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穿越这个庞大中华帝国的旅行中，从各地收集了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对它们的研究主要由迪梅里先生、索瓦热博士和 E. 布朗夏尔先生进行。

最后这位学者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在科学院面前描述了一种巨大的蝾螈，将其命名为大卫西博尔德螈（Siebboldia Davidiana）。这种蝾螈与日本的一种蝾螈相近，是我从库库诺尔（青海湖）附近带回的，它生活在那里清凉的溪流中，以鱼和螃蟹为食（见下方插图）。众所周知，很久以前在德国的第三纪地层中曾挖掘出一种或多或少类似的大蝾螈，当时人们还把它的骨骼错当成了化石人类的骨骼！

在软体动物类别中，我几乎只能收集到陆生和淡水物种，这些在中国都极为罕见。尽管如此，在我不同的收藏中，学识渊博的德谢耶先生，我们软体动物学家中的权威，得以统计并描述了大约一百个新物种。

但毫无疑问，昆虫世界为我提供了最多的新物种，而且涵盖了所有类群！

然而，我必须说，我所收集并送往欧洲的，仅仅是中国丰富昆虫资源中的极小一部分。

巴黎博物馆的布朗夏尔先生、卢卡斯先生和普雅德先生，以及 H. 戴罗勒先生等人，研究了我在那里捕获的一部分节肢动物。

不过，鞘翅目昆虫主要由不知疲倦的费尔迈尔先生进行描述，他是我们法国昆虫学会的前会长，他的著作在所有博物学家手中都能看到。而公众熟知的我的大多数鳞翅目昆虫，则由雷恩的奥伯图尔先生进行描述和绘图，他拥有法国乃至世界上最丰富的收藏。

说到中华帝国的昆虫，容我指出，除了仔细观察造物主的杰作必然会在心智健全的人心中自然产生的钦佩和敬畏之情外，对这些数量惊人的小生物进行精确而系统的比较研究，为思考者提供了一种便捷而有效的方式，来理解与动物物种地理和地质分布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

阅读 A. R. 华莱士先生的杰作《动物的地理分布》，人们就会相信这一点。因此，真正的博物学家总是珍视那些精心整理且标注详尽的来自国外的收藏，这些收藏到了他们手中，就如同古董奖章对于历史学家、数字对于数学家一样珍贵。诚然，有时一个昆虫爱好者会像其他人热衷于集邮一样，痴迷于自己的小虫子，而不会想得更深入！但即便如此，他这种单纯的爱好也有可能被一个具有综合思维、真正能读懂自然之书的人所利用。

无论如何，看到这些奇妙的小生物，这些华丽的鞘翅目昆虫，这些绚丽的蝴蝶，它们丝毫不逊色于最珍贵的宝石，人们不禁会发出赞叹：“主啊，你成就了许多……奇妙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昆虫类别中，比其他类别更明显的是，有相当多的昆虫是以送它们来的传教士的名字命名的。比如鞘翅目昆虫有：德戈丹虎甲（Cicindela Desgodinsii）、德拉维步甲（Carabus Delavayi）、大卫龙虱（Cychrus Davidi）、沙莱步甲（Nebria Chaslei）、拉热特粪金龟（Enoplotrupes Largeteani）、普罗沃斯特水叶甲（Donacia Provosti）等等；在蝴蝶中：贝氏绢粉蝶（Anthocharis Bieti）、泰氏阿曼蝶（Armandia Thaïdina）等等；在来自美洲的新物种中，我们也能看到：西波利斯卡西诺虫（Casnonia Sipolisii）、戈容角额虫（Sphænognathus Gaujoni）等等。

现在，让我们进入植物界。首先要说的是，我们拥有的关于中国植物群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近日（1888 年 1 月 7 日）刚刚完成，并在马松先生处出版，书名为《大卫植物志》（Plantæ Davidianæ）。

