队伍的前头，一路上，我们看到路旁有不少的男女尸体。到了下关中山码头江边，发现日军共抓了好几千人。日军叫我们坐在江边，周围架起了机枪。我感到情况不妙，可能要搞屠杀。日军在后边绑人以后，就用机枪开始扫射外，又往江里投手榴弹。跳江的人，有的被炸死了，有的人被炸得遍体鳞伤，惨叫声，呼号声，响成一片。夜里，日军在江边守夜，看见江边漂浮的尸体就用刺刀乱戳。我离岸较远，刺刀够不着，才免一死。
朝日新闻社随军记者井正刚则回忆：中山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尸体，一个摞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有50到100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体拖到江边，投入江中。过了一会儿，结束了清理作业的苦力们，在江岸上排成一列，一阵机枪扫射，这群人有的仰面倒下，有的朝前跌入江中。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酱汤色的扬子江，还有哑剧般的寂静，冲击着我的灵魂。
在中山码头一线，日军还四处搜索虐杀平民，手段狠毒残忍。
幸存者姜根福回忆：们一家原有八口人，父母亲、两个姐姐、三个弟弟（本来我还有个大姐，因为家里太穷，早已送给了人家）和我，全家原来住在下关长江边的一条破船上。我原来不姓姜，姓徐。
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为了躲避日军，父亲带我们暂时到乡下去躲一躲。我们把船向三汊河方向划去，到了靠近中山码头的石梁柱，小船漏水了，无法继续划行。我们只好弃船上岸，沿着圩堤向前行走。岸边虽然有十多间比较好的房屋，居民都逃走了。这里容易被日军发现，我们也不敢住。
为了隐蔽一些，父亲带着两个姐姐，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兄弟，分开躲进芦苇丛，相隔一百米左右，以便照应。因为母亲没有奶水，小弟弟饿得慌，哭着要吃奶。这时，有十来个日军从堤上经过，顺着哭声找来。他们发现了我的母亲，就拉出去要强奸。母亲抱着弟弟反抗，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从母亲怀中夺过我的小弟弟，当场就摔死了。母亲冲向已被摔死的小弟弟，日本兵从背后向母亲开了两枪，把母亲打死了。
日军走后，父亲找来一些木板和草席，把母亲和小弟弟埋在堤岸边。因为找不到更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们仍在芦苇丛中躲藏。第三天，日军发现了我父亲，又将他抓走，从此杳无音信。又过了两天，日寇又来到芦苇丛，看见我十一岁的二姐，竟要强奸她。二姐逃跑，跑到现在的河运学校附近，被日军抓住了。二姐连骂带踢与日军拼打，一个日本军官拔出军刀，将二姐从头往下劈成两半！就这样，几天之内，日军枪杀了我母亲，摔死了我弟弟，刀劈了我二姐，又抓走了我父亲，使我家破人亡。我们姐弟四人失去了依靠，成为孤儿，过了好多年的流浪生活后我和两个弟弟被人收养，我改姓姜，两个弟弟一个改姓杨、一个改姓戴，我三姐被人抢去当了童养媳，因受不了虐待，上吊死了。
第十， 下关电厂死难工人纪念碑。
这是下关发电厂建立的一个小型纪念碑，地点也在中山码头。
南京保卫战期间，明明南京城随时可能被攻破，下关电厂仍然留下54名工人维持城内电力供应。
日寇占领南京以后，将地处长江边的下关电厂男性工人全部抓捕。其中仅有数人自行逃脱或者会驾驶卡车被日寇留下做奴工，其余47人被押到江边被枪杀，仅有2人中弹后侥幸未死。
1947年，下关电厂建立了“殉难工友纪念碑”，该纪念碑刻了45个遇难工人的名字。
2000年7月，由于下关发电厂厂区改造，该纪念碑经重新设计，由生活区大门口迁至厂区大门附近。重建的纪念碑保持了原有的碑名、题款及碑文。碑身为一面残缺形状的红褐色大理石墙，上刻当年柯庆施题写的“死难工人纪念碑”7个金字，基础为一条形的黑色大理石。碑墙前立有3座黑色大理石祭台，两边祭台为方形，中间主祭台稍大，其深灰色台面斜立，上刻碑文，其正面刻有45位死难工人的姓名。碑墙与祭台下是青色大理石砌成的两级平台。纪念碑四周种有松柏等常青植物。整个纪念设施色彩鲜明，布局得当，寓意深刻。
