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冬天，北风刮得人脸生疼，村里的老槐树被吹得嘎吱直响。

我拎着家里给我缝的军绿色包袱，踏上了村头的那辆长途汽车，跟大伙儿告别的时候，我妈眼里泛着泪光，但一句话也没说。

那年我刚满十九岁，正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家里穷，兄弟姐妹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参军是我唯一的机会。

部队的生活比我想象中还要苦。到了湖北荆门后，分到基建连，整天不是搬砖就是抬木头，手上磨的血泡，一天下来变成厚茧。

可我心里一直觉得，穿上这身军装，不管再苦再累，都是光荣的事。再加上我那几个好哥们陈明辉和李卫国，咱兄弟几个在一起，也不觉得难熬。

到了部队的第二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要全团开拔去南方，说是支援深圳的基础建设。

说实话，那时候听到“深圳”这个名字，我们几个连队的兵都有点懵，根本不知道这地方在哪儿。

指导员后来给我们开会，说这是国家大工程，叫我们都准备好打硬仗。

我和陈明辉、李卫国这几个哥们，背着行李坐上闷罐车，硬是颠簸了四天才到深圳。

说是深圳，那地方真是啥都没有，光秃秃一片荒地。一下车，就感觉到空气里黏糊糊的，蚊虫多得像开会似的往人身上扑。

连队安排我们在山脚下扎营，所谓的营地，其实就是竹子和茅草搭的工棚，炊事班用山里的泉水做饭，水里还漂着虫子呢。

晚上睡觉，经常会有蛇爬进被窝，搞得大家都不敢睡熟。

生活虽然苦，可活更苦。我们每天拉着小板车装土，修路、搬石头，把整个山头都给铲平了。

干活那会儿，我常跟陈明辉打趣：“咱这是给后人留点福地，搞不好以后这里就成大城市了。”

陈明辉擦着汗笑着说：“大城市？你小子真敢想，咱这儿顶多也就比俺村的集镇好点吧。”

可谁能想到，几十年后，这片地方真的成了高楼林立的大都市。

1983年，事情突然有了变化。这年九月，部队开大会，说咱们连改编成地方建筑公司了。听完这消息，底下全炸开了锅。

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脱军装了，还不如直接退伍回家。”

也有人嘀咕：“这公司能行吗？还不如趁早走人。”

我当时也蒙了，毕竟从小到大，家里人一直跟我灌输军人的荣光，现在说改成工人，我心里不是滋味。

陈明辉是第一个打定主意退伍的人。他家在县城，他爸是物资局的干部，写信给他说，只要他回来，就给他安排好工作。

陈明辉跟我说：“建华，咱不差这两年工钱，回去才是正道。你家要是有人帮忙，也赶紧撤。”

李卫国也动了心，他哥哥是乡长，回去肯定也能找到活儿干。两个人整天劝我：“建华，你这么老实，留在这儿能有啥好日子？赶紧退吧。”

可我哪有他们的条件？我们家在村里最穷的地方，地里的收成都不够糊口。我爸在信里写：“娃啊，当工人比种地强，不要回来受苦了。”

看到信的时候，我心里五味杂陈，说不上来是失望还是认命。我就这样跟陈明辉他们走上了不同的路。

十月那天，连队送退伍兵去火车站，陈明辉和李卫国拎着行李，笑得特别轻松。他们说：“建华，你留在这儿好好干，有机会回来看你。”

我心里难受得厉害，忍着眼泪跟他们挥了挥手。火车开走后，我一个人站在站台上，脑子里乱糟糟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只能留在深圳，做个工人。

陈明辉和李卫国他们退伍后，我感觉连队里一下子冷清了很多。以前下工回宿舍，哥几个总能一起拉呱，聊家乡的事，聊未来的打算。

现在，他们走了，只剩下我和几个留下来的兄弟，天天围着那些钢筋混凝土转悠。

说实话，那时候，我心里有点后悔，甚至偷偷想过，要是当初也能退伍回去，是不是比现在过得轻松点。

但日子还是得往前过。改成建筑公司后，连队成了一个项目部，工程任务更多了，天天都有干不完的活。

特别是深圳这地方，天热得跟蒸笼似的，干一天活，衣服全湿透了，身上还总被晒得掉皮。晚上累得趴床上就睡，可睡着睡着又被脚底的蚊子咬醒。

那会儿，我总对自己说：“建华，熬过这段时间，肯定能熬出头。”

其实，留下来的人也都有各自的想法。有些战友是真喜欢深圳这地方，觉得新城市充满了希望；也有的跟我一样，没地方可去，只能硬着头皮留下来。

改成公司后，虽然身份从兵变成了工人，但工资按月发，伙食也比以前稍微好点了。偶尔还听说哪个战友因为表现好，被提拔成了小队长，心里难免有点羡慕。

日子一天天过，我渐渐适应了工人的生活。白天干活，晚上和几个关系好的战友坐在工棚前抽烟聊天，偶尔还约着去山脚的小酒馆喝点散酒解解乏。

那时候，深圳的建设速度快得惊人，前两个月还是荒地，转眼间就能看到楼房的雏形。看着自己亲手建起来的东西，心里多少有点自豪，觉得自己的汗水没有白流。

可就在这种平静的日子里，1984年春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我刚干完一天的活，正蹲在工地旁边洗手，一个通信员跑过来喊我：“张建华，指导员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我听了有点纳闷，心想是不是工作没干好，犯了啥错。