这部著作由法国国家出资印刷，共两卷，四开本，配有 45 幅精美的插图，对我植物标本集中的植物进行了合理而系统的列举，并对新物种进行了描述。

我们巴黎博物馆博学的植物学教授 E. 比罗先生，将这项耗时长久的工作交给了 A. 弗朗谢先生。

弗朗谢先生著有优秀的《卢瓦尔 - 谢尔省植物志》，因其关于日本植物的巨著而闻名。他根据我的笔记和我研究所得的标本完成了这部著作。

我在第一卷的前言中写道：

“我的植物标本集只包含了中国植物的一小部分。然而，由于我长期在北京传教，我认为可以说，我成功收集到了中华帝国北方以及邻近蒙古地区的大部分植物物种；而我在中华帝国中西部地区（长江中下游）收集的植物标本，只能看作是这些富饶省份植被的样本。

尽管如此，我欣慰地看到，法国和英国植物学家们在这些收藏中发现了不少或多或少有趣的新物种，这些新物种是对科学此前几乎仅从英国和俄国的研究中获取的成果的补充。

在此无法详细介绍这个广袤的中央帝国的植被情况。那些有机会翻阅由达普雷瓦尔先生绘制插图的《大卫植物志》的人，将能够轻松了解一些新物种：如川木通（Clematis Armandi）、淫羊藿（Epimedium Davidi）、血红小檗（Berberis Sanguinea）、费迪南忍冬（Lonicera Ferdinandi）、大卫冷杉（Abies Davidiana）等等。

但大川河的珙桐（Davidia involucrata）才是我最非凡的植物学发现（见下方），不仅作为一个物种、一个属，甚至作为一个科而言都是如此。这是一种相当高大的树，花序非常奇特。一位英国业余爱好者刚刚为引入这种树提供了一笔巨额奖金。”

在这篇前言的观察记录中，以及在其他几篇文章里，我提到了两件值得在此记录的事情：

1. 我们欧洲的植物在中华帝国东方所占比例极小：三叶草属在我们西方物种丰富，但在中国却完全没有；

同样，中华帝国那里没有石楠，也没有金雀花。相反，在中华帝国那里能找到一些物种，它们的同类只生长在美国的土地上：如红花七叶树属（Pavia）、梓树属（Catalpa）、紫葳属（Bignonia）、楤木属（Aralia）、荷包牡丹属（Dielytra），以及其他一些物种，它们在我们这里（自然状态下）仅以化石形式存在。

2. 中国北方以其干燥且规律的气候著称，冬季寒冷（与瑞典乌普萨拉的平均气温相当），夏季炎热（与非洲塞内加尔的平均气温相当），相对于中华帝国的中部、尤其是西部而言，这里的植被较为贫乏且种类较少。

我在中华帝国北方收集到的显花植物数量不超过 1500 种，而且我很怀疑后续的研究能大幅增加这个数字。

最后，我必须简要说说我在地理和地质方面所做的努力。除了在各处发表的几份报告以及我的第三次旅行记录外，博物馆的档案还大量出版了我第一次和第二次探险的相关记录。这些篇幅冗长的文字只是旅行日记，是为植物园的教授们和一些朋友而写的。在日记中，我每天都会记录下我认为从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和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值得关注的所有事情，这些记录涵盖了我在五年官方研究期间所穿越的广大地区。自然地，我还在其中融入了一些旅途中的事件经历，以及对各种不太专业主题的观察。

除了我在旅行过程中绘制的旅行路线图（这些图也由地理学会出版了，虽然缩小了尺寸但非常精确），我还一直努力尽可能详细地描述所穿越国家的地形特征，给出地质细节，测量有趣的海拔高度——为此，我有时甚至亲自攀登超过五千米（实际上没有五千米）的瓮山顶高山；

描述河流和山脉的走向及重要性；指出一些地理学家鲜为人知甚至完全陌生的城市和地区；提及一些工业、煤矿和金属矿；收集化石和矿物标本等等。所有这些，在更好的成果出现之前，都可供学者们使用，但可以想象，这些都花费了我不少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