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周,家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小时候没啥大志向,成绩一般,后来高中毕业就没继续念书,跟着爸妈在地里干活。
别说,这几年下来,种庄稼我还真干得顺手,种啥活啥,就是赚不了几个钱。
村里人说,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该成家了,我也不例外。父母忙前忙后,托媒人四处张罗。
可不知咋回事,总是这也不成那也不行,急得他们直叹气。
后来媒人李婶给我介绍了一个姑娘,说就在邻村,叫杨琼芳。我一听名字,心里就犯嘀咕:她会不会嫌我没出息啊?
不过李婶说她温柔又贤惠,我这心里顿时起了点盼头。想着试试吧,反正再难总比一个人孤零零过好。
那天,媒人李婶张罗着让我和杨琼芳见面,地方就选在她家。我心里有点激动又忐忑,特意换了件干净的蓝衬衫,还用水把头发抹得服服帖帖。
临出门前,老母亲嘱咐了好几句:“别胡说八道,看人家姑娘要稳重点儿!”
走到李婶家,我一进门就看到了杨琼芳。她穿着一件碎花上衣,扎着短马尾,脸蛋白白净净,一双眼睛亮得像水洗过一样。我心头一跳,心想,媒人没骗我,这姑娘确实好看。
李婶笑嘻嘻地端茶递瓜子,让我们两个单独聊聊。我起初有点紧张,可杨琼芳倒是大方,主动开了话头。
她问我家里都种些什么地,我就赶紧接上,说种小麦、玉米还有点果树。聊着聊着,我发现她说话带点俏皮,又不失稳重,我心里越发觉得这姑娘不错。
聊了一会儿,我索性直说了:“琼芳,我挺喜欢你的,你对我啥感觉?”
她脸一下子红了,低着头说:“我也觉得你不错。”
这话听得我差点笑出声,李婶在旁边早就眉开眼笑了。事情这么顺利,我心里顿时多了几分自信。
很快,我就按照礼数上门提了亲。琼芳家不算富裕,但她爸妈都挺热情,说只要我们俩合得来,他们就没意见。
定了亲以后,我时常往她家跑,帮着干农活,跟她一起下地收割。我们也会趁着空闲到村子边的小河溜达,有时候就坐在石头上聊未来的日子。
她说过,她想嫁个安稳踏实的人过日子,不想要太多的惊天动地,只求生活顺顺当当。那时的我听得心里一阵暖,我觉得自己就是她要找的那种人。
我们定下来了,想着过不了多久就结婚。
但人生有时候就爱捉弄人,平静的水面偏偏会掀起波澜。
大概是在一个暖和的春天,那天我照例去了她家,想着再和她聊聊婚礼的事儿。
可还没走到门口,我就远远看见她站在家门口,神色不对。她看到我,抿着嘴唇,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老周,我想和你聊聊。”她的声音低低的,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怎么回事。
走到院子里,她开门见山地说:“我不想结婚了。”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为啥?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
她摇了摇头:“不是你,是我。我想去外面看看,不想一辈子困在村里。”
说这话时,她的眼神里透着一股执拗,还有点渴望自由的光。我一时不知道该说啥,心里乱得像一锅粥。
我试着劝她:“琼芳,外面再好也不如家里踏实。你出去打工没关系,等你回来,我们再好好过日子。”
可她只是摇头:“你是个好人,但我不想拖累你。你会找到更适合你的姑娘的。”
这话让我有点恼火又有点伤感。我真不明白,明明前段时间她还对我满脸笑意,咋现在就成了这样?
可我不是个爱纠缠的人,她既然决意要走,我也不想死缠烂打。强扭的瓜不甜,我只能压下心头的苦涩,点了点头说:“行吧,那就退了吧。希望你能过得好。”
她走了,真的走了。听说她和村里的几个姐妹一起去了南方的大城市,过得怎么样,我不知道。
我也没去打听,因为我觉得这段感情结束了,就该彻底放下。
可说是这么说,我心里还是空落落的,有时候想起她的模样,还会有点遗憾。
只是生活还得继续,我把这些心事都藏在心底,日子照样过得忙忙碌碌。
从和杨琼芳退婚后,我的生活回到了原点。日子依旧平平淡淡,我也没再去打听她的消息。
没多久,媒人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姑娘,她叫翠萍,邻村的,长相一般,但性格特别温柔。我们很快定了亲,接着办了婚礼。
结婚后,翠萍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家里虽然清贫,但也过得安稳。
我觉得自己算是找到了一个好妻子,她勤劳朴实,从不抱怨辛苦,还给我生了个儿子。小家伙长得白白胖胖,我打心眼里高兴。
可生活哪有不操心的?2000年,我父亲生了一场重病,家里东拼西凑,花了不少钱。病刚好,我们又背了一身债。
眼看孩子渐渐大了,以后开销更大,翠萍对我说:“要不你出去打工吧,村里种地赚不到钱,外面机会多。”
那时候“出去打工”在农村是热门话题,邻里乡亲有不少人已经去了外地,说在大城市能挣到比种地多几倍的钱。
我琢磨了几天,终于点头答应了。我找到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阿强,他在广州一个工厂干活,他说可以帮我安排工作。
临走那天,翠萍红着眼送我到村口,抱着儿子一再叮嘱:“外面再苦再累都别硬撑,熬不下去就回来。”
我心里酸得不行,咬着牙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背着行李,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到了广州,阿强带我去了一家电器厂。工厂就在城中村附近,宿舍条件不算好,八个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睡的是上下铺,空气闷得像个大蒸笼。
但没办法,日子总得过下去。厂里的活儿不轻松,从早干到晚,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可一想到年底能多攒点钱给家里,我就忍了。
有时候晚上下班,躺在床上听着旁边的打呼声,我会特别想家。
脑子里全是翠萍和孩子的影子,想着他们在家是不是也这么辛苦。可再怎么想,我也知道,想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得撑下去。
阿强是个热心人,周末带我到街上熟悉环境。城中村街道狭窄,到处是小吃摊、杂货店,还有那些五光十色的招牌和旋转灯。
白天人来人往,晚上灯火通明,像个从不睡觉的小社会。
有一天,我们路过一家发廊,阿强提议进去洗个头。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老觉得这种地方花里胡哨,不适合老实人去,但拗不过他,就跟着进去了。
发廊里两个小妹迎了上来,其中一个负责给我洗头。她穿着紧身的衣服,浓妆艳抹,声音却有点生硬。
她一边给我洗头,一边问我:“大哥,你是刚来广州的吗?”
