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年春天，江西万载县的天空格外湛蓝，郭桃仁像往常一样，哼着小曲来到了官元山林场，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工作。

他是林场作业队队长，为人朴实憨厚，干活也十分卖力，在工友们中间人缘颇好。

突然，林场大喇叭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请官元山林场工作队队长郭桃仁，立刻到县公安局接待处！”

郭桃仁听到广播后，手中的工具 “啪” 一声掉在地上，脸上的笑容也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惊恐与疑惑。

他心中暗自嘀咕：“我一向本分，没做过什么坏事，怎么会被公安局传唤呢？”

周围工友们也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还没等郭桃仁缓过神来，两名表情严肃的公安干警已经来到他面前。

他们向郭桃仁出示证件后，便带着他上了车。一路上，郭桃仁心跳加速，脑海中不息回忆着自己最近的一举一动，可他始终想不出自己到底犯了什么事。

到公安局，郭桃仁被带到一个接待室。接待室里，一位民警表情严肃地看着郭桃仁，说道：“你坐下，把笔记本拿出来。”

郭桃仁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自己那本破旧的笔记本，双手颤抖着递给民警。

民警接过笔记本，快速翻到其中一页，而后指着上面一个红色印花，质问道：“这是什么东西印上去？”

郭桃仁定睛一看，原来是弟弟捡到的那枚印章印在上面的图案。

他紧张地咽咽口水，结结巴巴地回答：“那…… 那是我兄弟捡的一个印章，随手印上去的！”

民警接着追问：“捡的什么印章？在哪捡的？”

郭桃仁此时才意识到，自己被传唤到公安局，肯定与这枚印章有关。他不敢有丝毫隐瞒，便一五一十地将发现印章的经过告诉了民警。

时间回到 1963 年 10 月，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郭兴仁像往常一样，跟着哥哥郭桃仁、其他工友们一同前往山林深处伐木。

正当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时候，郭兴仁突然感到肚子一阵剧痛，他赶紧向哥哥请假，捂着肚子匆匆跑向一旁的草丛。

在方便完之后，郭兴仁无意中发现在不远处的地上，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好奇心驱使之下，他走近一看，发现是一个破旧的黑色公文箱，箱子一半埋在土里，一半裸露在外，从表面上看，已经在这里放置很久了。

郭兴仁的心跳陡然加快，他脑海中瞬间闪过各类寻宝镜头，心想这箱子里会不会藏着什么宝贝呢？

他小心翼翼地扒开周围泥土，试图将箱子挖出来。可是，由于箱子年代久远，质地已经变得十分脆弱，他刚一用力，箱盖就 “哗啦” 一声碎成了好几块。

郭兴仁有些失望，但还是不死心地往箱子里看去。

郭兴仁有些失望，但还是不死心地往箱子里看去。

只见箱子里装着一堆已经泛黄、字迹模糊的文件，还有一枚沾满泥土的红色印章。

他拿起印章，仔细端详起来。这枚印章呈圆形，银质材质在透过树叶的阳光下闪烁着微光，直径大约为十厘米，厚度约为1.7厘米，上面刻满精致的花纹和奇怪的符号，文字是繁体字，郭兴仁识字不多，只能勉强从中认出“中华”两个字，其他的内容则完全看不懂。

印章侧边有四个小圆孔，似乎是用来安装印柄的，但印柄已经不见踪影。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哥哥郭桃仁的催促声：“郭兴仁，你好了没有？别偷懒，赶紧回来干活！”

郭兴仁连忙把印章揣进兜里，嘴里忙不迭地回应道：“就来就来！”

整个下午，郭兴仁都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是那枚神秘的印章。好不容易等到收工，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家中，一进屋就关上门窗，而后从兜里掏出印章，兴奋地说：“哥，你看我今天在林子里捡到什么！”

郭桃仁接过印章，仔细打量一番，也觉得这印章不一般。

兄弟俩虽说文化水平不高，但也能看出这枚印章的材质、工艺都很讲究，绝非普通之物。

为了弄清楚印章上的字，郭桃仁找来印泥，在自己笔记本上印了几个印记。

可是，看着笔记本上那一排排整齐却又陌生的繁体字，兄弟俩大眼瞪小眼，依旧毫无头绪。

郭桃仁沉思片刻后，对弟弟说：“这东西看起来不简单，说不定是个宝贝，咱先收着，以后有机会再找人问问。”

于是，这枚印章被郭兴仁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兄弟俩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

时间一晃来到 1964 年，这天，郭桃仁作为林场作业队队长，被派去参加县里林业工作报告会议。

会议上，大家讨论热烈，气氛十分活跃。郭桃仁虽说文化水平不高，但他非常认真，他一边听着领导们讲话，一边用自己独创的符号记录着会议内容。

休息期间，一位干部看到郭桃仁笔记本上满是奇怪的符号，就好奇的拿过来翻看。

谁知，当他翻到有印章印记那一页时，脸色突然骤变，随后，他借口有事，匆匆离开了会议室。

郭桃仁并没有察觉到这位干部的异样，依旧与其他参会人员在谈天说地。

他万万想不到，他笔记本上的那些印章印记，竟会引起一场风波。

原来，这位干部是公安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对历史、文物有着深入的了解。

当他看到笔记本上的印章印记时，立刻意识到这枚印章非同寻常。

印章上清晰地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字样，这可是革命时期的要紧文物，怎么会出现在一个伐木工的笔记本上？