第十一，煤炭港遇难同胞纪念碑。
煤炭港距离下关码头有几公里距离，同样在江边。
当时逃难的平民到了中砂码头以后，发现这里没有足够船只，聚集的人又太多，本能的开始向东北面移动。这一线就不少渡口，包括国军海军码头，难民们希望有船只能够运输他们过江。
所以，大约300米又设有多个码头的煤炭港，集中了大量难民。
在日寇海军封锁南京长江江面之前，国军从煤炭港撤走了上万人，仅仅宋希濂的36师就撤走了4000多人，教导总队也撤走了4000多人，74军残部多从这里撤退。
但是，日寇军舰封锁煤炭港的长江以后，对这里来不及撤退的军民进行集中屠杀，
日军根本不区分军民，直接用机枪扫射，一次性射杀3000多人。受伤未死得军民又被骗入附近茅屋内纵火焚烧，被活活烧死。
一个姓田所的日本兵这么回忆：我们有的用铁丝把抓来的百姓每10个捆成一捆，推入坑中，泼上油烧死。有的用“勒草包”，杀人时像杀猪一样，绝大多数日本士兵都无动于衷。也有的用机关枪扫射杀人，把机枪左右两边一架，进行全方位扫射。因为杀人太司空见惯了，加上这是命令，根本没有人多想。
幸存者潘开明回忆：我家原来住在双井巷六号。父母早死。日军进南京前，我和姑母、弟弟三人搬进鼓楼二条巷难民收容所。我当时的职业是白天给人理发，晚上拉人力车。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份，日军在南京见人就杀、见妇女就强奸，无恶不作。
就在日军进城的第二天，他们闯进我家，不问三七二十一，把我抓走，拖到华侨招待所里关了一天。次日下午两点多钟，他们用绳子把我捆起来，和300多个人一起押到下关的江边。为了防止我们逃跑，日军叫我们走在马路中间。他们在两旁监押，相隔约一米左右。大约快到四点时到了煤炭港。
日军把人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在日军扫射的时候，我眼冒金花，昏了过去。后来，死尸把我压在底下，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时，我才醒过来。当时虽然月光很亮，但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是否活着？我问自己：我是人还是鬼？我心想，日本兵用机枪扫射我们，我还能活着吗？我可能不是人了！我使劲用牙齿咬咬自己的舌头，还疼痛，我知道自己没有被日本鬼子打死。于是，我就慢慢地移动掉压在自己身上沉重的尸体。我爬起来抬头一看，还有7个人坐着，有的被绳子捆着，有的没有捆。我说：“老总，救救我吧，我没有死，把我的绳子解开。”我们互相解开绳子以后，就各奔东西，有的抱着木盆过江，有的跑到和记洋行。
第十二，鱼雷营遇难同胞纪念碑。
鱼雷营距离煤炭港不远，就在今天南京长江大桥附近。
这里江面较窄，渡江的难度更低，聚集的难民众多。
大屠杀期间，日寇在多次押解中国军民在这里的江边集体屠杀。
仅仅12月15日，就一次性杀死9000多人，随后的1个月内陆续屠杀3万多人。
遇难者遗体大多被丢入长江，因尸体太多无法被江水全部冲走，到2个月后仍然暴露在江边滩涂上，惨不忍睹。
南京慈善机构在2月的短短3天内，就掩埋了5000多具尸体，后又陆续收殓6000多具尸体，因此在这里建立纪念碑。
需要说明的是，日军在鱼雷营的屠杀有着严密的组织和规划，导致杀了4万多人却幸存者极少。
比如12月15日集体屠杀9000多人，仅有9个人幸存。
其中一个幸存者叫做殷有余，曾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时作证。他说在南京城沦陷的第三天，被敌俘虏的南京军民9000余，被押往上元门外鱼雷营江边地方，突遭预伏的机枪扫射。因屠杀在夜间进行，他一闻枪声立即躺倒在血泊中才免于死难。
对于此次规模空前的屠杀，日军步兵第65联队第四中队少尉也记忆犹新：日本士兵一齐在用机关枪扫射，到后来枪声大到让我耳鸣听不到别的声音，非常惊人的。