走进指导员办公室，我发现还有两个战友也在。他们一脸好奇，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指导员看着我们，脸上带着笑：“今天叫你们来，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我们都愣住了，好消息？啥好消息？

指导员接着说：“最近，深圳公安局要招一批人补充队伍，他们找到了我们建筑公司，希望推荐几名表现优秀的同志加入。经过项目部的研究，我们决定推荐你们三个。这是个好机会，市里工作稳定，你们三个愿不愿意去？”

听完指导员的话，我差点没回过神来。去公安局？那可是国家干部啊！我从没想过自己还有机会脱下工装，穿上警服。

这时候，旁边的老李兴奋地说：“指导员，这机会好啊，我愿意去！”

另一个战友也点头说愿意。我心里一阵翻腾，可嘴上却犹豫着说：“我能不能考虑一下？”

指导员点点头：“可以，回去问问家里的意见，不急着现在答复我。”

回到宿舍，我拿出信纸，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父母。过了几天，信回来了。

父亲在信里写：“娃，既然这是好事，那就试试吧，男人得走出去闯闯。”

有了家里的支持，我的心踏实了。几天后，我郑重地向指导员表达了愿意加入公安局的想法。

不久之后，我们三个人被送到深圳市公安局接受培训，学习法律知识和执勤规范。虽然课程枯燥，但我学得特别认真，生怕落下什么重要的内容。

几个月后，培训结束，我被分配到了龙华分局，开始了人生的新篇章。那天，我穿上警服站在镜子前，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

回想起过去在工地上搬砖的日子，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我心里暗暗对自己说：“建华，好好干，千万别辜负这次机会。”

刚到公安局那会儿，日子过得紧张又充实。分局领导安排我去辖区的一个派出所，做基层的治安工作。

别看我之前在建筑公司干活累，可到了公安这行才知道啥叫忙。辖区人口复杂，外来打工的、小商贩、甚至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地痞”，几乎每天都有琐事需要处理。

我第一次跟着同事出警，是去调解一对租房起争执的夫妻，结果男的情绪激动，把桌上的热水壶都摔了。

场面一度很僵，我那时候心里发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还好所里的老干警经验丰富，三言两语就把事情平了。

说实话，一开始我真怀疑自己能不能干好这个活。建筑工地上干活是动手的力气活，可在派出所，脑子得快，嘴巴得巧，还得学会分辨人心。

这跟以前完全是两回事。领导看我新手上路，特意给我安排了个老民警带着我。那老同志姓周，四十多岁，经验老到，大家都叫他“周叔”。

周叔没啥文化，可脑子特别灵，办起事来滴水不漏。他常跟我说：“建华，干公安不是看你能不能打架，而是看你能不能用脑子解决问题。脑子比拳头管用。”

有一件事，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那年冬天，我们接到报警，说辖区里有人深夜偷电缆。

电缆丢了，对整个片区的工厂都影响很大。领导让我跟周叔连夜去查。我们走访了附近的工地和废品收购站，一连几个晚上没合眼，终于在一个废品站发现了被烧掉皮的电缆。

老板开始死不承认，后来周叔顺着他的漏洞一句句盘问，最后他才交代是一个外地来的小伙子偷的。

抓人的那天晚上，我们蹲守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把那个小伙子堵在了一个工棚里。他才二十出头，被抓时一直哭，说家里穷，来深圳打工没活干，才动了歪脑筋。

我看着他那样，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一方面，偷东西是错的，可另一方面，我也清楚他是被生活逼得没了路。

那一夜，我跟周叔一起把他带回所里，天快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份工作比我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慢慢摸出了点门道。领导也看到了我的进步，有时候还把一些稍微棘手的任务交给我。比如有一次，辖区里两户邻居因为一堵墙闹矛盾，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还差点动手。

我站在中间调解了几个小时，从他们的老家说到深圳的发展，硬是让两家人握了手，平息了这场风波。

事后，领导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建华，干得不错。”

在一次次处理这些大小事务的过程中，我的自信心一点点建立起来。

以前在工地搬砖的时候，我总觉得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可现在，看到自己能解决别人的问题，心里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

我开始明白，不管在哪个岗位，只要认真干下去，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我从一个初到深圳的毛头小子，变成了如今退休在家的老民警。每次回想起那段日子，我都感慨万千。

曾经的工棚早就被高楼大厦取代，深南大道上的荒草地，变成了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区。

那些年里，我和无数战友、同事一起，看着这座城市从一片荒凉走向现代化，而我，也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当初和陈明辉、李卫国一样回了家，我的生活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

可人生没有回头路，每一次选择都在塑造我们。

如今，我只希望自己能带着这些珍贵的回忆，好好安享晚年，守住那份来之不易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