怀着强烈的责任感，这位干部离开会场后，立即向公安局汇报了此事。公安局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火速做出决定，传唤郭桃仁到公安局接受调查，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在公安局里，郭桃仁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印章的来历。

民警们听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枚印章很可能与当年的革命斗争有关，背后或许还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找到更多可能与革命有关的线索，公安局领导决定派出警力，前往发现印章的发现地——官元山林场进行搜山。

很快，三辆满载着公安干警和基干民兵的大卡车浩浩荡荡地向官元山林场进发。

一路上，警笛声此起彼伏，引得路人纷纷侧目。而此时的郭桃仁，坐在车上，心情十分复杂。

他既为自己无意中发现的这枚印章而感到惊讶，又对即将展开的搜山行动充满好奇与忧虑，他不知道这次搜山行动将会发现什么，也不知道这枚印章将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怎样的影响。

三辆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前行，扬起阵阵尘土。车窗外，山峦连绵起伏，茂密的森林像一片绿色的海洋，无边无际。

车内，公安干警们各个表情严肃，目光坚定，大家知道此次任务非同小可，每个人都配备有铁锹、金属探测器等搜索设备，而基干民兵们也个个精神抖擞，他们虽说没有公安干警那样丰富的侦查经验，但他们对这片山林十分熟悉，是搜山行动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他们有的手持锄头，有的拿着镰刀，准备随时清理道路，开辟搜索路线。

当车队抵达官元山林场后，带队领导立即集合队伍，部署搜索任务：“咱们这次搜山范围，就是郭桃仁同志发现印章的周边区域，以及延伸出去的几座山头。大家要分成小组，每组保持通讯畅通，搜索时务必要仔细，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地方！”

随着搜山行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线索逐渐浮出水面，一段尘封已久的悲壮历史也随之展现在人们眼前。

关于这个印章的故事，还得从 20 世纪 30 年代说起。当时，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边界地区建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也被称为“湘鄂赣苏区”。

这片根据地坐落在罗霄山脉北段，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位于南浔、粤汉、株萍三条铁路和长江之间，周围环绕着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城市，境内山峦起伏，森林茂密，河流纵横交错，这样的位置和环境为革命斗争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和广阔的回旋余地。

1927 年 9 月，湘鄂赣边界 10 多个县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起义，组成了几支游击队，拉开了湘鄂赣边地区游击战争的序幕。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的平江起义，更是为根据地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此后，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1931年7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正式成立，李宗白任省委书记。

同年9月，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赖汝樵任主席。此时，根据地已经拥有20余个县的党组织，党员数量发展到4万人，成为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

在湘鄂赣苏区的发展历程中，这枚印章见证了无数重要的历史时刻。

它是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的权力象征，在有关红军发展、土地改革、人事任命等重要文件上，都留下了它鲜艳的印记。每一次盖章，都代表着党和政府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决心和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对苏区发动了残酷的“围剿”。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

在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红军未能成功突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逐渐缩小，形势变得异常严峻，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在红军长征转移的过程中，为确保湘鄂赣苏区的重要文件、设备以及物品不落入敌军手中，党组织特意成立了一支机密转运队伍，负责转移这些重要的物资。

其中，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印章便由张春吉、邱思炎、易荣、王群、刘伯芳五位同志负责转移。

出发前，他们围坐在一起，认真商量转运路线，互相鼓舞打气，立下了“人在，印章就在”的誓言。他们用油纸将印章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起来，再放到一个黑色皮包里，由王群同志小心翼翼地保管。

转运途中，五位同志为掩人耳目，将衣服、脸故意蹭满泥土，装作一副落魄逃难的样子。

然而，当他们转移至江西省万载县仙源乡境内时，还是不幸被敌军发现了。

当时，奔波了数十个小时的他们早已饥肠辘辘，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他们刚刚准备充饥休息，就听到树林外围传来了枪声。

队长张春吉凭借多年从军战斗的经验，立刻意识到他们被敌军盯上了。

在这危急的时刻，张春吉果断决定自己留下拖延敌军，让其他四位同志分开逃走，并特别叮嘱王群一定要保护好印章。

很快，敌军追了上来，他们将张春吉射杀后，又开始对整个树林摸排搜查。

王群等四位同志对这片树林的地形并不熟悉，于是，很快就迷了路。

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为保护印章争取时间，刘伯芳、王群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们将皮箱藏在一棵大树下，用厚厚的树叶掩盖好，而后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试图以此引开敌人。

最终，刘伯芳被敌人打死，王群则纵身跳下断崖。

就这样，五位同志为了保护这枚印章，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英勇的事迹，成为了那段悲壮历史的一部分。而这枚承载着革命记忆的印章，也在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后，在1963年重见天日。

之后，这枚印章经过专家们的仔细研究、鉴定，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大家眼里，这枚印章不仅仅是一件普通的文物，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它承载着无数革命先辈的热血与牺牲，也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

如今，这枚珍贵的印章被珍藏在湘鄂赣革命纪念馆中，成了该馆的镇馆之宝。

它静静地躺在展柜里，默默地向每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诉说着那段悲壮又辉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