当然，这里的屠杀也是很残忍的。在持续一周的大屠杀中，也有各种虐杀现象：在屠杀中，日军对鱼雷营内的中国士兵和民众采取了残酷的手段。许多人被活活烧死，或者被刺刀刺死。还有一些人被日军强迫脱光衣服，然后被迫站在外面冻死。据报道，一些中国士兵还被迫参加"活靶子"训练，成为了日军士兵练习射击的目标。在掠夺方面，日军对鱼雷营内的财产进行了抢劫。他们抢走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还有许多其他贵重物品。此外，日军还强迫中国妇女成为他们的"慰安妇"，并将她们带走。这次屠杀的影响深远。
第十三，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
草鞋峡在鱼雷营的北部，但草鞋峡大屠杀严格来说是在一个地区，而不是某个地点。
草鞋峡地区指的是南京幕府山麓和八卦洲对岸江边的一块狭长地带，因形似草鞋，故名草鞋峡。从草鞋峡起，自西向东的沿江顺序为：草鞋峡、上元门、永清寺、大湾子。
总的说来，可以把从草鞋峡到大湾子，以及南边的幕府山一带，均视为草鞋峡地域。
草鞋峡和附近的燕子矶的地形特殊，距离江中的大岛八卦洲很近，是优秀的渡江地点。
在没有长江大桥的时代，使用小型船只甚至竹筏木筏想要渡过南京长江一线，草鞋峡和燕子矶就是很好的地点。
同时，草鞋峡附近有一个比较大的幕府山，山上植被茂盛，适合躲避隐藏。
日军进城后四处杀人，周边很多难民吓得逃到幕府山上躲避起来。
占领草鞋峡和幕府山以后，日寇将在附近俘虏的中国军民5万多人关押起来。
于是，草鞋峡就成为整个南京大屠杀中，集体屠杀人数最多的地方。
对于俘虏的中国居民，日军不提供任何食物、饮水，一周内就冻死饿死了一批。
在12月18日，日寇将草鞋峡中国军民用机枪集体屠杀，随后对幸存者用刺刀捅刺，最后纵火焚烧尸体，再推入江中。
这里被屠杀军民高达5万多人，尸体遍地都是，死状非常凄惨。多年后，南京居民也不敢在这里居住。
日军士兵回忆了其中的一次集体屠杀：12月17日入城式当天，日本高官下令，将抓获的中国人全部“收拾掉”，不管是解除武装的士兵，还是普通老百姓。第二天，为了安抚众人，日本方骗他们说是转移到八卦洲的收容所去。这次大批人员的行动，配置了一个大队的日本兵，一路镇压。所有人手向后被捆绑，排成四列纵队，走出厂舍，向西迂回，绕过丘陵，走去长江边。
途中有两个人跳入水塘逃跑，但是立刻被射杀，头也被割下来，鲜血染红了水面。看到这种情况，再也没有人试图逃跑了。队伍到达江边后三四个小时，也不见有载人的大船，江边也看不出什么渡江的准备，直到暮色降临，日本兵突然沿江岸呈半圆状包围起来，机关枪的枪口也全部对着他们。
无视人群的拼死抵抗，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全部对着江边的人群猛烈开火，各种枪支齐射的巨响、人群中的垂死呼号，声音混在一起，长江边瞬间沦为人间地狱。失去了生路而拼命挣扎的人们，仰面朝天祈求上苍，结果形成了巨大的人堆。齐射持续了一个小时之久，直到没有一个活的中国人站着。
以防这次屠杀成为国际问题，必须确保没有一个人活着逃出去，不能留下证据。为了毁尸灭迹，日本兵选择了火烧。尸体摞的很厚，一层又一层，尸山上到处都点起了火，只要看见哪里一动，赶紧上前补一刺刀，将其刺死。田中三郎一伙日本兵，点火加补刀，“忙”了整整一夜，皮鞋和绑腿上都浸透了人油和人血，确保无人能从杀人现场逃脱。
第十四，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
同鱼雷营一样，燕子矶直到今天也是一个优秀的长江渡口。
日寇在燕子矶进行惨烈屠杀，共有3万战俘和2万多平民被残杀。
参加屠杀的日寇会议，死者太多，导致奔流的长江江水一度被染成血色。
曾经参与抛尸江边侵华日军第13师团65联队的分队长栗原利一的供述中清楚描述了当年在江边屠杀地焚烧尸体的情景：“为了对尸山进行善后处理，特别动员了别的部队，用整桶的汽油把尸体全部烧掉了。这是因为把枪杀、刺杀的尸体原封不动地扔进江里，总会留下某些形迹，所以必须尽可能地把尸体‘换换装’再抛入长江。然而，缺少把大批尸体像火花那样一直烧到骨头所需的大量燃料，尽管猛烧一阵，还是烧得不彻底，留下一座焦黑的尸山，把这座尸山抛入长江的作业也是颇为费时的。（12月）18日干了一天也没能干完。用柳树枝等做成桥滚，拖起沉重的尸体投入江中，这种作业一直干到19日中午。”
