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听取水利问题汇报时，曾十分感慨地说：“20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然是外行，也要抓。”

他所说的“水利”，毫无疑问就是新中国的水利事业，而“上天”即指以航天技术为代表，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尖端科技。

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其实周总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数十年中，跟科技界交往最密切的领导人，正是由于他在立国之初运筹、组织、管理着一支尖端科技队伍，亲自指挥了一场包括“两弹一星事业”在内、以科技兴国为目标的特殊战役，才奠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周恩来就密切关注着战争中武器的变化，比如德国法西斯用V-2导弹袭击英国，美国在1945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等等。

目光敏锐的周恩来发现，人类战争武器在经历了由冷兵器到常规武器的跨越后，又正在经历着由常规武器到核武器的演变过程。

他指出，这些新技术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将来对世界会造成严重威胁。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周恩来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示中央情报部门，拟出当时正在欧美攻读有关专业的留学生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名单，等待时机感召他们回国服务。

新中国刚成立，外汇极为紧张，周恩来却批准拨出一部分外汇，让科学家从国外采购一些核仪器、设备和图书回国。

同时，他连续派出数批留苏学生，要求他们把苏联制造原子弹、导弹的技术学到手。

后来，从欧美回国的一大批专家以及留苏学生，成了我国航天、航空、核技术和军工部门的领导骨干和技术权威。

比如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冲破美国当局的重重阻挠，毅然回国，成为我国的“导弹之父”。

抗美援朝前夕，周恩来指出：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特别是近20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目标……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和人民海军”，“人民陆军必须陆续加以强化”。

周恩来的远见卓识尤其表现在国防现代化上。在编制“二五”计划时，他主张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等尖端武器搞起来，其它常规武器可以少搞。

当时苏联是中国学习尖端技术的主要对象。1957年9月，聂荣臻元帅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尖端武器的生产和发展情况。

代表团访问前，先遣人员带回对方的要求：他们的火箭、原子设备必须是相当级别的官员或有相当军衔的人才能参观。

然而，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之一、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却没有军衔，也就意味着他没有参观的资格。

周恩来认为，如果钱学森不能去，那么参观学习的成果会大打折扣。因此他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他幽默地说，列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尚且高薪聘用，一个爱国的大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当中将呢？

代表团出访时，人们惊奇地发现，文质彬彬的钱学森佩戴中将肩章，成为当时的重大新闻。

钱学森到苏联后，顺利参加了尖端武器的观摩和研讨活动，获益匪浅。

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国际环境变得更为不利，形势逼人。周恩来发誓：“就是没有裤子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我们要搞尖端国防”。

1962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的研制工作。

他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的16字方针，作为尖端技术研究开发的指导思想。

他要求“先抓原子弹”，然后抓氢弹和战术导弹。因为战术导弹种类多，他指示先搞地空导弹，其它导弹“要为地空导弹让路”。

在周恩来主持下，尖端技术的研制显得主次分明、有条不紊。经过几年努力，中国便实现了在核武器和航天技术方面“零”的突破。

1964年至1970年，我国相继成功地爆炸和发射了原子弹、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如此神速的进步令世界震惊。

1988年10月，邓小平曾评价：“如果我们中国在六七十年代没有取得成功爆炸原子弹和氢弹，没有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那就根本称不上有重大影响的大国，也根本不可能取得当今这样的国际地位。”

如果说 “两弹一星”这场特殊战役的成功，首要贡献在于那些立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那么运筹、组织、管理这支尖端科技队伍的幕后大脑——周恩来总理，虽然是外行，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样可以说是立下了“不在禹下”之功。

参考资料：《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