听她的口音,我突然觉得有点熟悉。再仔细看,这姑娘嘴角那颗痣,让我心里一震——她是杨琼芳!
我强忍着激动,试探着问了一句:“你是琼芳吧?”
她愣了一下,随后赶紧摇头:“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什么琼芳。”
她不承认,我也不好再问下去,但我几乎可以肯定,她就是杨琼芳,那个五年前和我退了婚的姑娘。
只是,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些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回去的路上,我满脑子都是她的样子。那个穿着碎花上衣、站在村头和我告别的杨琼芳,怎么就变成了发廊里一个涂着浓妆的小妹?
我心里堵得慌,但我知道,我们的路已经分开了,再多的念头也没意义。
几天后,我在街上又碰到了她。这次她穿得花枝招展,挎着一个小包,身边跟着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
那个男人搂着她的肩,两人有说有笑地走到一辆小车旁,车门一关,扬长而去。
她从车里看了我一眼,那目光陌生得让我心里一阵发凉。我站在路边,看着车尾灯消失,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想想五年前,她还说不甘心过平淡的生活,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现在她的确去了,可她得到的是什么呢?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那家发廊没过多久也关了门,她像一阵风一样,悄无声息地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
从那天在街上看到杨琼芳和那个中年男人后,我心里一直很不舒服,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一样。说不上是难过还是惋惜,总之就是堵得慌。
本来我已经决定不再去打听她的事,可有时候命运就爱开玩笑,让你想避都避不开。
一次工厂放假,我一个人闲着没事,去附近的小摊吃碗米粉。正低头吃着,忽然听见旁边几个人聊起了发廊和“某某姑娘”,他们说得挺随意,可越听越让我心惊。
他们提到的那些事儿,说白了就是发廊里有些姑娘不只是剪头发、洗头那么简单。
我猛地想起杨琼芳的样子,那一刻,心里像被扎了一刀。那是我曾经想共度一生的人啊,怎么会变成了现在这样?
越想越难受,我索性跑回了宿舍,可无论怎么劝自己“这事跟我无关”,心里还是五味杂陈。
到了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袋里全是过去的事——我们定亲时的笑脸、一起走村头小路的背影,还有她说“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的眼神。
我觉得自己必须弄明白,不然这股郁闷劲儿根本没法消。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了她曾经工作的发廊。可惜发廊已经关了,老板换了人,什么线索也没有。
就在我准备彻底放弃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响起:“老周,是你吗?”
我转过头,杨琼芳站在不远处,穿着简单的牛仔裤和白T恤,脸上的浓妆褪去了一半。
看上去,她整个人比之前清爽了些,但眼神里依然带着一丝防备。我们对视了一会儿,谁也没先开口,空气里全是尴尬。
最后,还是她打破了沉默:“你找我有事吗?”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你还好吗?”
她苦笑了一下:“还好吧,就是这样了。人活着,不都一样吗?”
她说得很轻松,可我总觉得她话里藏着很多无奈。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低声问了一句:“当年你说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现在……现在觉得值吗?”
她愣了一下,眼睛一下子红了,却倔强地笑了笑:“值不值,只有自己知道。至少我看到了不一样的生活,不是你们能想象的。”
她顿了顿,又说:“不过有时候也会想,如果当初没走,会不会更好点?”
听到这话,我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是该替她惋惜,还是觉得释然。
和杨琼芳那天聊完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她后来去了哪里,过得怎么样,我没去打听。毕竟,她的路和我的路早就分开了。
回到工厂的日子依旧忙碌,但我心里像是放下了一块石头。
我终于明白了,人这一生,选择了什么样的路,就得承担什么样的结果。她有她的自由,而我有我的责任。
我现在挺满足的,家里有爱我的妻子和懂事的孩子,虽然日子过得辛苦,但我心里踏实。
我时常告诉自己,人生就是这样,每个人的冷暖都得自己尝,谁也替不了谁。
想到这儿,我叹了口气,看着天边微微泛白的晨光,心里有了几分坦然。
或许,每个人都得学会珍惜眼前人,脚踏实地过好自己的日子。