第16师团步兵德田一太郎说：“在下关，大量的尸体在扬子江中漂流，尸体不断地被扔进去，江水成了满是尸体的浊流。”
以上就是日寇沿着南京长江屠杀的众多地区，仅仅草鞋峡一线就杀了5万多人。
另外，就是日军攻破南京以后的沿街屠杀以及冲入国际安全区进行的集体屠杀。
这些屠杀的地方相对分散，遍布了南京全城。
第十五，挹江门丛葬地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在南京挹江门外的绣球公园内，距离城北的中山码头不是很远，成为日寇集体屠杀的一个地点。
日军将数千南京军民押送到城墙下，让他们无处可逃，再用机枪扫射。
今天我们到挹江门游玩，仍然可以看到城墙上的弹孔。
挹江门城墙的弹孔是背对着日军进攻方向的，也就是说这些弹孔只可能是集体屠杀时留下的。
官方资料这么写： 13日早晨，侵华日军第16师团33联队一部迂回到下关江边，企图堵截围歼中国守军，与殿后出城的中国军警在挹江门发生激战。挹江门失守后，日军在此大量屠杀没有来得及撤离的中国军民。
这里的死者堆积如山，仅仅1937年12月到1938年5月，南京几个慈善机构陆续在挹江门外收殓尸体5000多具，都埋藏在原地。1985年，南京市政府修建了这个纪念碑，以纪念在这里遇难的同胞。
对于这段经历，也有少数挹江门大屠杀幸存者留下记忆。
国军士兵李高山当年只有13岁，这个小兵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他所在的连，被分配镇守挹江门城楼。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对挹江门形成包围，李高山被俘。随后李高山和其他中国士兵被日军押至附近洋房内，遭到日军机枪扫射。因为个子矮小，李高山被前面的人挡住，侥幸躲过日军的屠杀。当时，他踩着尸体跑到了二楼，日军浇汽油放火焚烧遇难者遗体，烈火浓烟直冲楼上，他从阳台逃生。
其后，李高山一行六人躲到一栋楼房的楼顶被日本兵发现，六人被用绳子反绑，押至水池边集体杀戮。小个头的李高山站在最后，枪一响他就往回跑，躲到一户人家的床底侥幸生还。李高山就是这样躲过了两次屠杀，而其余在挹江门被俘的战友全部被杀。
萨沙在这里多说一句！挹江门有些特殊性，大撤退时期曾出现混乱，负责防御的36师没有接到命令，不允许军民从这里撤退，将三个城门洞中的两个堵塞，只有留下数米宽的通道。
因此，挹江门外出现了零星开枪阻碍和人员踩踏事件，出现一定伤亡。
日寇因此大肆造谣、污蔑，曾在1938年假惺惺的在挹江门祭祀所谓被国军杀死中国军民，目的是政治上攻击国军抗日。
大家用屁股也可以相当，零星开枪和人员踩踏无论如何不可能造成5000多人死亡，那岂不是在挹江门外死亡受伤总数就有数万人，这符合逻辑吗？
建国后有些所谓的历史爱好者，竟然胡乱相信日本战时的造谣，说什么5000多人都是中国人自相残杀而死的。
这种无脑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放在今天，属于侮辱英烈罪，是要坐牢的。
第十六，江东门遇难同胞纪念碑。
这里本来叫作侵华日军江东门集体屠杀及遇难同胞丛葬地，后改为江东门遇难同胞纪念碑。
南京的江东门在城西，民国时期是国民政府陆军监狱所在地！
这里有牢房和围墙，日寇将1万多南京军民押解到这里关押起来。
在12月16日晚上，日寇将1万多人分批押送到江东河边，先点燃民房照明，随后用机枪进行大屠杀。
江东门距离长江还有数公里，日寇就将尸体丢入附近的江东河内，试图借机毁尸灭迹。
但江东河水流量较小，被屠杀的平民又太多，河流竟然被尸体堵塞，成为一条满满漂浮尸体的臭水沟。
几个月后，南京慈善机构在江东门掩埋腐烂的尸体，前后掩埋1万多具。尸体主要埋在两个大坑内，这是货真价实的万人坑。
南京政府在1983年、1998年和2006年，曾先后三次在此地发掘近千具遗骸。
后来，南京政府就在这里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了这个纪念碑。
幸存者刘世海回忆：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我在国军参军。翌年开赴上海与日军作战，后退守到南京。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日军逼近南京，我在雨花台与日军战斗了两、三天，部队瓦解。我们跑到下关，想过江去，但没有船，无法过，混乱中，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我是安徽人，所以就加入了逃向安徽的队伍。我们一行一共五十来个人，从三汊河来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去。一路上看到尸体横陈，一根电线杆上倒挂着七、八具尸体，都用铁丝穿着锁骨连在一起，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再往前走，死者更多。
我们到了江东门，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我们把白旗举给日本兵看，对他们说：“我们是投降的士兵。”日本兵不分青红皂白，把我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我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名日本兵，其中有十几人提着军刀，其他的人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一起从周围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我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我只记得日本兵高举军刀向自己砍来的凶恶形象，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苏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我身上压着两个死人，我使劲推开尸体站了起来。幸亏伤口还不深，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亮，我赶快离开了那块菜地，走了半里多路，看到一个防空洞，我躲进了洞中。天一亮，日本兵又来了，用日语大喊了一阵，可能是叫“出来”。由于洞中比较暗，什么也看不见，日本兵喊了一会就走了。
那次遇难的时间，是冬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同行的五十来人，只有我一人幸存，现在脖子上还有约十厘米的刀疤。
第十七，汉中门外遇难同胞纪念碑（汉中门丛葬地）。
汉中门在城西，距离江东门不是很远。
在12月15日下午，日寇闯入国际安全区抓捕了2000多名男性平民，全部押送到南京汉中门外的秦淮河边，用机枪扫射屠杀。侥幸没死的受害者，又被刺刀戳，纵火焚烧，最终幸存者寥寥无几。
汉中门原本是南京繁华的商业街道，此时早被日寇纵火焚毁，又成为堆积尸体的地方。
日军士兵西条荣策于1937年12月31日到达南京，他在1938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吃完早饭后，在各小队长的指挥下，我们进入南京城参观，四处闲逛之后，在返回的路上我们走错了路，来到了汉中门，沿着八公里左右的城墙一直走，然后回到了宿舍，当时已经过了五点。首先最吃惊的是，城外（汉中门外）的小河里尸体如山……”
除了当地民众自行掩埋的尸体以外，南京慈善机构集体收殓了1400具。
幸存者伍长德回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当日本军队接近南京时，我的父母、妻子、大儿子都疏散到苏北去了，留我一人在南京看家。那时我在南京当交通警察。日军侵占南京后，见人就杀，百万人口的南京几乎成了座空城。我躲进了受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保护”的司法院难民收容所。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八时左右，忽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兵，把青壮年男子全部赶到外面，集中到马路上，共约两千人以上。十一点左右，我们全体排着队，被押着出发，走到首都电影院（现胜利电影院）门前时，从队伍后面开来了几辆卡车，运来了日本士兵和机枪，并由这几辆卡车在我们队伍前面开路，从首都电影院继续出发。
下午一点队伍到达汉中门，日本兵要我们这两千多人都在城门里停下来，并命令我们坐下。接着，两个日本兵拿着一根长绳子，一人手持一头，从人群中圈出一百多人，周围由大批日本兵押着，带往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就这样，我眼看着这些被抓来的人们，每批一、二百人，被绳子圈起来，又一批一批地被带到汉中门外枪杀掉。有个别人吓瘫了，不能动弹的，也被就地杀掉了。到了下午五点多钟，我也被圈进去了，日本兵把我们带到护城河边上，赶到河堤斜坡下面。我见到河堤两侧，架着两挺机枪，再定神一看，眼前横七竖八全是倒卧着的尸体。我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几步，纵身一扑，扑倒在乱尸堆上。恰恰就在我扑倒的同时，机枪响了，人们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我就被埋在别人的尸体下面了。机枪射击声停止后，接着又响起了步枪声。等到步枪声停止后，我感到尸体堆上像是有人在走动。因为我是冲着河岸方向脸朝下抱着头趴着的，通过背上的尸体，感到有人走动的压力。这时冷不防的，我的背上挨了一刀，火辣辣地疼。原来是日本兵在尸体堆上刺杀尚未断气的活人，刀尖穿透我背上那几个人的尸体，扎到我身上来了。
在这以后，我又连续听到两阵机枪声响，大约还屠杀了两批人。接着，日军就放火烧尸，我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熬不住了，就趁着天黑，冒着危险，忍痛跳进了秦淮河，幸好河里水不多，随后又偷偷地沿着河向南爬去，爬到了水西门旁，躲藏在瓦厂街九号一带的一个宅院的厨房里，正好地上有一摊稻草，就用锅灰抹了抹脸，装成要饭的，好不容易逃回到了安全区，后来我被送进鼓楼医院住了五十多天，才医好了刀伤，现在背上还留有一条五寸多长的伤痕。
一九四六年五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罪魁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时，我曾作为见证人之一，到东京出庭作证，以亲身受害的经历和亲目所睹的事实，控诉了日本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第十八，清凉山遇难同胞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位于河海大学清凉山校区礼堂旁，也是在城西，距离汉中门不远。
日寇从安全区搜捕的大量无辜平民，被押送到清凉山附近的吴家港、韩家桥等地屠杀，死者千余人。
幸存者俞师傅回忆：1937年，俞师傅和最要好的朋友，在上海做印刷生意。这里是租界，居住着很多外国人，俞师傅有几个客户是日本人。淞沪会战后，他们回到南京。1937年12月14日，日军在吴家巷搜寻中国人，当时，俞师傅和好朋友都被搜身。日军在俞师傅身上搜出了一本通讯录，上有两个日本人的名字。看到这个本子后，日本兵认为他是亲日人士，将俞师傅拉到了一边。而他的朋友则被拉到另一边。不久，俞师傅就听到了一阵阵机枪扫射的声音，朋友等很多中国平民被杀害。
幸存者金家仁曾回忆：日军侵略南京后，进行大搜捕，当时我家住在宁海路。一次，把人全部赶到街上。我当时的职业是厨师，天天拿菜刀，手上有老茧，日本兵看我年轻，手上又有老茧，就把我从人群中拉出，立即绑起来，并说"你是中国兵。"我的妻子当时在金陵女子大学难民区避难，四邻看到我被绑以后，跑去告诉她。她立即赶来，抱着我哭喊着说"我丈夫不是当兵的，他是厨子。"日军在我身上反复检查了几遍，也没查出什么名堂。这时我说"我真是厨子，不信你看我的裤带，上面都是油。"没料到我的话刚说完，那个日本兵就狠狠的用大皮鞋朝我妻子的小肚子上踢了一脚，妻子被踢到老远的地方，休克过去了。我被带走，和其它被绑的人一起送到清凉山，用机枪进行屠杀。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被人松了绑以后，立即去看妻子，并把她送到鼓楼医院去抢救。我妻子只住了三、四天医院，就死了。
同时，日寇在这一线随意虐杀无辜平民，手段残忍至极。南京大屠杀时期担任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难民收容所小组长的刘世尧老人曾回忆，“日本兵将数百名中国人带到清凉山附近的一个大防空洞里，把人推入防空洞中，先用汽油燃烧，再用机枪扫射，将数百人活活烧死。”
第十九，五台山丛葬地纪念碑。
五台山丛葬地在南京市中心，距离南京大学和鼓楼不远。
五台山是城中的一座小山，这里有个五台山小学收容了一些难民。
日军在这里随意杀人，后被发现的尸体有300多具。
幸存者易翠兰回忆：为了逃生，我和家人随着城里的大批难民躲进了“难民区”，好不容易在上海路（五台山）附近的五条巷一座小楼房临时住下，当时已有一些难民住在里面。虽然说是国际安全区，但并不安全，日本鬼子三天两头地强行闯入，抓人、杀人、搜寻“花姑娘”，我和家人的临时住处也不时遭到骚扰。
我记得，当时住的小楼房前有一个水塘，日本鬼子就在塘边把抓到的人杀死后推到水塘里，水塘里满漂着死难者的尸体，塘水已完全染成了血红色。有一次，我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把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强拉到塘边，然后用刺刀活活捅死推进塘中，真是惨不忍睹，我为此经常夜里被恶梦惊醒！
还有一次，日本鬼子又闯进了我和家人的临时住处，四处搜找“花姑娘”，所幸我及时躲在很不显眼的楼梯角落里，并用乱七八糟的东西盖住，才没被日本鬼子发现。我从楼梯缝隙中看到自己的大嫂被日本鬼子搜到，就在她要被日本鬼子带出门之际，同住在一起一位军官太太刚巧从外面进来，日本鬼子见她打扮时髦，人又长得漂亮，而我的嫂子脸上涂着锅底黑灰，显得十分“丑陋”，就立即丢下了我的嫂子，扑向那位军官太太，生拉硬拽地强行把她抓走了，我和嫂子才侥幸逃过一劫。
由于五条巷的住处越来越不安全，在原来老邻居的相助下，我和家人急忙逃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一路上，我亲眼看到许多被日本鬼子杀死的中国人的尸体，有的地方我们是胆颤心惊地跨过尸体走过去的。当时，我满脸涂着黑灰，头上顶着一床被子遮挡，路上遇到日本鬼子，虽然万幸没被认出来，但还是挨了鬼子一枪托。
历尽劫难，我们一家终于逃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里。自此开始，同其他一万多名妇女儿童一道，在美国人“华小姐”的保护下，有了相对安全的暂栖之地。但日本鬼子时不时地会来“找岔子”，搞得人心惶惶的。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里有前门和后门。有一次日本鬼子又到校园里抓人、找“花姑娘”。“华小姐”在前门挡住了日本鬼子，没想到其他的日本鬼子从后门进来强奸了人，而且还抓走了十几个姑娘，记得其中就有原来在我们老坊巷巷口的一家开裱画店“金”姓老板家的大媳妇，她后来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
幸存者李秀英此次受了重伤，侥幸未死：1937年12月13日下午，日本军队一进城，就开始杀、烧、淫、掠。我因有7个月身孕，躲在五台山一所小学的地下室里。12月19日上午9点钟，来了6个日本兵，跑到地下室，拉走我和其它10多个年轻妇女。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急得没有办法，就一头撞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我刀不能用，就用牙咬，咬住日军不放。日军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的两个日军听到喊声，就跑过来帮助这个日军。我一人对付这3个人，没有办法，但我紧紧抓住刀柄不放，和这个日本兵在地上滚来滚去搏门，其它两个日军就用刺刀向我身上乱戳，我的脸上、腿上都被戳了好几刀。最后，一个日军向我肚子刺来，我立即失去了知觉，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日军走后，父亲见我已死，十分伤心。把我抬出去准备埋葬。当他们抬出门的时候，由于冷风的刺激，我苏醒了过来，父亲又设法将我送进鼓楼医院抢救。经过7个月的医治，我才恢复了健康（实际上她受了重伤，腹中孩子也流产了）。
第二十，北极阁附近遇难同胞纪念碑。
北极阁同样在南京市中心，距离城市正中心的鼓楼不远。
日寇进入南京以后，沿着几条街道，挨家挨户残酷屠杀。
当时北极阁在鸡笼山脚下，这里有难民2000多人来不及逃走，全部被日寇残杀，尸体堵满了街道。
幸存者杨余氏回忆：日军侵占南京时，我有七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还不满周岁。当时，我自己领养六个，另一个女儿是交给我住在伟子街的弟弟家寄养的。
一九三七年冬月，日军进了南京城，我从家里带着六个孩子，还有邻居家一个十五岁的女孩，躲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那晓得躲不住，很快被日本兵发现了，他们先用机枪向防空洞里扫射后又对准防空洞放火烟熏。等到日军走后，结果我的六个孩子，以及邻居家的那个女孩，统统被杀害死了，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活着出来。我又急又怕，就慌忙抱了一床被子逃命，黑夜里冒着寒冷，抄近路一口气跑到伟子街我弟弟家里。
这里回过头来补说，当我领着孩子们去躲到防空洞里的时候，正好我的丈夫不在家。等到他回家后，估计我们大概躲到防空洞了，就赶忙来寻找我们，不凑巧，偏偏又迎头碰上了日本兵，就被日军举起军刀活活劈死了。事后我才知道，在我丈夫要来寻找我们之前，曾遇到一位老人，劝他不要冒险再找了，找也没有用，说不定已经全部被杀了……。可叹我丈夫为了妻子儿女，没有听这位老人的劝阻，结果走到路上就被日军杀了。那时，我在弟弟家，心里却愁着丈夫的吉凶，实在呆不住，就又回去寻找丈夫。一上了路，恨不得插翅飞，便是遇河过河，哪怕水深天冷，一路上一歪一滑，跌跌爬爬，冻得发僵，拼命跑到防空洞周围一看，连个活人的影子也没有。从此我就家破人亡了。我失去了丈夫和孩子，在防空洞里一下就死去了六个，其中有三个男孩，三个女孩，剩下一个寄养在弟弟家的女孩，不久也病死了。
第二十一，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及遇难同胞纪念碑（南京大学丛葬地）。
金陵大学就是今天的南京大学，这里是国际安全区的主要区域之一，收留了3万多难民。
日寇多次进入金陵大学烧杀奸淫，仅仅附近几个地方收殓尸体就有700多具。
直到50年代，南京大学修建校舍时，还曾挖掘出大量遇难者尸骨。
幸存者伍正禧回忆：日本兵侵犯南京城前，我家住周必由巷十五号。后来形势紧张，我们一家人搬到难民区金陵女子大学对面的新华巷六十二号避难。日军进城后的第二天中午，来了三个日本兵，一进屋就大声吼叫“你们是中国兵吗？”，然后就把屋里的年轻人叫了出去，其中有我二哥伍正保，大表哥云官，三表哥三云，表叔老王，邻居宗家的一个叫小六字的。当时在门外还有不少年轻人被押在路边。这些人被日军带走后，一起被机枪扫死。当时只听到枪声，不知在何处，不敢出去看。过了一天，我家又闯进一个日本兵，问我祖母有没有花姑娘，我祖母没有回答，日本兵就用刀背打我祖母的膀子。后来，日本兵又问我祖父（名叫伍迪荣，当时六十多岁），我祖父双目失明，是个睁眼瞎子，当时睡在床上。他听不懂日本兵的话，就被日军连捅三刀，刺刀捅在胸部和大腿，当即死亡。日本兵仍不罢休，突然看见后屋我姑母家的表娘，年仅三十岁，她没来得及躲避，被日军发现了。日本兵直奔后屋，将表娘奸污了。
这些是我亲眼目睹的，现在提起这些事，我更憎恨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